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国历史名酒，前三名当属汾酒、茅台、二锅头，汾酒的领袖地位不可撼动。无论是年代，还是名头、规模，其他名酒只可望其项背。况且茅台和二锅头还与汾酒有着血亲关系，承继性质的嫡系基因。茅台工艺因汾酒技术而成熟；二锅头工艺是山西酿酒人的创新。可是，风光几千年的汾酒如今却表现的不大好，大浪淘沙很无情。本文要分析的是，汾酒怎么会在短短30年内就把自己玩儿丢了，落后茅台五粮液那么远？还能不能振作起来，重现昔日的辉煌？
本文是“红色基因白酒”第三篇，前两篇是：
汾酒历史寻缘
——传说故事很美丽。
说到历史根源，汾酒也毫不例外的把酿酒始祖，仪狄和杜康，作为自己的始祖开端。
有汾阳城《重修仙翁庙碑记》为证:
“尝闻酒之一物,□之所嗜,实通国之所需。其名不同,其味亦异。究厥由来,妙用多矣。或□□□□□谈,或消愁而壮胆气。考其制造之术,已云杜康,究其倡始之原,一云仪狄,所见天文图说已载酒星,神农药经,早著酒号。何伦夫少康作秫酒,帝女制香醪,凡有功德于酒者,皆可祀以祠焉。我汾邑鼓楼西正街旧有仙翁庙一座,即酒行所奉之神也。......兹有义泉涌郭君维屏等……”。
汾酒最早的历史记载，在《北齐书》里面，说是北齐武成帝高湛（537-569年）给他侄子高孝瑜写家书一事：
“河南康舒王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那时的汾酒就叫汾酒，距今1400多年。
——1982年得到大量物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兴起一个潮流，百姓们热心“续家谱”，寻根问祖，要找到自己的出处。传统品牌的商品意识也在苏醒，刨根问底找源头。汾酒在《北齐书》里找的证据不满足，又组织考古，请来吉林大学和山西晋中考古队，在汾酒集团所在地杏花村位置的杏花村酿酒遗址，进行了系统的挖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物证据，证明在仰韶文化中期已经是成熟的酿酒工艺和规模。距今6000年。考古成果发表在1989年第四期的《文物》杂志，署名晋中考古队的文章，《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
——文人笔下的杏花村。
因为汾酒的悠久历史和美名，自古以来不乏文人墨客的赞美。其中唐朝杜牧的《清明》一诗，可谓家喻户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旧时代汾酒的发展
——最先拥有蒸馏技术。
汾酒的始祖核心价值，在于酿酒技术的领先，据《北山酒经》“唐时汾州产干酿酒”，《酒名记》“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干酿即时固态发酵法，甘露堂是酒坊的名字。证明唐代汾酒就有了蒸馏技术，比李时珍断言的元代要早。
——独特的酿造技艺。
《齐民要术》对汾酒工艺流程有着详细记载：
酒曲、水、高粱、米→搓曲、淘洗→晒干、蒸煮→浸曲、热水浸沃、米饭→蒸煮→过滤取曲液、摊饭、冷却→混合发酵→追加投料（6-9次）→酒。
其中的“追加投料”环节，证实了茅台酒“回沙”工艺源头，确实来自于汾酒。
1932年，汾酒酿造技艺有了第一个科学结论：
”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共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真实，陶具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的“清蒸二次清”工艺。
这是国家顶级的微生物专家方心芳先生，考察了杏花村义泉涌酒坊，做出的技术总结。
吻合了《周礼》酿酒古法原理：
“秫稻必齐，曲药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心良，火齐心得。”
——第一个得到国际大奖。
新潮思维的袁世凯政府，为了打世界知名度，在美国盟友支持下，从1914年开始，成立国家农商部，下设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组织国内优秀产品10余万件，参加了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其中的山西杏花村义泉涌的老白汾获得甲等金奖，获奖情况详见1916年出版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
老白汾的巴拿马大奖奖状
——1919年，有了现代化意义的酿酒公司。
得了国际大奖的义泉涌酒坊，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由阎锡山副官张汝苹发起，招募原始股东五人共5000元，组建了“山西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并于1924年在国家农商部商标局注册了商标，成为我国第一家现代意义的股份制酒业公司（附注1）。
——山西王阎锡山的最爱。
阎锡山一生钟爱汾酒，他有句名言：“酒则汾产一壶而已。”
阎锡山为获国际大奖汾酒亲笔题写的匾额
新时代汾酒的辉煌
——新中国第一个国营酒厂。
山西解放比较早，1948年7月晋中解放后，就剩太原、大同两座孤岛。这时候的山西，已经开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社会制度。
