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羽神格变迁的历史过程，看关帝信仰扩大与晋商势力的必然联系

说到关羽，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历史人物。同时，关羽也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学人物形象。

可以说，鲁迅先生认为，关羽是《三国演义》中刻画最完善的人物形象。

而关羽也正是因为其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忠义，促成了他由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升格为全民信仰的神明。发展至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能见到关帝庙。

话又说回来，不论是作为史实人物，还是文学人物形象，还是民间形象，能像关羽这样得到大规模信仰的三国时代人物，也就他一个了。

那么，在关羽身上，这种形象的升格转变是如何形成的呢？

渡边义浩，日本东京人，现为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专长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三国志》多年。

作者在学习研究的同时，经常到中国台湾等地进行参观走访。之后在《关羽》中说道，关羽在后世被作为神祭拜的主要原因，就是“辨君臣之分”，“言男女之别”和“明兄弟之义”。

关羽身上忠义的品质，最终形成了民间的关帝信仰，而关帝信仰的扩大最主要的是得力于，晋商势力的崛起与发展。

作为关圣帝君被祭祀的关羽，具有道教神的特点

道教是一种多神教，追求福、禄、寿的现世救济，不仅供奉道教中的神，也吸纳了观音等很多原本属于其他宗教的神，在中国拥有广泛信众的民俗宗教。

在道教庙里供奉的众神中，关帝的排位比较靠前，甚至还有很多是以关帝为主神的关帝庙。这些关帝庙是将关羽作为第十八代玉皇上帝，即道教中最高的神来供奉。

虽然儒教对此批判颇多，但在当今华人社会中，关圣帝君仍是受到广泛信仰的神。

关羽作为神受到祭祀始于唐代，但地位并不高，只是守护佛的伽蓝神。祭祀伽蓝神的庙宇称为显烈庙，最早设立于，湖北省丹阳市城西三十里外的玉泉寺中，这里也是靠近关羽的殒身之地。

在唐代，由国家主持祭祀伽蓝神的时间也不长，前后只有五年，说明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关帝信仰。一直到了宋代，关羽作为神的地位才得到提高。

众所周知，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军事实力相对较弱。从北宋到南宋，先后遭到辽，西夏和金的侵袭。为了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宋朝开始向众神祈祷。

关羽就是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逐渐受到敬仰的。北宋末年，随着战事的增加，关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宋徽宗先于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后于大观二年，即1108年，封其为”武安王“；宣和5年，即公元1123年，又封其为”义勇武安王“。”

从“公”到“王”，不仅从爵位上对关羽给予提升，而且还加上了象征武德的字眼，这一封号，也被元明两朝继承下来。

正是有了南宋蜀汉正统论的背景，关帝信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但真正促使关帝信仰盛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晋商的崛起。

虽然自古以来，因为士农工商的说法，商人一直处于为儒家所贬抑的地位。尽管如此，山西却自古以来就商人辈出。

关于晋商，明代的沈思孝在《晋录》里描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可见在明代，山西的富商大贾数量之多，财富之多。

对于山西自古以来多出商人，《五台县志》是这样解释其原因的：“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

原来山西的耕地面积无法满足人口的不断增加，因此当地人不得不转而从事商业。

并且就地理位置而言，山西占据了丝绸之路的延长线，与从今乌兰巴托南下经大同、开封，直通广东的南北交通线交叉的交通要冲位置。

许多山西人又因为这一地理优势，看到诸多商机转而从事商业。

说到山西的盐商，就不得不说到关羽的出生地，山西解县。山西解县是北宋时期中国最大的盐产地。

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盐，国家就开始实行专卖制度，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由国家来执行。

并且这一国家专卖制度，被中国历代王朝都沿袭下来。宋朝也不例外，盐就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虽然宋朝在历史上，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但军事实力却一直处于劣势，也从未跳脱出军费不足的困境。为了补缺，国家经常向商人伸手要钱。

后来国家对盐的专卖进行改革，变为“通商法”，国家将售盐业务委托给商人，并从中征税。商人从政府处得到盐的销售许可证，即盐引，持盐引到盐产地购买盐并进行销售。

彼时的山西拥有全国最大的盐产地，因为这一绝对的地理优势，山西的商人势力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崭露头角。

晋商势力的壮大，与关帝信仰的普及与盛行

在宋朝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十成有八成用于军费，而盐税在税收中占了五成。可见，山西的盐商们在当时，靠售盐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而这些晋商们在从事商业活动时，自然也不会忘记，在家乡解县，这个引领他们发家致富的吉祥地，有一位历史英雄人物，关羽。

