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典型新闻生——柴静的故事

2003年4月，北京非典疫情愈演愈烈，柴静作为前线记者全程跟踪报道，并给新闻片取名为《非典狙击战》。这不仅是是一场中国人和病毒的抵死抗争，也是柴静记者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采访前一晚，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柴静。去病房前两人谈起过父母，柴静问妹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妹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在这部片子里，柴静深入非典疫情深处，由于报道事件的特殊性，在很多医院，摄像师和录音师都不能进去，只能让柴静别一个麦克孤身进入病房进行采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负责人曾看着她，叹了口气，问，有意义吗？柴静没说话，径直走向病房。

《非典狙击战》在当时为很多人提供了来自一线的疫情通报，提醒市民做好防护。从某种意义上讲，节目挽救了很多生命。站在今天来看，它更像是一场意义非凡的纪念，留存在人与病毒殊死搏斗的点滴瞬间。

节目颇得人心，记者柴静也因为这场报道声名鹊起。后来，她主持策划的“双城的创伤”直击小学学龄期儿童的独特心理；她发起进行的煤矿、征地等调查性报道一次次揭发出社会最深处的阴暗，为无数百姓讨回公道，让权利真正暴露在阳光下。她的新闻里，有影响社会的话语交锋，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而细究柴静的履历，1992年，她在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会计学专业，1998年，她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电视编辑专业的硕士学位。如此看来，读书时期她所学习的专业与新闻学本身相去甚远，但她在新闻界的作为足以担得起出色二字。那么，新闻业界的工作是否本就口径较宽？而专业与职业的对口又是否十分重要呢？

“尚能也曾有梦，可否帮我成就梦想？”

回望柴静的年少时期，似乎她与文字早已结下不解之缘。无论是母亲中文函授的教材，还是父亲中医杂志中略带文学性的内容，任何有字的纸都令她狂喜。偶尔在广播里收到台湾的广播“亚洲之声”，每一个黄昏都伴着电台里温柔的声音如梦。也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那些隔山隔海传来的安慰有多么动听。写完，想想，夹在日记本里，很久很久。年少时对文字的敏感和对电台的热爱就像是之后命运的伏笔，不着痕迹。

后来，她考上了南方的一所二流大学，在父母的督促下选择了会计学专业。然而，在数字拼凑的舞台上，柴静从不是一个天生的舞者。1995年，在湖南上大学的柴静怀着满腔对文字的热爱，与对电台的流连，给节目《夜色温柔》的主持人尚能写信。信写得极天真：尚能也曾有梦，可否帮我成就梦想？就这样，她亲手为自己打开一扇希望的大门，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所以，命运从来都眷顾有梦的人，因为年少气盛的理想主义，柴静终究得以圆梦。

可是，这场梦有多来之不易，也只有柴静自己清楚。她的第一次节目是在学校的广播台里录完的，七月份，在没有空调的录音间里，录完后整个人湿淋淋，好像做了好几场春秋大梦。她拿去给尚能听，听完第一段圣克里斯朵夫渡人过河的故事后，当Beyond的《海阔天空》响起时，尚能转过身去，看不见表情，沉沉地说，今晚播。柴静骑单车20分钟回学校，蹬蹬蹬跑上六楼，看着自己在车把上磨破的手掌，傻笑，十分十分的快乐。当晚的日记里，柴静写道：有风吹过，生命新鲜清香。

后来，每个午夜她都要带大叠的稿子和磁带去做节目，也在不惹尘埃的夜里享受电流声里的热闹与平静。就冲这份热爱，命运也不得不给她一份选择。也正是这份热爱，就像一束光一样，在无数个踽踽独行的夜里给她希望，点亮远方。

“遇见另一个自己”

大学毕业后，初入媒体尝到的甜头和挑战更加坚定了柴静追梦的心，她拒绝了父母的提议，拒绝继续在不喜欢的数字里动摇西晃，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随坐随卧。陶瓶里几枝野地里捡来的荆棘，苍黄老绿.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与可喝红茶的水晶杯，开始自己的梦想保卫战。