1948年6月1日，新中国第一家国营酒业公司宣告成立，名字叫做“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
——同年8月，接受共和国第一个政治任务：
为首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生产500斤献礼酒。用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的批示原话：
“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汾酒运到北京，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宴会上。”
1949年9月初，在武装警卫护卫下，用了5天4夜，分四批把500多斤汾酒安全运送到北京，保证了国宴用酒。
——汾酒的红色荣誉。
●为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助兴。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际会，共商推翻满清统治大事。黄兴专门找来老家的汾酒，说到兴头上，孙中山起身举杯道：
“今天我们用祖国的名酒共同举杯，誓死推翻满清腐朽帝制，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不息。”
●毛泽东喜欢喝汾酒，也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喝酒信息。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在招待前来探望他的贺子珍吃饭的时候，自己倒了一杯汾酒，说：
“我还是这个习惯，酒是要喝的，但不多喝。喝过不少好酒，最终还是觉得汾酒很纯正，喝完一点也不难受。在延安时，我经常托人去买汾酒。在西柏坡招待米高扬时，喝的就是汾酒。”
●周恩来亲自安排汾酒为国宴用酒。1951年就对时任政务院典礼局余心清局长指示：
“国宴要从简，不能浪费。如果用烈酒则用汾酒。”
建国后汾酒的三起三落
——有口皆碑的汾酒，无论名气，还是产量销量，都始终遥遥领先于其他白酒，具有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起码前40年是这样的。从1952年第一次全国白酒评比，到1989年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白酒评比，均毫无悬念的当选国家名酒。
巴拿马金奖牌
——国家放开白酒生产和市场束缚后的扩张，汾酒迎来鼎盛时代。
1984年，国家停止白酒生产企业的粮食调拨，放开了粮食市场，1988年国家放开白酒定价权。没了这两道紧箍咒，白酒企业迎来了大爆发时代。财大气粗的汾酒厂，采取了极端的扩张模式，在全国各地建酒厂，尽显霸主气势。一时间，全国到处出产汾酒，诸如湖北的汉汾酒，内蒙的秀水汾酒，哈尔滨的中华汾酒，更有豫汾酒，佳汾酒，湘潭汾酒，不可胜数。
急剧的扩张迎来了鼎盛，1985年，汾酒产量8000吨，占全国名酒的半壁江山，并自此统领江湖整10年。
——千年名声毁于一假。
任谁也想不到，红透天的白酒老大，会栽在假酒上，还不是自己搞的假酒。1998年1月份，在山西文水县爆发了假酒大案，一伙不法分子用工业酒精勾兑汾酒，致死20多人。从此，汾酒市场信誉扫地，很快湮灭在白酒市场大潮之中。
——再度扩张，偏离了主业，进一步弱化了行业影响。
进入本世纪，急于翻身的汾酒搞起跨界扩张，投资开发内外贸易和钢材焦炭化工两大板块，号称“三驾马车”。本意很好，眼界太小。这样做的后果已经显现，并没有得到各业共同发展的预计结果，反而使主业更弱化。
——或许还有更大风险在后面。
据媒体披露，去年春节期间有大的资金进入汾酒，一家投了几十个亿。看似好事，其实不然。单从业界视角，市场大额资金，不是什么正经投资，俗话说的“大尾巴狼”钱，热钱。一般不是来投资，是来套钱的。昨天还看到茅台有这样的资金撤退，带走几百亿盈利。
附注1：
张剑南、武孟輶、田云先、吕部六、李铭三各认股五百元,共二千五百元,“义泉泳”以酒入股认二千五百元。民国八年四月一日,晋裕公司正式开张,地址是太原最繁华的中心地段桥头街70号。随后省公署主管实业的科长连天祥、汾阳籍在省城较有声望的军、政、经界各方面的实力派人士先后成为股东,其中有时任法政校校长后曾任省司法厅教育厅厅长的冀贡泉(字育堂,汾阳咸场人)、时任山西省银行太原分行经理后任省行副经理及总经理的傅谣(字鉴西)、时任督军府高级参谋后任处长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的武滋荣(字英华,汾阳聂生村人)、曾任团长时任督军府少将参谋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赵和轩(字协中)、时任兴贤大学校长的张尧松(字国栋,汾阳垣头村人)、朔县知事卸任时任山西六政考核处视察员后任禁烟督察处总稽核副处长崔镇岳(字剑玉,汾阳罗城村人)以及汾阳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太原晋新书社创办人赵用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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