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被唤醒的历史记忆 | 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周二晚20点19分，我们又如约见面啦！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刘青峰老师在7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新编版）》已再版上市，目前在各大书店和电商平台有售。本书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最为珍视的一部作品。此次再版，刘青峰老师特意写作了两万言自序，并精选大量读者来信，生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年轻人的精神追求。

《公开的情书》最早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行的。1972年春天《公开的情书》成稿，抄在32开本红塑料皮封套的笔记本上，此后它便以“小红书”之名的手抄本流传。手抄本的流行时期大约在1970年到1976年，据统计，当时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有名的起码有二三十种，《公开的情书》就是其中之一。

本书以书信为体裁，与同是书信体的爱情主题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不同的是，书中的主人公们并未向维特一般，以个人的死亡结束个人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冲突，而是通过四个天南地北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半年间的数十封往来书信，展现他们不媚俗、不颓废，坚持独立思考，在动荡的环境中追寻真、善、美，让人深切感受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青年人历经迷惘、痛苦后的自觉与奋进。

正如一位读者来信所说：“但冲破黑暗，哪里是光明？我们寻求精神解放，从窒息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但解放到哪里去呢？”《公开的情书》所要做的正是破除那个时代思想彷徨的迷雾，引领一代人的思想突围。在这里，爱国及追求民族富强的理想已经与现实生活中派系之争摘开了关系。书中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的青年典型，以他们在大动荡的时代面前所选择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告诉读者，祖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双体实验室今天推送文章摘选自书中序言。如今，四十年前的一代青年已经老去，但那个年代散发出的青春理想与人性光芒，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有褪色，《公开的情书》所表达的精神也仍然有其价值。

《公开的情书（新编版）》序言（节选）
文/刘青峰

被唤醒的历史记忆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本序言以下简称《情书》）成稿于1972年春天，至今已过去四十五年。半个世纪用历史尺度来看很短暂，对于个人来说却很漫长，长到足以忘记一些不应该忘记的人和事。为什么想到做这个新编？是由2016年7月收到老友一包快递而引发的。

包裹里装着《情书》残缺不全的油印本，落款为1978年12月，纸张发黄变脆，可以说，这是《十月》1980年第1期首刊这篇小说之前，《情书》作为非正式出版物流传的物证。

手捧油印本，先看序言。序言写得真好，散发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但写序的“山友”是何人？很可能就是五年前病故的老友李三友吧？今天，再也不能找他核实。再看最后只有大半页的小跋。有段文字透露出作者不希望读者追究自己的身世，也许是针对手抄本传阅后有人把小说人物与真人对照而言。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只有一句话：“那些年月还有什么好提的呢？”最后一句是：“未来永远属于青年！”好像那时我们已告别青年时代。我完全忘记写过这个小跋了。

《情书》油印本跋

掩卷追忆，是由谁主持、哪些朋友参与，用哪里的打字机和油印机做出这份油印本的呢？完全记不起来了。我追问多位亲友，回答都是：真的记不起来了。毕竟，快四十年了，记忆早已斑驳脱落。记忆被唤醒却又难以复原，所谓事过境迁，历史的真实过程就这样被埋没了。

2016年11月初的一天，观涛在杭州上完中国美术学院大课，我们与十来位学生到“西湖春天”餐厅吃晚饭，一位年轻女博士拿出她从网上淘来的《情书》单行本送我。我问同桌的“80后”“90后”年轻人：“看过这本小书吗？”有几位说看过。“看得进去吗？”一位从事IT的年轻朋友说：“刚看过，很感动，很有意思呢。”另一位问：“为什么不再版？”我随口答道：“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观涛素来健康少病，11月底到12月间因突如其来的高烧住进医院。他感慨：正在做、想做的事还不少，身体垮下来怎么办？现在是否应该听朋友劝告，写写回忆录了？他常把自己比作一支射向茫茫黑夜的箭，掉在哪里无所谓。如果不是生病，我们一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为此，我快速浏览封存在电脑中的1989年以前通信的扫描件。不看则罢，一看整夜失眠。

1980年《情书》读者的一封封来信，诉说着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苦闷和追求。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女士的多封来信，平静叙述《兴盛与危机》出版屡屡受挫和她的执着力争。商务印书馆高崧先生来信告诉我们，史枚先生在编《历史的沉思》后如何受到压力，抑郁而逝。上海人民出版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在1989年7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为争取出版《新十日谈》，他在烈日下步行七小时。90年代初，高先生、马先生已相继病逝……