他们将刚正，忠义，勇猛的关羽作为守护神加以崇拜，祈求保佑自己生意兴隆，旅途安全。同时，晋商们也将关羽的忠诚与信义，作为经商的准则约束自己。

关羽此时不仅是作为国家守护神和佛教的伽蓝神，因为晋商们的缘故，关羽又逐渐成为这些商人们的财神，并进一步变成拥有多种神通的神。

晋商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之后，除了在各地兴建关帝庙，使得关帝信仰得以传播之外，也借此宣扬自己的地位。

在明代，由于晋商们利用了国家盐法改革带来的便利，得以进入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扬州及长江流域，逐渐发展成为与徽商并列的两大商人势力之一。

长江流域不仅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也是出版业的中心。元末明初，由罗贯中整理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在长江流域大量印刷并发行的。

势力范围得以扩大的晋商，无疑对长江流域的出版业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其表现之一就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二版的问世。

在这一版本中，便未描写关羽离世的场面。在《三国演义》中，也只有关羽得到了这样的待遇。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代，晋商的影响力随着其势力飞跃式的发展，而进一步扩张。关帝信仰也不仅由原来的民间信仰，随着晋商势力的扩张而渗透到官僚阶层中。

同时，晋商们继续承担着明代边境地区的军事物资供给。在此时，关帝信仰也因作为联系晋商与国家权力的手段而日渐扩大。

每年关羽的生辰之日五月十三，朝廷都要在白马庙，这种高规格的儒教体系武神庙里，举行祭祀仪式。

但关羽的身份并不限于武神，明代的万历皇帝还赐予了关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的封号，这也是中国历代皇帝赐予关羽的，最具特色的一个封号。

就是这个封号，让关羽成为道教世界的统治者，占据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到了清代，关于所在的武庙，更是被提高到与孔子的文庙同样高的规格。

清代，晋商势力迎来顶峰时期，也是关帝信仰的全盛时期

清朝，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能够对中国统治长达260多年，这其中晋商的势力是不可忽视的。清朝统治者在经济上，一直与晋商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首先，为支援清朝的对外征战，晋商全权负责兵粮的缴纳运输。即便要支付各种经费，这也让晋商在其中获利良多。并且，运完兵粮之后的顺带贸易，让晋商们又进一步获利。

其次，对于盐的销售，清代也继承了宋代以来的通商法。这使得盐业，成了占据绝对地理优势的晋商的第二项根本经济活动。晋商也正是通过售盐获利，承担着清朝整个国家1/4以上的财政收入。

最后，晋商运用国家贷款，通过借贷巨额资金，晋商的票号及钱庄事业几乎扩大至全国范围。

可以看出在清朝，因为国家权力与晋商的巨额商业资本相结合，使得晋商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时期。

此时，富甲天下的晋商们，仍然深受来自家乡的关帝文化的影响，不仅始终把“诚信”和“忠义”作为自己经商的行为规范；

更重要的是在晋商们的努力之下，清朝将其守护神关圣帝君升格为儒教的武神，使之获得了与孔子相同的地位。

因此，在清朝，关羽被认为具有，与兼备儒家伦理道德的儒教武神相称的资质。清朝将因与晋商联合，而成为自身守护神的关羽定位为儒神，这也是清朝统治者，与晋商势力联合的最好证据。

另外，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是一位对关羽十分笃信的皇帝。他对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关羽的描写以及评价并不满意：

“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祜二字，用示尊崇……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

原来，据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历史上的关羽死后被追谥为“壮缪侯”，壮是勇猛的意思，缪却是名实不符的意思。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谥号。

而乾隆皇帝为了创造出，一个符合自己想象的关羽神明形象，明确表现出儒神关羽的忠义精神，下令篡改史书。

乾隆在自己编纂的《四库全书》里，收录的《三国志·关羽传》中，将陈寿原著中的记载改为，“追谥关羽为忠义侯”。

基于皇帝对关羽的忠义品质如此进行宣扬，使得在明朝曾经因为关羽的“关圣帝君”神号，一度禁止创作与关羽有关的戏曲，此时由国家再度率先开始创作。

在《关羽》一书中，作者指出关羽形象变迁历史过程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关羽的“忠义”。

从一名武将到忠诚义士，到守护佛的伽蓝神，到国家守护神、武神和民间的财神，再到关圣帝君，这一路的神格升级，靠的从来都不是关羽的武功。

这也说明自古以来，“忠义”二字就是为历史和人们，所倡导和敬仰的核心价值观。

不论过去或是将来，关羽身上这份鲜明的个性标签——忠义，都会一直为人们所颂扬和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