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伙与三剑客 | 朱正琳

骆一禾纪念专辑

2019年是骆一禾去世30周年纪念，《今天》121期为诗人策划了“骆一禾纪念专辑”，收录陈东东、昌耀、于坚、袁安、张玞、林贤治、朱正琳等诗人、作家纪念文章多篇。通过纪念为诗歌招魂，以重新审视的目光，辨认那已然诞生的“人与方向”。“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专辑文章，走近骆一禾“诗歌的未竟之地”。

一

这样的相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北大或许是寻常事。相遇的双方，一方是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被称为中文系七九级“三剑客”；另一方就是我，一个“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老家伙”（仕仁语）。他们三位，当年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而我其时已三十有四。

对我来说，之所以刻骨铭心，不只是那个年代令人感怀的思想交锋和所谓两代人的忘年之交，更因为三剑客都已经离世了，只剩了我这个老家伙。

第一次见面只有仕仁和我两个人。仕仁领命操办一次展览，而我则被引荐做顾问。说事务只用了干净利索的几句话，就算是意向已然达成。正欲抽身告辞，仕仁却劈头盖脑地和我谈论起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

在当年的北大，有人张口就和你谈大问题，本也不足为怪。你要在校园里散散步，耳里飘过来的字眼就很少有形而下的。不过，我当时还是有几分惊奇。这样的话题，我的同龄人倒是关切已久，而六十年代初才出生的仕仁，这问题却是从哪里来的？他充满激情地说着，没有注意到我的惊奇。看得出他有才华，但其实却有些讷于言辞。我望着他那张憧憬多于探索的脸，心里忽然有点明白了，他的问题包裹着一个核心——我们的历史使命何在？

北大有一种似乎用手都能摸得着的传统，你可以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我则更喜欢将之表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的匹夫尤其有责”。眼前的仕仁，自然也在此传统之中。我自以为理解了仕仁的激情，于是开始附和着，满心以为他说的“我们”也捎带着我。殊不知他话锋一转，突然来了一句：“在我们看来，你们这代人已属过去了的一代，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了。”我心里一惊，再看他却是满脸的诚恳。我知道，北大的学生都狂，但仕仁在说这话时却不像是狂。我敢说，他半点也没想过这话有可能会伤到我。

我们这代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调门虽高，很有点“指点江山”的气概，但骨子里表达的其实是怀疑与困惑。时隔十年，年轻人接过这一问，则更多的是在表达某种振奋之情。破土而出的八十年代，确实在中国燃起了某种希望。不过我也看得出，他对“我们这代人”的探索还是有相当了解的，否则也就不会有“铺路石”一说。

也许我当年还不够老，铺路石一语竟刺激了我，让我终于忍不住尝试着把我十余年左冲右突的思考展现出来。我后来把这种历程命名为“理论突围”。虽然我的理论全是借来的大路货，至少我们这代人中爱想点事的人都不会太陌生。不过有一点，我并没有学究一般地照本宣科，而是抖擞精神，扣紧了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

二

如果没有记错，我当时谈了三种理论视角。

第一种是当时正时兴的所谓正本清源，摆脱苏联式历史观，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去探讨中国当前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从而展望其走向。我记得我特别提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形态”，认为那不在苏联式社会发展史的模式中。

第二种视角是我从斯宾格勒那里借来的。在斯宾格勒眼中，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文化。从思想史上说，他所说的“文化”，与后来我们这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文化热”颇有渊源关系，尽管我们的文化讨论中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他。他的“文化”是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各有各的生命周期——诞生、成长、衰老与死亡，各有各的文化宿命。就其生命与宿命而言，各个文化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否认历史阶段论），也不存在实质性的相互影响。如果相信他，结论就很悲观：惟一还活着的西方文化也已走向没落，中国文化则早已死亡。而且，根据他的看法，已死的文化并不存在重生的机会。如果我们把他的结论先“持保留意见”，沿着他的思路去探究中国文化的宿命，却是个诱人的题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牢里时，曾就此苦思冥想。当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成果，牢里没书读，“思而不学则殆”嘛！对于我和我的同龄人来说，斯宾格勒的文化概念与脱胎于汤因比的文明概念，确曾提供了一种启发，使我们得以换了一种历史视野。

