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

乾隆帝(爱新觉罗· 弘历) 是清朝的第六个皇帝。他活到八十九岁,是历代帝王中活得最长的。实际统治中国六十三年多(当皇帝六十年, 当太上皇三年) ,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他的年号,家喻户晓,众所周知。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评价、传说。人们知道有关他的许多事情,“ 十全武功” 啦, “四库全书” 啦,“六下江南” 啦,还有和香妃的艳史,跟海宁陈家的关系, 晚年对和坤的宠信等等,有的是事实,有的是捕风捉影的传闻。总之,他是一个被人谈论很多、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但是,有一点却很少有人提起,乾隆帝一生喜爱读诗、喜爱写诗,是中国诗史上创作最宏富的第一名多产诗人。

乾隆的御制诗集共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这是在位六十年间所写的,平均每天要写两首诗。所谓“五集篇成四万奇, 自嫌点笔过多词” 。此外,在他即位以前,当皇子的时候,有《乐善堂全集》,在他退位以后,当了太上皇,有《御制诗余集》。这些还在四万一千八百首以外。其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无人可望其项背。就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搜罗宏富,洋洋大观,共九百卷,收集唐代三百年中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也才只有四万八千余首。乾隆帝一个人的诗作, 篇幅上竟可与遗留下的全部唐诗相比拟,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可令人惊愕。

写诗是乾隆一生的嗜好,他无日不在咿呀吟哦之中。在大内、御园居住办公也好,到江南、塞北巡幸围猎也好; 有时军书旁午,公务繁忙,有时四方无事、政清刑简,可他始终保持写诗的习惯,留下大量诗篇。他自己说: “ 平生结习最于诗”,“笑予结习未忘诗”。又说: “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

诗是文艺作品,写得多不一定写得好。乾隆的诗,水平怎样?自然,他的大臣们对皇帝的作品大加赞誉,竭力恭维,什么“金声玉振, 涵盖古今”,什么“神龙行空, 瞬息万里”,这类过分吹捧的话是不能相信的。乾隆对自己的诗,有两个字的评价,即“拙速” 。“拙速吾犹惯”, “拙速由来我所能”,这多少反映了他写诗的特点。他写诗很快,不拘格律,不事雕饰,信口拈来,便成篇什。有些诗还比较清新自然,但总的来说格调不高,佳作不多。

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内容,标榜“清真雅正”的诗风。不主张立异猎奇,不使用绮辞丽句,“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 “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羡”。他对杜甫十分倾倒,“ 葩经到此千余载,只爱杜陵菽粟文”, “我读杜诗亦已屡, 每一开编兴会殊”。他特别反对宫体诗、香艳诗, 诗风和前代帝王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迥异。不少人误以为乾隆是个风流天子,一定会写些缠绵悱恻、儿女情长的诗句,而实际上,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在他写的那末多的诗中,却没有美女宠妃的形象, 也没有轻歌曼舞的场面,甚至诗中从来不用“酒” 字。他说: “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

由于乾隆要“小中见大” ,想在诗中说点大道理,又总想表现自己的“勤政爱民” “文治武功” ,因此他的诗矫揉、自诩和说教的味道很浓厚,不能不落入诗的下乘。再加上写诗太多,出手太滥,不加锤炼推敲,所谓“ 岂必练研求警句,兴之所至笔因拈” ,诗味不足。许多应兴即景的诗,信手涂鸦,千篇一律,味同嚼蜡。有些诗还要遵照程式旧例,譬如每年的元旦、上元、冬至、除夕,都要按例写诗,诗的体裁,字数是预先规定好的,“每岁元旦及试笔诗,皆七言,除夕诗皆五言,数十年来,遂成常例” 。这类诗,谈不上什么真性情、真胸臆的抒写。还有一些诗,要凑成五、七言,任意减字、增字,如“土尔扈特”减一字, 成“土尔扈”,“札什伦布”加一字,成“札什焕伦布” 。这种杜撰的词汇和生硬的甩句,比比皆是。有时字句省略太多,上下不相联贯,意义晦涩不明。例如,乾隆四十一年,他在巡幸途中,接到北京下雨的报告,咏诗一首: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这首诗,不但没有诗味,而且意义费解,不知所云。幸亏乾隆的许多诗,附有很长的注文,以详叙事实,说明诗意。看了注文,才知道原来乾隆在巡幸中,照例两天一次收到北京送来的阁报。阁报中说北京下了两寸雨,他感到很欣慰。可是又接到直隶的报告,说易州在十九日下雨四寸,易州和北京下的雨量不一样。北京所报是十八日的情形,大约还不知道十九日的情形罢!这里省略了下雨两寸和四寸的差别,省略了直隶奏报,省略了两地雨量的比较,只剩下十八日和十九日,如果不看诗注,怎么也弄不清诗的意思是什么。