开始的日子最难捱，在陌生的城市，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对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十九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的她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里缓缓地说：“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也只有那个年纪说这样的话才不会惹人笑。青春本身自有尊严，梦想也是。很多个夜里，柴静都贪恋跨越时空的电台里，那一点点可贵的人气。

之后的三年，柴静周末都待在电台里，晚上十点半的节目，下午两点去。和整栋空楼厮守，对着满桌子的信，跟着音响哼几句歌，有种简单的满足。下午的阳光照进来，一寸一寸在桌子上挪动，满脑子的地老天荒。如若不是这份执着与沉醉，也不会有后来那个出类拔萃的记者，那个倔强的山西姑娘。

其实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能理解她。毕竟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每天黑白颠倒不顾生物钟规律还美其名曰追逐梦想，谁看了都会觉得有点搞笑。柴静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提过这件事，说起过生生不息的冲动的来源：的确，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

其实无论是新闻行业，还是其他，无论是否曾专门学习过相关课程，只有无限的热情与坚定的守望，才可能在职业生涯中有所作为。如古人语：嗜之愈笃，技巧愈工。

人在那么几个生命的节点，总会突然想做些什么。三年后，柴静辞职，进入中国传媒大学继续读书。然而，这一次她也没有进入新闻学专业，而是打了擦边球——电视编辑。

毕业后的柴静进入湖南电视台，主持了一档节目，叫《新青年》。这是柴静年轻时全部的心血与精力。努力的人，运气从来不会太差。她接到了陈氓的电话——邀请自己加入央视。

这一次的工作变动对柴静来说意义非凡。这意味着她真正进入到了梦寐以求的新闻行业，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成长与蜕变。

然而，新闻记者的工作对道行不深的柴静来说并不简单，开始的节目一直不被领导看好，在工作会议上时常被公开批评。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柴静在《看见》里写道：每次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陈氓总是骂她缺乏对人的关注，要她找到欲望。再后来，她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就这样，柴静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就这么熬着，有一次，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卧槽机，她自己也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不干了，天一亮就跟领导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

她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

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柴静鬼使神差地说：“能。”

然后她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因为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 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她又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她，柴静以为他们是认出了自己。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做个倔强的新闻信徒”

未受过专业训练而直接实践演练，顶着央视的牌子不能掉下来。这其间的不易，柴静自己都写不全万分之一。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要想做好事情，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头开始学。其实在这期间，柴静也曾“误入歧途”。那段日子是她的低谷期，单位里充满怀疑的声音，丢掉临时工这个身份，就意味着她不仅丢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也失去了坚持下去的理由。而刚好在那时接触到记者陈大会，看到人家就像职业杀手一样，快准狠剑光一闪夺命封喉痛快酣畅，节目也做得漂亮。

陈大会告诉她，“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柴静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于是她开始照着他自学，但这种闭门造车的方法很容易就走到邪路上。她开始在节目中变得咄咄逼人，不再有对新闻事实的渴求和尊重，满脸都是下了判断的神色。当然，这样失败的改变带来的是收视率的急剧下滑和领导的愤怒失望，但即便遇到这样转型失败令人绝望的处境，柴静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新闻媒体这条道路上，不忘初心是她对这份职业最深情的表白。正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对任何一门学科或职业来说，其都具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学习方式，只有对行业本身的基础知识了然于胸，对相关技能熟练应用，才能保证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她是柴静，她有新闻的“野心”，她绝不甘于平庸。于是，她积极地为自己争取采访的机会，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完善自己。她不断地挖掘真相，报道真相，然后交给公众去评判，她就是这样在经验中成长起来。此后，柴静出色的完成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与调查，《非典狙击战》、《双城的创伤》以及《穹顶之下》等。蜕变是一个过程，没有谁一蹴而就。但正是柴静守住了对新闻媒体的信仰，并为之做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与牺牲，才成就了如今的优秀新闻人。