第三种视角其实是第二种视角的某种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套内部读物叫“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其中有些文章，是把中西文明的冲突作为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其文明的概念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及汤因比的文明明显有亲缘关系。不过，历史学家不像历史哲学家们走得那么远，他们的概念总是要离实际经验更近一些。他们说的文明，没那么封闭，相互之间总是既存在冲突又存在交融。从这一视角看，不排除可以得出一种比较乐观的结论，即冲突与交融的结果，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种结论的诱惑力自不必言。许多年后，我给那种诱惑定名为“第三条道路的诱惑”，并对之心生警惕，有无“第三条道路”本当存疑，但振振有词的论道却可画饼充饥，成为逃避选择的一种借口。不过，当初我还没这分警醒，在仕仁面前也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仕仁可能没料到他一石激起千层浪，竟惹得我这个老家伙把十几年的存货翻出来搞倾销。他毕竟还年轻，一时当然拿不出什么反制的论据，只能默默地听着。但我看得出来，他听我讲话时和自己讲话时一样兴奋。正是他的那种兴奋鼓励了我，让我那多少有些空疏的宏大叙事得以滔滔不绝，我知道我遇到了最好的倾听者。好的倾听者往往也是好的谈话对手。在北大，你永远不会找不到谈话对手。这真是不亦快哉！

三

第二天一早，仕仁就到29楼我的宿舍造访。开门迎客，进来的竟是三个人，一禾和小宇也来了。没太多寒暄，就又接上了头天的话题。仕仁很清晰地发问，问题都在点子上，表明头天晚上他回去后曾认真想过。一禾、小宇两个也是好的倾听者。一禾沉静，但内在激情的充沛是很容易被觉察到的；小宇很洒脱，却又透着一种大男孩的腼腆。再加上个思想敏锐态度诚恳的仕仁，三剑客着实让我那陋室充满了活力和灵气。谈话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我知道，我大概已通过了考察。告辞前小宇用调侃的语气告诉我说：“知道我们说过什么狂话么？仕仁是中国的脑，一禾是中国的心，我是中国的胃。”

这以后我和他们之间的来往可谓过从甚密。筹办展览的那两三个月，几乎天天晚上都聚在一起。商量公事通常只需要三言两语，剩下的时间就是侃大山，常常会到凌晨一两点，甚至通宵达旦。思想交锋的深层也有情感交流，私人间的友谊在悄悄积累。谈话变得更随意了，话题当然变得宽泛起来。有形而上一些的，直接关联着存在的意义；也有比较轻松的，琴棋书画饮食男女均有涉猎。随后由于张玞、小霖两位女生的加入，气氛自然更加轻松活跃。

一个周末的晚上，大伙儿即兴开了一个音乐会，你一首我一首，居然一直没有冷场，直唱到天光大亮。他们唱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歌曲，其中几首台湾的校园歌曲尤其打动了我。从他们唱的歌，我才领会到校园歌曲的清新。同时我也才意识到，尽管我在青年时期也曾激烈反叛过，但当初笼罩着我们的一种美学却是沉渣未化，依旧在阻碍和扭曲着我的审美。于是我有意避开了那种对宏大与高亢的崇尚、那种对烈火与热血的向往，尝试着唱起我在叛逆期从《外国名歌200首》中讨生活时学会的一些小歌谣……我一直认为，从那一晚以后，我们就真正成了朋友。

三十年后，刘索拉在和我进行的一次笔谈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审美立场比阶级立场更重要”，并且又补充说：“（在审美立场上）反叛容易反省难。”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一晚。于是提笔回应道：“我到北大上学时已经三十四岁，结识了一帮二十上下的男孩女孩，他们背地里都叫我‘老家伙’。最初的交往是北大特有的那种谈话，充满了形而上的字眼，并且摆出一副高手过招的姿态，试探性很强，那模样真仿佛隔着条沟（人称‘代沟’）。直到有一个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我忽然觉得我能懂他们了，并且觉得他们好像也懂得我了，那沟也就消失了。从此就真成了忘年交。我清楚地记得，是他们唱歌的那种态度打动了我，我也因此就喜欢上他们唱的那些歌了。用我们此刻所用概念来说，那一晚我与他们显然是懂得了彼此的attitude，彼此的‘审美立场’，而且发现它们其实是相通的。”

从那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主要不是产生于思想观点的不同，而是审美趣味的歧异。反过来说也一样，人与人之间的融洽主要不在于思想观点的相同，而在于审美趣味的相通。这个结论一再得到经验的证实。一般地说，思想观点不同的人可能成为敌人，但不妨碍他们作为个人能彼此欣赏，在一起相处时甚至会觉得愉快，但审美趣味不同的人就很难凑在一起而不互相讨厌的。

四

回过头还是再话说当年。我那几位忘年交正值青春年少，又都热爱文学，“人生”当然也是常被他们关注的一大话题。我比他们长十余岁，又坐过几年牢，在学生中称得上是饱经沧桑，谈论人生我自然有点优势。记得我给他们讲过一些狱中经历，故事零零碎碎，体验点点滴滴，都是谈话中即兴说起。我只记得他们的眼睛像星星一般照亮了我，让我的故事因此变得更加纯净。我是说，我在讲述时无形中减少了“痛说革命家史”的夸耀，增加了“走在人生中途”（但丁语）的摸索。