分开来看，每一封信似乎都很平淡、平常；集中在一起看，所涉人和事是如此鲜活、生动，不经意地透露着80年代充斥整个社会的开放气氛和活泼向上精神。三十多年后再看那个已逝去的年代，就如同坐在飞机上俯瞰阳光下的蓝色大海。如果说当年那些著名事件、社团和代表人物，好像海面上一排排耀眼的白色浪花，那么，当年写信的这些人，就如同那深埋波浪之下、难以被看到的推波助澜的洋流。

他们的所思所为，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官员的思想转变。这种共同意志汇聚起来，成为推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巨变的决定性动力。然而，这生动的历史现场却如庞贝城那样被掩埋了。

尘封的记忆一旦被唤醒，便如同坐上时光机器回到从前，往事不可抗拒地如排浪滚滚而来，几乎把我们吞没。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回到过去的感觉并不好受。当年与我们通信的人，特别是《情书》的读者，早已失去联系。但在此刻，我却想知道：在他们也活到差不多退休年纪时，是如何看待自己过去四十年的经历的？

多位年长或同辈的朋友去世了，令人感念不已。特别是我们熟悉的朋友，有的作为《情书》人物原型，在小说中音容宛在，却已去世多年。故人往事，埋在我们内心深处。观涛和我作为亲历者，没有理由忘记这些人和事。2017年春节前后，我们决定重编《情书》，这或许可以作为恢复历史记忆的一种尝试。

告别文学创作后，我和观涛在学术上的合作主要是从事中国历史和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现在，我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写作的《情书》做新编、写序言，不免会想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撇开20世纪80年代属于我们的十年，及之后漂泊港台二十多年的沧桑，回到1972年，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它说了些什么？想说或能说什么？爱情观的转变，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小说是以手抄本流传？

对于没有那个时代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恐怕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小说在1980年《十月》第1期发表时，我是中国科学院某刊物的一名普通编辑，突然收到大批陌生年轻读者的来信，他们坦诚地告诉我，自己和周围的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读它、议论它。这些信件打动了我，我给许多读者回信、寄刊，还与其中几位保持了一两年通信。现在，这批信件已成为分析那个转折时期年轻人思想情感难得的一手史料。

图为《情书》最早成稿时的照片，这本书一开始是冒充译作来流传的

黄河边上期待春天：告别文学，走向思想文化探索1972年春天《情书》成稿，抄在32开红塑料皮封套的笔记本上，此后它便以“小红书”之名的手抄本流传。除了第一位抄写者——妹妹刘进外，我并不了解其后的流传过程。1972年前后，虽然还写过几个不曾发表的短篇小说，但对我来讲，那是相当私人化的事情，并没有把写《情书》和这些习作当作自己的事业，也不认为自己与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

1973年、1974年，我由贵州清镇中学、观涛从杭州塑料厂先后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和化学系任教。在郑州大学任教的四五年，是我和观涛从事80年代民间文化运动之前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正是在这里，我们完成了初步而必要的知识准备并写出论文大纲。

那时，我们还不到三十岁，但就个人经历而言，我们认为自己不再是青年。我们在郑大红十楼二楼走廊尽头一间房子安了家，并相继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红十楼对面的平房是一个大食堂，有桌无凳，我们学会了端着饭盆蹲地吃饭，也常常端碗串门儿与朋友边吃边聊。

最难忘春天的校园，3月，果园里苹果树枝头繁花似锦；5月，金水河河埂土坡上石榴树挂满艳红小花。每学期都有开门办学，我们分别带工农兵学员或坐火车，或乘长途汽车，往返于红十楼和工厂农村之间。郑州地处黄河南岸，每当坐火车跨越黄河，总免不了眺望感怀。河面时宽时窄，河水貌似平稳顺流，只有那两岸无限延伸的宽广河滩在提醒人们，黄河一旦泛滥将会多么放纵地流淌。

我曾带学生到三门峡，目睹声闻黄河之狂野，恰如抗战歌曲所唱“黄河在咆哮”。也曾带学生到林县，身处太行黎明之境：随着朝阳从将升未升到斜照，巍峨起伏的山峦从森然之黑被照成半透明的青蓝，很快金顶闪光，再染成一片柔和的金红，太行日出之壮丽绚烂的变幻，令我震撼不已。现在，完全不记得郑大生活之清苦，记住了校园里的苹果树、石榴花。阔别多年，前年夏天我们重访郑大校园，满眼陌生建筑物，红十楼和果园已拆，河埂土坡砌成水泥，再也找不回当年记忆。

