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书法历史长河中,书体的成熟往往是有一个由粗放到精熟的过程,而楷书的发展由魏晋发轫,至盛唐成熟,其中隋代和初唐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我们历数历史上的“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有三位都是生活在大唐盛世,可见楷书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也就是说,研究楷书的发展和贡献,唐代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代。楷书名家众多,书法风格各异。在此,笔者将从初唐楷书四家之欧阳询的书论与实践,来管窥其对整个唐代楷书书风发展和变化的独特贡献。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生于南朝梁太平二年(557),卒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其历经南朝、隋、唐三代,《新唐书》称欧阳询“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可见欧阳询初唐时之盛名远播,而其书风大抵是在隋朝确立的。其书法师法“二王”及北魏楷则,尔后自成风貌。书风劲健爽利,法度谨严,自成面目,称绝一时,世称“欧体”,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初唐楷书四家”。唐张怀瓘《书断》称其书“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其楷书结体规范,易于师法,适于初学者模写临习。从经验来看,在当代书法学习中,大多以盛唐时期的颜体作为范本,主要是颜字的宽博厚重符合汉文化传统的审美习惯,并且在清代暨民国时期出现了何绍基、翁同龢等一批学颜有成的书法名家。但放之整个楷书史来考量,我们一直认为,学习初唐书家是更好的选择。
欧阳询作为楷书名家,其最大的贡献首先是其对楷法结构的理解归纳和实践。欧体楷书技法十分成熟老到,其源出于汉隶和魏楷,骨气劲爽、穿插自然,在收放中显机巧,于变化中求自然。传世楷书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行书墨迹有《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等。尤以出土于陕西麟游县的《九成宫醴泉铭》最为著名。该碑由魏征撰文,立于贞观六年(632年)。楷书,24行,行49字。是其晚年楷书的代表性作品。明赵崡《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唐太宗激赏欧阳询楷书技法上的成就,其曾在贞观元年下诏设弘文馆,指定由欧、虞教授楷法,并诏令当时的文武京官,凡五品以上有一定书法功底者,到弘文馆聆听书法讲授。欧阳询书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在其书论中多有阐述,书论主要有《三十六法》《八诀》《传授诀》《用笔论》等,《佩文斋书画谱》在对前两篇技法论述附注称:“诸本都附欧阳询后,今考篇中有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及学欧者语,必非唐人所撰,故附与宋代之末。”欧阳询对于魏晋民间碑版和自由书风的规范,尤其是对结字法的思考,对于初唐时期的楷书可谓是一种重大突破。关于《八诀》和《三十六法》,即便有后人所作的解释或生发,但其核心观点和主张应该算是欧阳询对于技法实践的归纳和总结。这一总结已经完全摆脱了魏晋时期楷书字形的不稳定性和变化的无规律性,从而进入了规范性的造型分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楷书审美规范的真正确立。赵孟頫云:“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传。”说的是传统笔法的重要性,而对于结字法往往关乎到书法的个性和面貌,正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和各人的偏好,才会使书风面目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欧阳询传世书论不多,除了对于笔法的精深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楷书结构法的整理和阐述。唐张怀瓘《书断》中书欧阳询曰:“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跌宕流通,示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其所创“八诀”和“欧阳询结体三十六法”,纯粹是个人学书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是他从楷书笔法研究中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和方法,具有独到见解和指导意义,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启迪。尤其是对明代李淳的“八十四法”、清代黄自元的“结构九十二法”,均有重要影响。