我的摸索漫无边际，但也可简括为一个问题：“‘无彩人生’有没有意义？”我见过一些几乎一辈子都在坐牢的人，他们引起我的追问：这样的生活还有意义吗？我这一问，当然也是对自己提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就预示了我的命运。多年以后我写了《里面的故事》一书，我自己的解释是：“我写下的，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我自己和一些其他人的人生境遇。我们这些个体连同我们所有的遭遇都不会进入历史，或者用我家乡的话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个泡泡也不会起，但这却不意味着我们的存在、经历和感情就不是真的。我想表达的，就是那些被历史忽略不计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想当年在北大听我讲这些故事的，都堪称天之骄子，难得他们竟无障碍地领会了我的所感所思，我不能不把他们引为知音。

关于我们最初见面时讨论的大问题，三剑客对我宣告：“我们讨论过了，决定用五年时间批判老朱。”我则赶紧缴械投降：“不用五年，我给你们交个底。”我说了几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也简单说了自己做“理论突围”的思路，以及在突围路上小心提防的种种陷阱。尤其重点谈到“历史”和“文化”这两个观念都有待检讨，而我自己的学力不够，只能说是正在努力之中。

“五年批判计划”在他们不是一句戏言。不久我就从一禾的言谈中察觉，他在读《西方的没落》。他读的是台湾版的译本，我还特地借来乘兴重读了一遍。记得我还跟他谈起过重读以后的感受，大意是这样：我原先读的时候，觉得斯宾格勒富有洞察力而少学究气，读起来灵动而有音乐感，这一回读，却发现那种灵动的叙事中包裹着一个有如钢筋捆绑成的概念框架，其实也很僵硬，因过于严实和精致，反而让我几乎出自本能地觉着可疑。后来我读一禾的长诗《世界的血》，发现他所尝试写的“真正史诗”里有一种“大文化”的辽阔视野，显然取自斯宾格勒，而他笔下来到城市的“农家女”，也让我想起斯宾格勒的论断：“所有的文明都诞生于城市，所有的文明都会衰落，而农村却永在。”一禾那“辽阔的歌唱”（诗人陈东东评语）让我意识到，三剑客对我的批判业已完成。

只可叹天妒英才。事实上是还未满五年，仕仁在1984年便早早去世，三剑客折翼。他是应我之邀同去怀柔游泳时溺亡的。我从高处疾跑而下扑进水里时，他那扑腾挣扎着的身体已迅速沉入水底。据打捞尸体的潜水员后来说，那水底有十一米深。古语有云：“伯仁非我所杀，伯仁由我而死”。我总觉得，仕仁的死是我的错。

没想到这一错竟好似引发了一种连锁反应，变成了一错再错！

仕仁死后不到五年，一禾又走了。他死于1989年5月，大庭广众之下突然晕厥，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导致颅内大面积出血。我赶到天坛医院去看他，他身处昏迷之中，没能说上话，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些环绕着他的瓶子和管子。

剩下个小宇孤身一人流落天涯，说是“下海”了。偶尔回京与我相见时，总笑称自己是三剑客中硕果仅存者，有一次还感叹说：“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时说的那句狂话么？现在你看，中国只剩下我这个胃了！”话音未落，2007年他也决绝离去。据说是从高楼上毅然跳下，原因竟没人说得清楚；又或者是，说得清楚的人却也不愿细说了。我只能想，三剑客之间大概是依循古例订立了一种盟约的，而他这是践约去了。

一禾去世时我题写小诗一首：“终是诗人爱占先，广庭笃定好长眠。我惟坐等头飞白，未敢吞声哭少年。”到如今三十年过去，头是早已经白了，老家伙还在坐等什么呢？

作者： 朱正琳，学者、书评人。曾出任《东方》杂志副总编，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专职策划，并曾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编辑丛刊《成长文摘》，任主编。著有《砍大山余响》《文事·世事·心事》《还有精神》《读书是私事》《里面的故事》《读点》等文集多部。

题图：Three Men Seated，Georges Seu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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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一禾（1961-1989）出生于北京，幼时随父母下放河南农村淮河平原，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3年开始发表诗作和诗论，1984年毕业，任北京《十月》杂志编辑，主持西南小说及诗歌专栏，两次获得优秀编辑奖。1988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1989年5月14日凌晨因脑血管大面积出血，5月31日不治逝世。身后留下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及大量短诗、诗论、论文等，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诗集《世界的血》（1990，长春）、《骆一禾诗全编》（1997，上海）、《骆一禾的诗》（2011，北京）等。

* 简介摘编自陈东东《六首纪念骆一禾的诗》

【骆一禾纪念专辑】

宋琳《“星核的儿子”》

陈东东《圣者骆一禾（上）》《圣者骆一禾（中）》《圣者骆一禾（下）》

昌耀《记诗人骆一禾》

于坚《世界的血——怀骆一禾并谈论他》

袁安《所有星光都是在赶赴生者的葬礼——骆一禾三十年祭》

林贤治《悼一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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