乾隆写诗很快,有时每天可写诗十几首。例如,乾隆三十六年,他乘船去昆明湖,不到一个小时就写了八首诗, “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 。又如,乾隆四十九年,他去香山游览, “自十一日驻跸香山,五日得诗凡六十七首”。他自述写诗迅捷的体会,“放舟揽景,俄顷之间,得诗数首,非欲与文士争长,正以理精辞熟,自觉有水到渠成乐趣”。事实上,乾隆的好胜心很强, 常常因自己“诗才敏捷”而流露出沾沾有喜的心情。和珅就很会投其所好,大拍乾隆的马屁,“皇上几余吟咏, 分章叠韵,精义纷纶,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至十叠者”。

乾隆写诗,也有写得少的时候,一是即位之初,孜孜求治,致力于政务, 怕写诗会分散自己的精力,故诗作极少。乾隆元年他写的诗里说: “剩有忧怀批奏赎, 那余逸兴赋诗篇”。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年,每年只有几十首诗。以后逐渐增多,乾隆十年以后,每年写诗均达数百篇。二是他的诗兴,也有季节性,春季诗兴最浓,诗作最多,夏秋次之,到了冬天,好象文学灵感也要冬眠似的,很少写诗。冬至以后,几乎搁笔。三是在优伤烦闷的时候,写诗的雅兴,随之衰退。乾隆四十二年,他的母亲孝圣皇太后逝世,他十分悲痛,这年的诗作明显锐减。又如,他当太上皇以后,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他焦虑不安,说“ 迩来心绪懒吟兴”,“近因盼望捷报,心绪焦劳,吟兴为之稍减” 。但总的来说,他的诗兴一直是很高的,创作活动也长久旺盛而不衰。

乾隆作为至尊的天子,不屑与文人墨客为伍,可为了写诗,也要找几个诗友联句唱和。

乾隆的两个弟弟和亲王弘昼、果亲王弘瞻,常陪他吟诗。“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主,每陪腊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乾隆早年对著名诗人沈德潜最为倾倒,说“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还有钱陈群也常与乾隆唱和,“陈群深于诗学,书法亦苍老。家居以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 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还有一些新进小臣,陪着皇帝写诗,颇得皇帝欢心,如张南华( 鹏翀)就是一个。“上天纵多能,鹏翀诗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词馆诸臣,艳称奇遇”。

乾隆诗作所以很多的原因之一,是有些诗不是他亲自写的,而由臣下代笔。有时候,兴之所至、口吟一二句,尚未完篇,便令侍监抄录,由词臣续成。也有的诗,臣下代笔后,经乾隆改定,或乾隆自己写的诗,交臣下修改。曾在军机处当过章京的著名诗人、历史学家赵翼就曾为皇帝捉刀撰文,赵翼说: “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教、军机大臣)具草者。文端以嘱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赵翼说的是代写文章,写诗大概也有类似的情形,特别是逢年过节的应酬例作,不见得是皇帝的手笔。沈德潜死后,在徐述夔的文字狱案中受到牵连, 被夺官爵、扑墓碑。据传,沈得罪的原因之一就是曾替乾隆写诗,而又把这些诗收进了自己的诗集,“迨归愚(沈德潜)疫殁,上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 心窃恶之”。对于封建时代的皇帝来说,并没有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的著作权观念,朝廷养活一批学士词臣,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给皇帝草写谕旨诏诰以及诗赋文章。在学士词臣们看来,这是莫大的荣耀,皇帝也把别人代写的作品心安理得地视作自己的作品。不过,乾隆倒在事前作了声明,并不讳言倩人捉刀。他当皇帝的初年,在《乐善堂全集》的序文中说:“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联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 。

