万历十二年(1584年)以后,明神宗朱翊钧终于摆脱了张居正和冯保在政治上对他的威势,一切留在心中的昔日暗影统统被抹去了。自从,他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他要施展自己的权力,要堂堂正正地亲政了。
照理说,曾经有过抱负的朱翊钧应该坚持张居正的改革,使十年来取得的成果继续发扬下去,中兴大明,建功立业。然而亲政以后,朱翊钧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几乎被全部废除,那些对皇上、对体制有制约因素作用的规章制度,尽行罢弃,曾被革除的冗官得以恢复。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如果说仅仅是在观念上的不同而废除张居正的改革,这倒也没什么,只要朱翊钧肯发奋图强,国家应该也能治理好。而亲政以后,朱翊钧沉溺于酒色,后宫已有美女数千计,但他还觉得不够,让太监为他从民间搜求美女,以供他享乐。日夜纵酒,沉溺美色,而且动则大醉,醉后必怒,怒则打人,宫女,内侍稍有不留意,便遭责打,重的常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在宫中常常以掷银叶为戏,其贪婪秉赋随着年龄的成长,也在与日俱增。
玩物丧志使得神宗朱翊钧的生活开始堕落,儿时的母后的严教下的寒窗苦读,雄心壮志,已荡然无存了。他每日处理政务,批改奏章感到厌倦,常常见到奏章留下不处理,及所谓的“留中”,时间长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朱翊钧又将日讲、经筵和早朝野一概停止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阁臣们有事,却长时间无法面奏,便上疏央求神宗,哪怕每个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可神宗读罢觉得好笑,天下是朕之天下,我都不着急,尔等何故着急。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京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面,看到皇上的懒散荒怠,甚是不安,于是写了一份上疏,题为《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天辜等劣迹,希望皇上能幡然醒悟。神宗看到上疏,勃然大怒,一定要治雒于仁的死罪,后经首辅申时行的劝阻,还是不要张扬的好,否则恐怕招致众议,令其归家为民。
神宗自知理亏,也只好作此处理了。从此以后,神宗索性把不理朝政公开化,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不再临朝,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才有幸得瞻仰天颜。作为一个皇帝,二十五年不临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中是仅见的。神宗不理朝政,造成了整个国家机器处在瘫痪之中,许多军政大事得不到处理。政府部门的官缺得不到及时补充,正常的运作难以维持,者成为了当时大明王朝的一大问题。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上疏神宗,恳请皇帝体察国家多事之秋,必须因政设官的苦衷,准予吏部办理补缺,神宗对此不予理睬。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官员短缺的问题十分严重了,两京尚书缺三人,侍郎、科道缺九十四人,巡抚缺三人,布政使、按察使及监司机构缺六十六人,全国有二十五个府缺知府。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大学士沈鲤鱼和朱赓上疏,请求补六部大员,神宗对此奏疏十分反感,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空无一人,参与上疏的朱赓任职三年,未见过神宗一面,而且有近一年的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部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无正官,六科只有数人,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千人,待命在京城无人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二月,有数百人围聚在长安门外,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路过此地便上前询问,原来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之则曰:“司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得不到判决,关在狱中干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方、吴二人受犯人家属之托上书神宗,希望赶快结案,是杀死赦来个痛快。神宗依然是将此疏留中,不作处理。人云,明之亡自万历始,由是观之,当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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