在郑大除教学、研究之外，我们还有另一面与现实政治相隔离的交友、读书、写作的隐秘生活。利用郑州交通之便，南来北往的朋友常常顺路下车来郑大造访我们。在红十楼小房间里，朋友或坐床，或坐凳，或坐小马扎，一人一碗面条，一杯清水，开怀畅谈，谈正在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也谈未来可能之变。夜深了，带朋友去郑大简陋的招待所，不用登记，见有空床，他们拉开被子便可以睡上一觉。对那些从来不洗、闪着乌黑油光的被子，我至今印象很深。

金观涛为油印本《情书》绘制的封面

那时，写作更不能公开，每逢寒暑假离校，我们把手稿塞进一个帆布旅行袋，交给在河南农村有家的北大同学保管，免去这些私下写作被他人发现而惹上麻烦。手稿中，除了信件、读书笔记、写作提纲和文稿外，也有未完成的文学作品，这就是1975年写的电影诗《太阳岛的传说》。

1975年2月辽宁海城发生大地震，政府预告北方地区还将发生强震。国家正处在变革前夜，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忧虑。这种气氛诱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正如后来观涛提到，“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很多地方都处于一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之中。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将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预感。观涛和我就选择了以一个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地震预报站为背景写了一部长诗”。

《太阳岛的传说》以与世隔绝的复活节孤岛为背景，讲留守岛上地震观测站的老站长、地震研究者吕品和他更年轻的妻子白宁三个人的故事。在这个自然和仪器不分、耸立着灭绝文明遗留物的小岛上，三人之间几乎不讲话。坚信科学和启蒙精神的吕品发现即使自己浑身是嘴，也无法劝说年轻的妻子不被岛上的巨大石像所迷惑。然而当白宁惊愕地发现，老站长居然有着石像一样的微笑，便立即决定带上刚出生的孩子离开太阳岛。

主要情节是种种观测迹象都预示将有大地震发生，但就在预测的那个时间点，不知地球用何种方式释放了巨大能量，大地震并没有发生。如果说《情书》是带有自传式的心灵记录，那么《太阳岛的传说》则具有某种预言性质。

1975年暑假期间，河南板桥等水库在短时间中相继决坝，洪水一泻千里，豫中南顿时变为泽国。暑假后，当我们和郑大师生一起参加烙大饼赈灾时，北大同学拎着旅行袋来找我们，他轻描淡写地说：“幸好，旅行袋放在米缸里，没事儿。”我们这才知道手稿躲过了洪水一劫。

大约在1976年早春写完《太阳岛的传说》，老友又为它画了十几幅水彩插图，我在16开练习本上抄下全诗并贴上这些图画。1975年预报大地震一年多后，1976年盛夏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刚入秋，毛泽东去世。多少人暗中猜测：是否会发生政治动荡？我们也做好应对动乱的准备。出乎大多数人预料，“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全民上街欢庆。

一位看过《太阳岛的传说》的朋友笑着说：“大妙！这是一首政治预言诗。”1987年，作品在《走向未来》杂志第2期上发表，远没有引起如《情书》那样的社会关注，但我们心中更看重它。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心中那不可言说的巨大伤创，以及在封闭环境中我们对科学、文明和未来精神世界的想象。

完成《大阳岛的传说》后，我们还打算写电影剧本《郑和下西洋》。为什么要写郑和？其实，这也是《情书》中心思想的延续。《情书》中老久致真真的信中说：“当生活的图画被各种原因无情地玷污的时候，在这十分沉闷、令人绝望的时候，伟大的时代把自己的豪情赋予另一些人，赋予在顽强的探索中追求祖国光明的未来、追求民族富强的人。”在这里，爱国及追求民族富强的理想已经与现实生活中派别斗争摘开了关系。一位读者很准确地评论说，《情书》这篇“作品中一个最值得称道的倾向——超脱党派的爱国主义”（天津市，1981年10月9日）。

我们试图写郑和题材电影剧本，正是想表达这一代理想主义者对民族复兴的追求，想表现历史上中国人，如明初郑和也曾带领两万多人的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也曾有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雄心。我搜集材料，包括古代航海图，还写出一些散句和“蒲公英花开”歌词。可惜，未能完稿。

之所以没有完成这个作品，主要是受到一些深层问题的困扰。我们知道，要打破封闭，不但需要自学科技新知，还应该正视本民族历史，历史上，汉唐帝国是多么开放。“文化大革命”的体验使我们——如《情书》表达的——在走出道德乌托邦之后把理想主义对象转移到民族复兴上。