“自由或孤单，只为这一场新闻梦”

事实上，柴静只是社会中万千追梦者的一个缩影。还有太多非典型新闻生奔跑在追梦的道路上。其实很多时候，新闻采访就像是在竹茬子上行走，记者需要把自己的心也放在密密的芒刺上。有煎熬，有痛苦，才有感同身受。即便如此，还是有那么多人，他们的毕业证上没有一个字与新闻有关，甚至一些人没有毕业证，但这些都并不妨碍，他们带着情怀与梦想毅然出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著名新闻记者水均益毕业于兰州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对文字的热爱与对外语的精通使他对自己的专业投入而表现优异。大学毕业后，本着对新闻行业的探索和兴趣，水均益于1984年加入新华社，历任国际新闻编辑部记者、中东处驻外记者等职位。英国首相布莱尔卸任以后，来到中国做宣传教育，点名让水均益进行采访。不巧的是，水均益在前不久脚骨受伤，打着石膏，拄着拐杖。为了采访的顺利进行，水均益到家附近的医院打了封闭针，又拿很紧的绷带把受伤处缠起来，西装革履地穿好，完成了采访。后来，关于自己的伤，水均益并没有再谈及，只是说：那次采访很顺利，布莱尔很配合。

同时，非科班出身的他对如何做好记者工作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每采访一个人，一定要做充足的功课。比如有一次采访朴槿惠，我在近距离这一个小时内观察她。我觉得她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她1952年出生，今年62岁，但是我从她脸上没有看到沧桑的痕迹，而在她那双手上我看到了。我觉得像这样的功课就一定要做足，才能知道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才知道她说的每一句话是有所指的，你能够跟进，才能对上话。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贺建平教授曾连续三年主持校级重点课题，研究主题涉及社会记忆、城市形象以及移民报道等多个领域。而品读贺教授的新闻作品，无论是对于沃尔玛“绿色猪肉”危机事件的个案研究，还是对于网络暴力游戏与青少年暴力倾向的相关性的聚焦，无处不体现出一个新闻人高水平的业务标准与优秀的专业水准。但事实上，贺建平教授并不是一个“专业学生”。1997年，贺教授从深圳大学传播学专业毕业。由于心中对新闻行业的向往、对社会热点的牵挂，他投身新闻界。自此，为新闻界增添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每一个为理想奋斗的新闻人，都是新闻界的良心。正是这些良心，组成了今天百家争鸣的新闻业态，更推动了整个社会更好的发展。无论是否新闻学专业出身，他们从未用专业束缚脚下的路，从来都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是他们对理想的永不言弃与对技能的学习钻研，成就了新闻行业的发展，也成就了自己。专业知识的学习并不只局限于毕业证上的印刷体，职业兴趣的发展也不能由大学志愿一锤定音，只有当整个社会愿意给每个追梦人更多包容与信任，我们的行业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干净清灵，整个社会的未来才更有希望。

“不时抱怨，并带着艳羡传说着外面的世界，却依然踽踽前行，以宿命般地决绝对抗者纸媒的衰落和这万物急邃前奔的时代。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在这个时代要坚守住新闻梦是多么不易。”我们都有理由抛开对专业的成见，相信、支持每一位无冕之王。我们期待更多像柴静一样的新闻人，我们期待没有专业界限的新闻业态，我们期待每一位无冕之王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而不受到无关痛痒的猜疑。

柴静在上海做《看见》一书的签售会时，记者曾这样问道：“有人认为，是央视这个平台让你有更多机会接触这些特别的人，从而有机会和他们对话相处，你怎么看？”

柴静一脸平静：“其实书里写到的很多人和事，不是没有机会接触，而是没有人看到他们，这些人生活在人群中，只是我们对他们熟视无睹。甚至不一定非要是记者才能接触和了解他们，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因此，跟平台其实没有关系，只在于自我的觉醒。这就是为什么说，每个人都可以做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