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是群什么人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是群什么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掀起了一场中国考察热。

在来中国考察的日本精英人群当中，有一位陆军青年军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有着“日本唯一战略家”之称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参谋石原莞尔。他带着联合中国抗击欧洲的东方梦，来到了熙熙攘攘的武汉码头，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之后，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石原的考察报告写下了这样结论：

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据相关史料称，当石原莞尔从中国归来，就改变了他的“联华抗欧”战略，而变为“征华抗欧”，去统治他们，利用他们的广袤资源，做大日本，然后与西方较量。

“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1929年10月，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文中认为，中国人是唤不醒的睡狮。

他的同事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中国乃世界最古老国家……由于数千年来其周围几乎没有可与之竞争、将其磨砺之别的国家存在，也就像旷野中的独木自在地成长，充分发展，即使没有受到外部之害，由于树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会在内部出现空虚……中国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内藤湖南对日本介入中国利于变革，拿出了实证：甲午战争。认为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刺激了中国变革，中国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与这场战争有关，中国“如果因甲午战争而受到大的惩创是好事”，因为这场战争激发了民间政改诉求，加速了清政府灭亡的脚步。

更有一个学者加藤虎之亮，对日本介入中国会不会遭到官民抵抗，做出比石原莞尔还乐观判断：“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这些“中国之日本管理论”的鼓吹者，有个更大的理论基础——大亚洲主义。

冈仓天心是此主义的最早表述者。他认为：“亚洲本为一体，喜玛拉雅山脉两侧孕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这两种文明是亚洲民族的共同遗产，是亚洲文化的代表。遗憾的是中国文明和印度文化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现在“继承亚洲丰富历史并对其进行一贯深入研究的只有日本”，“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丰富”。

亚洲主义理论的另一个贡献人物是小寺谦吉。他将冈仓天心前辈的亚洲主义冠以“大”字——《大亚细亚主义论》的出版，标志着大亚洲主义在日本学界的正式形成。

“大亚洲主义”认为，黄白人种之争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与印度乃亚洲文明发源地，而日本乃承继亚洲之文明者也”，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是东亚的砥柱，“于中国问题，为维持东亚平和计，不能不拯之使免白皙人种之厄，则其欲为黄种之盟主势也。夫如是可以护中国之领土使全，可以使其民为富强文化之民”，日本之所以有资格作东亚的盟主，是因为日本继承了中国文明，“有中国之命运概不可听自然而放弃。”就是说，日本必须管理中国，进而领导东方。

“大亚洲主义”有个别名，叫“亚洲门罗主义”。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门罗主义系18世纪美国总统门罗对欧洲列强的昭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表示新兴西方强国美国要做美洲的主宰。而亚洲门罗主义，是日本模仿美国，以东方新兴强国之态，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求欧美国家不得干涉亚洲事务，各国要承认日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特殊利益，日本是亚洲的领袖，亚洲各国必须接受日本指导。

亚洲门罗主义的第一践行者，就是石原莞尔的前辈石井菊次郎。石井菊次郎系日本著名外交家。1926年3月，国联行政院39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破天荒地选出一个亚洲人做当家人，他就是日本驻国联代表石井菊次郎。

石井菊次郎当选行政院院长，并以此身份暂代国联会员国大会主席职务。这是亚洲人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石井菊次郎的最大外交成果，是与美国签订了一个划时代协定——“蓝辛—石井协定”。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日本带来的福利。1917年，日本因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竭力扩大在华权益，招致美国不满。遂派特使石井菊次即赴美国，与国务卿蓝辛谈判。石井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在华利益，蓝辛则提出日美共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的反建议。几经争斗，双方为避免正面冲突，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在华盛顿于当日达成政府间交换公文，并订立“蓝辛—石井协定”。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承认美国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

至此，两个东西世界的后生，相互认同。日本成为得到西方承认的亚洲新主人。在石原师徒的影响下，日本朝野渐渐形成了一股新势力，他们还大多加入了政教合一组织：国柱会。

国柱会是日本国家主义的衍生物。它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理论贡献，创造“八纮一宇”之说，作为日本的国家愿景。

“八纮一宇”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八方一统”。而国柱会从教义角度对此的解释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人种如何、风俗如何，最终都会接受一种普遍存在的价值——修养内心；“八纮”的思想，最终都会统一到“一宇”之中，日本必然以道义达成世界统一。

这个“八纮一宇”与日本神道及大亚洲主义“乱炖”成果效果非凡，给国柱会招揽了大批少壮精英，尤其在军界，影响越升越高，乃至石原莞尔这个日本军中稀有的战略家也积极入会。还有石原莞尔的好友加战友：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等，都受到感染。

石原莞尔对“八纮一宇”非常认同，受此启发。1928年写出了成名作《最终战争论》。书中认为，世界不仅思想一统，政治也会通过战争达成统一体。能够打得起最终战争的重要一方，一定是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东亚同盟。

以石原为代表的国柱派主张：慎重扩张，立足东方，与西方合作。对于中国，不主张一口吃掉，而是吃掉一部分，徐徐图之。对外关系，偏向亲美英，暂不做征服世界的打算。

三年后，他们策划发九一八事变，2万日本关东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中国东北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