其次,欧阳询楷书的贡献还在于他对传统对立统一美学思想的阐述,尤其是在风韵与骨格的表现上,刚柔相济、兼收并蓄。植根于初唐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取向之中,主张“以南取韵、以北为骨”的美学追求,可谓是深得魏晋书法的真传,并且有所突破和发展。
欧阳询书法重视对骨力的表现。从其早期的楷书来看,与北朝的隶书风格一脉相承,并且因为当时隶楷书体演变上的痕迹明显,还存在个别笔画带有隶书影子的情况。然而,最为直接影响欧阳询书法风格确立的,还是隋书端正妍美的美学气质。隋代书法因为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崇尚质朴自然、紧结峭利的美学风格,此为欧阳询书法风格中对“法”的追求的基础。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如《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隋代书法讲究用笔劲健、运笔畅达、结体狭长、风度凝端,这些正是欧书骨力和架构的源本。并且,欧阳询在创作及书论中确立技法的规范化审美,也显然是受到了隋碑的影响。
欧阳询书法还十分重视对“韵”的表达。欧阳询的美学追求深受时代社会风尚的影响,也与他历经三朝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的书法明显受到魏晋风流的熏陶,“二王”书法正脉讲究的是“飘然思不群”的气象,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今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王羲之潇洒隽逸的魏晋风度在初唐时期一统书坛,而步入晚年的欧阳询适逢其时。初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带来的是典雅华丽、高谢风尘的美学趣尚,使他在书法自觉中更加追求重法尚意、神韵与规范的和谐统一。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而“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从欧阳询传世的行书作品来看,其追求北派书法骨力洞达的同时,依然遵循南派书风对于个性主体精神的弘扬和形式上的自然天成。南唐李煜评述“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从本质上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温秀妍美不足的说法只是书法精神传达上的差异,或者说是有所偏好而已。同时,这也正说明由隋入唐的欧阳询在继承“二王”书风审美基础上的自辟蹊径、别开生面。他在对于法度与规范的继承上,兼取清秀劲利、骨法森严的形式之美,并且自觉吸收畅达典雅的韵味表现,可谓是达到了法意兼容、质妍互重的更高的美学标准,展示了书家对于技法、风格和审美追求等多维度的艺术自觉。
前面我们谈到,初唐楷书在楷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地位,开启了楷书发展的新纪元。欧阳询作为初唐“楷书四家”之首,其书法创作实践以及由此生发的理论总结和美学追求,对于引领风尚、规范未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以欧阳询的楷书为代表的初唐楷书承继了魏晋和隋代楷书的传统,为楷书的法度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南北朝时期南、北书派的各自书风来看,温和秀美、朴茂严整有着不同的风格特征和表现手法。欧阳询楷书代表作《九成宫》正是体现了庄严与典雅并重的审美意向,用笔劲峭俊丽、气韵秀逸凌厉、法度严谨,堪称初唐书家尚法的典范。清代郭尚先在《芳坚官题跋》中称赞其“独能以新意开辟门径,所以为大家”。欧阳询既继承了隋碑的刚正挺健,又暗合了魏晋的江左清丽、法度严谨,成为初唐书法崇尚的新风范。
另一方面,欧阳询的书法实践和艺术追求,开阔了中晚唐时期书法家的视野,为楷书在唐代中后期的风格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到了颜真卿时代,以雄浑端庄、正大气象为标准的盛唐书风成为书法史上新的里程碑。颜真卿在遵循欧阳询对“法”的规范的同时,把楷书结构的造型之美和大唐盛世的整体社会审美特征完美地结合到一起,同时更是把对“以法生意”的学术理想提升到新的境界。质妍互重、法意相生的表达得到了更为完美和更高层次的契合。从艺术史的标准来看,任何艺术现象和艺术风格的确立,从来就不是孤立和相互割裂的,审美时尚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魏晋、隋代、初唐、盛唐四个时期的社会变化,很自然地影响到书法发展的风格变化和审美追求。从初唐的欧阳询到盛唐的颜真卿,书法审美追求的变化也正是道出了唐代书法审美观念由清丽俊朗到沉雄博大的重大转折。欧阳询在风骨气格和法度规范上的艺术实践和学术思想对颜真卿和中晚唐时期书风的影响,可以视作唐代楷书的先声引领,具有广泛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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