《太阳岛的传说》手稿

而《太阳岛的传说》中描写白宁被古代巨大石像所迷惑，走不出历史的阴影，表现出民族历史文化可能是我们难以甩掉摆脱的包袱。到我们写《郑和下西洋》时，本来想要表现中国人曾经对开放的追求，但历史资料又告诉我们，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扬国威和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当时我们已开始探索中国走不出历史上崩溃—重建循环的原因。只有在转入思想史研究后我们才了解到，如果没有深入思考民族认同与现代价值的关系，就不可能用更高的价值理念来驾驭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发生如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

《郑和下西洋》没有写下去，也和外部条件变化有关。“四人帮”倒台后，我们感到很多过去想做而未能做的事情可以做了。1977年冬，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召开，观涛出席了大会中的自然辩证法规划会，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这个会议决定由中科院创办《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78年春，观涛和我正式调入北京，出任该刊编辑。此后，平静的校园生活一去不复返，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我们的生活也翻开新的一页。

就在1980年《十月》第1期刊出《情书》的同时，《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在这一年的第1、第2期连载了观涛和我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长篇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的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但为什么不能摆脱传统的桎梏？

如前所说，也就是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我们开始反思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性，引进控制论方法，写下研究提纲。在郑州大学工作期间，我们曾与朋友讨论这些观点。1980年这篇论文刊出后立即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十分有意思的是，《情书》读者同时也在关注这篇论文，有位读者在信中说自己“深深地被你们在《十月》上那篇东西所打动”，看了《贵州师范学院学报》文章，又对作者将现代科学的方法引进大历史研究表示赞叹。（上海市，1980年5月3日）

《公开的情书》颂扬个人自主性和精神解放，《太阳岛的传说》贯穿着科学精神和人文追求，对我们来说，与这两部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作品之精神相衔接的，是实际参与到80年代的开放和思想解放大潮中。

80年代是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的十年。我们生逢其时，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年华，有幸成为民间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从此，我完全告别了文学。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并滞留长期工作后，转入办刊和学术研究，至今，又过去近三十年了。

如果是平时偶然翻看这两部青年时代的作品，一开始会感到对它们很陌生，似乎不是自己的作品，也不想提起。但只要读进去，又可以感到自己与作品的精神息息相通，这种精神早已如血液般灌注于我们身体中，支撑着我们从事文化事业和学术探索。所以，当去年我收到残缺的《公开的情书》油印本，企图追忆当时的人和事时，就想到应该写这样一篇东西，对逝去的朋友和时代，也是对当年的读者和自己有个交代。

《公开的情书（新编版）》目录

本文一开始提到《情书》1978年油印本小跋的最后一句是“未来永远属于青年”，当时写这句话有一种不堪回首、急于前行的心态。今天，当我们再说一次这句话时，感慨与那时就很不一样了。1978年，中国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天，民族振兴似乎已实现了，但又总觉得至少在表面看来，许多中国人还缺乏当年那种开放、自由的精神。

炫富、耀武扬威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都不足取，更何况中华民族经过了20世纪漫长革命的洗礼，中国文化通过第二次融合将进入更高的阶段。记得1988年观涛在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时，曾这样回答：一个现代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热爱的最高表现是大无畏地研究她、批评她。

我们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民族认同是生命的一部分，热爱并不在于用词不达意的夸张语句来表达。如果说，写于1972年的《公开的情书》是倡导用新的民族精神代替道德乌托邦，呼唤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个人盲从走向精神独立自主，那么，在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有其价值。

在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与世界不可分割的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我们更需要再一次认真地研究和思考她走过的历史道路，需要思考如何实现与这种经济体量相匹配的文化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一方面有着健康的民族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同时接受并自觉遵守由现代文明衍生出的政治制度，并以此来规范个人的公共行为，与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共处于“地球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20世纪民族主义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悲剧重演。

在历史中永生，这是中国人超越死亡之终极关怀的隐结构。在当今中国，人们常常感慨道德的沦丧，生命的终极意义将在何处安放？我们这一代人探索者的命运也许是悲剧性的，他们既没有20世纪80年代开放后到国外留学、获得国际承认的机会，也没有被自己国家的大众所接受，其中很多人已背负着社会的误解和鄙视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我要指出的是：他们从未害怕孤独，也敢于直面死亡。即使是流亡异乡，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们仍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给了他们力量、勇气并力图去改造的中国文化。虽然他们已进入老年，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为这个民族做些什么，但仍在喃喃自语：“水呵！你何时才流？雷呵！你何时才响？”

这是一些残存的不死的理想主义者，仅仅是民族主义或虚无主义都不可能给予这些孤立的个人以这种力量。因为他们不仅是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者，还是在为中国文化寻找新道路的探索者。

2017 年9 月初稿

2019 年3 月定稿

《公开的情书》（新编版）已上市，欢迎大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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