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办到主办：我国国际科技会议的飞跃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70年来我国国际科技会议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是从申办到主办，从被动到主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为我国科技业和会议产业的发展构建了最好的交流和发展平台。

从1949年到1976年， 为了举办第一次国际科技会议修建科学会堂

70年来我国国际科技会议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近三十年中，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孤立政策，限制我国与外部世界接触，我国在许多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得不到承认，因此我国科技人员根本无法走出国门参加国际科技会议。在我国举办国际科技会议更是困难重重。直到1964年8月才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国际科技会议“北京科学研讨会”。来自亚、非、拉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名科学家与会。为了举办这个会议还专门在北京友谊宾馆修建了科学会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国停止了包括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等许多国际交流活动。

从1978年到1989年，我国的国际会议也是率先国际科技会议发展起来

直到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国际科技会议的发展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百废俱兴，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国家几十年，此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给我国国际科技会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所以我国的国际会议也是率先从国际科技会议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和国务院为发展我国的国际科技会议提供政策的支持，如1984年财政部联合中国科协发文，为国内代表参加在华举办国际会议报销高额注册费提供了政策依据。再如1985年中发[1985]10号文中下放国际会议的审批权限。为了方便国外代表来华参加国际会议，外交部授权给更多的机构发放来华签证。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对国际会议使用外汇方面，也给了较为宽松的外汇管理政策。党和国家多个部门的政策为我国国际科技会议发展铺平了道路。

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外代表来华参加国际会议，必须申办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在华举办，但前提是必须加入国际组织。1971年26届联大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6年奥委会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两种席位，即“国家和地区”席位并存的模式，打开了我国恢复民间国际科技组织的道路。从1976年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恢复或加入了世界上大多数国际科技组织，为申办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打下了基础。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申办了许多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如1987年第4届发展中国家海岸港口工程大会、1989年第8届亚洲风能大会等。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的一些社团组织和事业单位，如中国力学会、北京协和医院等也努力主办了一些国际会议，但是由于我国的科技水平比较低，来华参加这些会议的国外代表也很少，举办了几届之后，也都相继停办了。无论如何这个阶段成果还是很显著的，据统计自1983年至1988年，仅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就在我国举办了198个国际会议。但是这个阶段困扰我国申办国际组织大型国际会议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开会的场所。1986年笔者参与申办规模为2000人的1990年第18届国际病理大会在北京举办，由于当时北京没有这么大的会场，在申办书中只能提供正在建造的北京图书馆的电影厅。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我国有了专业的大型国际会议场馆

1990年9月北京举办亚运会，之后亚运会新闻中心改建成为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使得我国第一次有了专业的，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大型国际会议的场馆，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国际会议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时我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一些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开始引起了世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国有更多的科技人员在国际组织任职，有了话语权。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我国旅游业，也保证了国际会议的“吃住行游购娱”。我国的科技外交政策也更加灵活，这一切都有助于申办许多重量级的国际会议在我国举办。一些在学科中号称该领域中的“奥林匹克大会的”国际科技会议都先后在我国举办过，例如笔者就参与服务了1999年第14届国际自控联大会、2000年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2002年第3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以及2004年第28届国际心理大会等。在这个阶段我国还是以申办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为主，这是由于我国在多数科技领域中的科学技术与国际最先进水平仍有差距，我们只能通过举办国际组织的系列性大会，才能邀请到更多的该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到来对于提高我国该学科中的研究水平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02年在北京举办第39届世界数学家大会时，就邀请到霍金和纳什这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前来参加会议，而我国主办的国际科技会议就是很难请到这些世界顶级科学家出席。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优势科技领域中发起并主办大型国际会议

持续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产值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使得我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我国许多领域中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特别是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的通信技术有些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开始在这些科技领域中发起并主办大型国际会议。以2014年11月在乌镇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为标志，我国国际科技会议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从此围绕着这些新兴产业，我国各级政府和许多社团组织，主办了一系列的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型国际会议，包括2015年贵阳全球大数据时代峰会、2016年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会、2017年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2018年南昌世界VR产业大会和2019年石家庄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等等。这些大会对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变革、进而助推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贵阳大数据产业，2014年的产值仅为50亿。从2015年开始经过4届全球大数据峰会的助推，2018年的产值就高达到1000亿，4年增加了20倍。我国的一些民间会议机构也积极创建并主办许多国际科技会议。例如大连的百奥泰科技公司，近20年来打造了近百个国际科技会议，许多会议已经在十几个国家的二十几个城市轮流举办，且有的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届，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不可想象的。

指导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科技会议无疑是最好的交流平台

历经70年走过四个阶段，我国国际科技会议完成了从以申办为主，到以主办为主的巨大转变。申办和主办虽然仅有一字之差，确有本质的区别。以往仅有世界科技实力最强的美国主办的国际科技会议，才能吸引大批的来自世界各国的科技工作者前去参加。目前我国在新兴科技领域中也能不断举办世界级大型科技盛会，得益于我国科技、经济和外交等诸多方面支持。首先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多的科技领域里，特别是在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基础的新的一代通信技术我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些领域里举办的国际科技会议，能够吸引全世界科技人员的关注。因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关门锁国，需要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进行广泛的交流，特别是面对面切磋，进行智慧的碰撞，迸发科技火花，以致产生新观点、新思想、和新理论；指导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科技会议无疑是最好的交流平台。2019年重庆举办的第二届智能博览会，邀请到19位诺奖和其他奖项的获得者，这个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我们千辛万苦申办到的那些所谓“奥林匹克国际会议”能邀请到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数量。

我国主办世界顶级的国际科技会议时，会邀请这个领域中众多的顶级学者来华参加，需要大量的经费，这在以往也是无法做到的。但是目前我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有足够的财力花上几千万，甚至更多主办世界最顶级的国际科技会议。而顶级科学家的智慧有助于促进科技以及产业更好的发展，从而助推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科技会议和经济已经相辅相成，融合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的外事管理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已有包括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城市，对几十个国家的参会代表可以获得144小时过境免签的外交礼遇；同时我国的主要会议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成都等机场都能与上百个国家通航，极大地方便了他们来华参加国际会议。

我国主办的国际科技会议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目前越来越多的会议工作者已经更加充分的认识到申办国际科技会议，即使规格再高，影响力再大，在我国也仅仅只能开一届，再轮到我国举办至少要再等几十年，因此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由我国主办的国际科技会议，每年都会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举办，对当地科学技术发展，以至于对当地的产业和经济都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正是连续几年的5月26日习主席都会给在贵阳举办的全球大数据峰会发出贺信的原因。正因为如此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团机构，更加重视从申办“飞鸽牌”的国际科技会议，到主办“永久牌”的国际科技会议的转变。我国主办的国际科技会议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对促进我国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经济再次腾飞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有理由坚信我国主办的国际科技会议明天会更美好。

（作者系会议专家、中国会议酒店联盟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