平心而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乾隆在位的时间长,亲理政事,“联临御四十三年,事无巨细,必躬必亲”。他的诗都是在政务之暇,纪事抒情而作。有的叙述某件史事,有的表现某些制度、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与喜愠心情。而且许多诗附有详细的诗注或字序,或胪陈史实,或解释典故,或说明诗意。他的大量的诗作,详细、具体而又形象地记录了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感情,乾隆也把自己的诗看做是生平的历史记录,所以说: “ 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 。他的篇幅浩瀚的诗集是研究当时历史和乾隆其人的绝好的史料,可供历史学家的发掘、钻研和利用。

乾隆不像历史上大多数封建皇帝那样,深居高拱,不问外事,与世隔绝。他常年在外走动,江南塞北、盛京五台、东陵西陵、泰山嵩山,到处游历山川名胜,调查风俗民情,询问农事耕作,筹议河工水利,亲行围猎骑射,观察官方士习。他不仅接触了很多贵族官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普通老百姓,“常山翠华初驻旃,老幼瞻依夹道填”,“野老扶儿望六飞,停鞭问处话依依”,“老幼黎民日日添,马前舆后任翘瞻”。这是他诗中描写的皇帝出巡、群众围观的热烈场面。老百姓万人空巷,迎銮接驾,堵塞了街道,踩踏了农田,有时候,乾隆还和他们交谈问话。这种方式的接触群众,了解民情自然是很有限的,但处在那个时代,以乾隆那样的身分,不可能再超出这样的范围。由于他还知道一点下情民瘼,所以写出了一些颇有思想内容的好诗。如乾隆七年,他去易州西陵的途中,遇见一位从山东逃荒来的老人,孑然一身,无妻儿家室,佣佃度日,贫病交加。乾隆听了他的悲惨遭遇,写了如下的诗:

我闻凄然悲，所悲非野父。
曾记周诗云，君子民父母。
教养违其方，黎民失怙恃。
命医施针砭，或可离痛楚。
白金稠其窘，屋居免露处。
固知煦妪仁，所愧泽未薄。

同年,他去遵化东陵的路上,又遇见一位贫穷老农,在交纳了赋税地租之后,已罄无所有,不能维持生活。他写诗道：

路旁一农父，倚杖愁默默……

租吏下乡来，款接完赋额。
吏去业主来，逋欠坐求责。
吾农三时劳，曾无一日适。
我闻凄然悲，执政无良划。
罔民焉可为，恒产究安则。
翁其善保躯，展转增叹息。

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至浙江,他目睹了盐工灶户的辛勤劳动,体会到盐商对盐工的剥削,他写诗道:

苇芦灶户日煎盐，辛苦蝇头觅潤沾。

嘘焰胼胝耐燥湿，厚资原是富商兼。

当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他的思想、愿望、政策、行动都要全力维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像这类咏叹民间疾苦的诗章只占很少数。但他毕竟了解到一点群众的艰辛生活,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曾拨动过他的心弦,他写过这样一首诗:

老农炙背耘田苗，汗湿田土如流膏。

广庭挥扇犹嫌暑，彼何为兮独不苦。

独不苦兮无奈何，未见应比见者多。

农兮农兮良苦辛，惭愧身为玉食人。

一个封建皇帝,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就算难能可贵的了。

乾隆所写另一类重要的诗是有关战争的诗,对历史研究很有价值。乾隆朝有“十全武功”(两征准噶尔、两征金川、两征廓尔喀以及征回疆、台湾、缅甸、安南之役),还有不计入“十全武功”的多次战争(乌什、王伦、苏四十三、田五、苗疆、川楚白莲教)。每一次军事行动都留下许多诗和诗注,相当完整、详细地反映了战争的全过程和乾隆的决策、指挥。后来,曾把有关“十全武功” 的诗文,汇编为《御制诗文十全集》,共五十四卷,包括文十一卷、四十四篇;诗四十二卷、一千五百二十首。这些诗大多取材于前线的奏折军报,可与实录、方略、档案相印证,也有一些是听了从战场返回的将领侍卫们的口述,是文书中所没有的。诗中叙述了战争的起因、发展和战斗细节,透露了作战中的困难、失误,乾隆个人对战局的估计、判断以及随着战争的胜负,或喜悦、或焦急的心情。例如,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时间拖得很长,局势屡变、时胜时败, 前线将领不很得力,几次临阵易帅。乾隆在诗中自怨自艾:

西陲方荡平,卒未得休师。

勤远非初意,三年乃逮兹。

设能先执领,安用屡移棋。

事顺乏人干,乏人责在谁。

又如,征缅甸之役,作战于炎暑瘴疠之地,屡遭挫折,劳师糜饷,损兵折将,乾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策:

一时思靖缅，讵曰非兵佳。

二字蹈轻敌，况复失徘徊。

又如,在镇压甘肃回民起义时,起义军已被重重围困,断绝水源,势穷力竭,但仍英勇作战、宁死不降,使得乾隆很感惊讶,在诗中呼为“大奇事” :

贼首虽阵斩，余党十遗回。

乃竟弗出降，死守华林寺。

釜底困扰斗，延廿日弗溃。

邪教固人心，亦诚大奇事。

筑栅近逼之，火攻下策试。

纵拚命跳踉，围戮无噍类。

再如平定金川以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该地的统治,撤销土司,改设流官,驻兵屯田,恢复农业生产,取得一定效果。乾隆的诗中反映了这一政策措施:

险疆费力始平之，不合仍将悼土司。

戍卒轮班拨近地，降番散处垦荒陂。

已看树艺欣作息，即遇屯耕相制维。

永敉蛮方靖兵火，由来万事在人为。

山东王伦起义后二年,他路过临清,详询了战斗情形,亲历了故场,作长诗《临清歌》,原原本本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乾隆晚年,传位给嘉庆,自己当了太上皇,而干戈迭起,湖南、贵州爆发了苗民起义,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战火日益蔓延,难以遏制。乾隆晚年写的许多诗篇中表现了惶惶不安的焦急心情:

忽忆捷章仍未到，片时那得获心宁。

湖北川东兵未消，执凶盼捷正无脚。

外靖内安思昔咏，歼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书崖凭窗坐，渐愧人称太上皇。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一生写了四万几千首诗的最多产的诗人乾隆年已八十九岁,正在病中,写了最后一首诗,念念不忘前线军情,埋怨将士作战不力,盼望擒获义军领袖。诗中说: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裁。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这首诗的注文说: “现在已届新正,惟冀喜音迅递,将各路著名匪犯悉数生擒,接踵而至,即可计日蒇功,盼望尤为殷切”。过了两天,即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一七九九年二月六日) 乾隆逝世。嘉庆帝为太上皇诗集作跋写道: “己未正月二日,力疾成望捷之诗,孰意此章,竟为绝笔”。这位文治武功,赫赫不可一世的大皇帝,始终没有见到这场震撼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的平息,他带着未了的心愿,饮恨而终。

