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

散养出的诺贝尔奖。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John B. Goodenough，M. Stanley Whittingham 和日本的吉野彰（Akira Yoshino），以表彰他们在研究锂离子电池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名单；图源：新华社）

吉野彰毕业于京都大学，而去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医学奖得主本庶佑也毕业于京都大学，算下来，京都大学已经产生了9位获奖者，是日本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最多的院校，其次是有5位获奖者的东京大学，而京都大学的科研经费仅为东京大学的2/3。

自由轻松的京都大学

1897年设立、以“自由豁达”为校训的京都大学，原本就是为了专注于纯学术领域的自由探索而选址在远离权力中心东京之外的京都的。在自由的氛围下，京大一直有许多自由到出奇的逸事。

比如1960年代以前，知名的经济学教授懒得回学校上课，经常召集学生在京都祇园的青楼里研习《资本论》。1991-96年笔者在京大本部读研，我记忆中教授经常是上课打盹下课到了居酒屋三杯清酒下肚后才开始精彩讲评，对经济学的学习和对学术江湖各个流派恩怨的了解，我们其实是在居酒屋里接受到的。

长期在京都大学任教的本庶佑教授就认为，没有教务督导，教授不拘一格自由地教学和科研，科研极少有课题和结项的压力和时间限制，这是自己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笔者就读的1990年代，当时的京都大学是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地方。进入校园，几乎天天有左翼学生团体在校园搞活动，他们头顶钢盔手持标语，时而抗议学校当局，时而批判日本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因为校园自治警察没有校方允许不能进校园，所以经常有警察机动队在校门口和学生对峙。除此之外，其他团体也在校园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奥姆真理教。

各种思潮各种诉求只要不影响学生正常上课，不冲击影响基本的社会和校园秩序，都被允许存在，校园充满激情又井然有序。日后京都大学井喷出诺贝尔奖成果，基础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

在2004年大学教改以前，日本大学的教员一经录用全是终身雇佣，国立大学的教学工作相对轻松，教员更多的时间是用在自己喜欢的科研上，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申请基盘研究经费的长期资助，这是一种“研究者基于内在动机的课题研究”。

由于不必急于出成果，可以动辄十年二十年持续对同一课题进行研究，日本几个诺奖得主的获奖成果几乎都是这个阶段的研究。

这些制度安排使得“青椒”学者有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研究环境，不必疲于奔命地应付课题申报和短期课题结项，也就容易出成果。

散养的研讨班制度

那么这种宽松和自由的科研环境又是如何保障和激励科研动力和培养研究能力的呢？

实际上日本大学从本科时代就开始通过学术训练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学习的兴趣，这种训练体现在大学教学体系的安排上，那就是理工科的讲座制度和文科的研讨班（seminar）制度。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设计有两个流派：东京大学实行以培养官僚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京都大学则采用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德国洪堡教育模式，后一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研讨班（seminar）制度，后来普及到全日本的大学。

大学生低年级课程加入美国的博雅（liberalarts）教育内容，专业课则实行教授带研习班的学习制度，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

本科生在3年级之后自主选择教授，进入专业学习阶段，理工科叫讲座，文科称研讨班。由于日本大学没有辅导员，带班教授需要身兼教学、生活、就业指导等多项职责，当然，指导教学和科研是主要的，内容方法则完全自主。

记得当年我的教授告诫我们，这种制度在京大基本上是属于放羊式的散养，好的学生能跟上教授的研究，跟不上的学生就只能自求多福。学习期间很少进行闭卷考试，以期末写一些学习报告为主。有的学生在同一个时间段登记了不同的科目，基本没上课，但最后还都能拿到学分。也有一些学生跟不上进度，所以京都大学的留级率是日本最高的。

在来京都大学之前，笔者从国内大学插班到日本福井大学读本科，最感到不同也是最开心的就是——期末考试极少，多是写研究报告的科目。报告可自由发挥，留有大量时间让学生阅读各种书籍，许多科目读得轻松又饶有兴趣。

最近中国正在考虑对大学生加负，增加课业和作业，避免他们有太多空闲时间沉溺于电玩，实际上更应该想办法设置能够引导学生参与研究和参与讨论的这种研习班，开拓视野，引导他们对学术课题或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兴趣，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探求心和阅读习惯。

文科的研习班制度虽然有种旧徒弟制的封闭性，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知识的传承上是一种有效的特色训练。理科的讲座则各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同一大学同一专业，不同讲座也是百家争鸣，互相竞争。

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好处是：学生在本科阶段有2、3年跟随同一个教授、同一批同学或师兄弟一起学习，如果再上研究生阶段的话，加起来对某一个专业课题就有5年以上的追踪和研究时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已经有相当的积累。而团队内部的互相竞争互相帮助，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

比如京都大学几个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教授，年轻时就同在一个研究室前后辈合作过。医学奖的两个获奖者更是经常在一起交流。

除了理工科的诺贝尔奖得主之外，京都大学的文科也涌现出不少大师级人物，佛学敦煌研究方面前后产生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吉川中夫等一大批对世界汉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权威人物。

在经济学领域，从战前的河上肇，松井清到战后的森嶋通夫，以及后来加入京大的青木昌彦，这一大批自由派学者在注重日本社会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把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到巅峰，对战后日本的均富理念、劳资和谐、福利社会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一直有诺奖情结，每年颁奖时节媒体都在探讨何时会有下一个中国人获奖。而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基础研究的投入、保障研究人员的自由和稳定等方面就需要早做规划，避免研究人员待遇不如一般企业人员、身份不稳定、对项目干预过多等现象的发生。

（作者洪诗鸿为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在京都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失去的20年？ 日本经济没你想的那么差 化解贸易摩擦，日本是怎么做的？ 被神话的日本工匠精神 日本“百年企业”可能只是豆腐店，日企真正的优势原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