乾隆写诗的另一重要题材是农业生产, 这类篇章, 数量之多, 难以计算。

遍野青青秋麦萌，扶犁亦见有新耕。

斯吾第一关心处，岂是寻花问柳行。

看耕端似胜看花，那觉鸣鞭十里遐。

吩咐长官恤民隐，乏籽种者不舫赊。

这都是他在路上察看农情的诗作。封建的中国,以农立国,每年雨泽的调和、耕作的勤惰、收成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财政盈亏和政治稳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对农事十分关切。为了重农劝耕,每年春天要祭社稷、耕糟田。又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圆明园的北远山庄开辟农田、试种作物,以验证农事。北海新建了蚕坛,清漪园旁立碑镌刻耕织图。各省都要向朝廷及时上报雨泽、收成、粮价。乾隆说:“朕于各省雪雨情形,民食攸关,无时不为缱念。偶或奏报少迟,当即驰旨询问,令该督抚据实复奏。凡有奏到之折,多有即为题什,以志慰幸者”。正是“无刻弗因农系念, 抚时惟觉岁关心” 。当春季天旱时,他常常带着皇子和大臣们跑到西北郊黑龙潭去求雨。他的诗中说:

较晴量雨四九岁，较量每比穑夫早。

微缺雨即虑成旱，略连霖豫恐致涝。

初时扰弗觉太甚，年复一年首忽皓。

有时久早不雨,他诗篇中明显地表现出焦急不安的心情:

人穷反本呼天吁，旱甚因谁责己知。

计穷力已竭，敢虔举大雩。

彻悉屏丝竹，减膳用菜蔬。

思过冀回天，返躬唯责吾。

每日宫中在上帝及龙神各处拈香拜祷, 几于坐卧不宁。

有时久旱逢雨,他又十分高兴,兴致冲冲地吟诗志喜:

弥月甘膏已觉稽，晚来云重雨凄凄。

通宵喜听波声注，谁晓才看霁色夷。

何处非民非赤子，即今惠我惠青齐。

京畿一带齐霑否，驿旅謄章此伫徯。

昨朝几番雨而睛，四鼓檐前复注声。

已喜作泥跋山路，更思透壤报都京。

遥瞻云聚西南势，切望心驰滂沛情。

渐北田功渐加美，曰欣曰盼寸心萦。

乾隆十二年春,他检阅近期内的诗作, 发现其中很多是求雨写的诗。他说:“正月望雪,继望雨,二月十五以后雨而少慰, 草月十五前后复望雨,下旬至四月初,雨足而大慰。四月十五后复少,望雨, 十九日雨而复慰。凡此皆有诗,至今则又复望雨云”。这类作品,充满在乾隆的诗集中,正是“壁多望雨盼晴什,复有忧霖盼霁诗” 即晴久则盼雨, 雨多则盼晴,农事关怀,无时可以自释。如果把他诗集中望雨盼晴的诗收集在一起,可以相当完整地显示出乾隆一朝晴霁阴雨、气候变迁的情况。

乾隆诗集中还有很多记述各地收成和赈灾救荒的诗篇。每年各省申报夏收、秋收的成数,他几乎都要写诗。如乾隆五十三年,江苏和安徽奏报收成。他写诗说:

两江各报收成数，上乃七分下九分。

近北因教潦水被，远南欣得稔秋闻。

界邻幸可通融济，转壑实无饥馒纷。

仍恐向隅有独叹，缓征谕吏抚绥勤。

乾隆帝对贩济灾荒,态度很积极。他懂得:要使统治稳定。必须维持人民起码的衣食,“不饥自鲜盗,村村乐宁谧” 。一场严重的自然灾荒必定会带来社会动荡。所以,一有灾荒,他立即派遣官吏, 发帑运粮,办理赈务,不稍吝惜。后人评论说“纯皇(即乾隆)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他写的大量赈灾诗都是告诫官吏,要体恤民情,尽心赈事, 不可匿灾不报,不可侵吞赈银。如乾隆二十八年,山东水灾,甘肃干旱。乾隆令两省官吏办赈,写诗说:

十行宽大拒虚谈，实政应教惠泽覃。

东廑低田沴齐鲁，西忧瘠土旱凉甘。

贫分极次为赒赈，令饬抚藩慎再三。

恩戒侵渔须遮逮，春来胥俾力农蚕。

乾隆还经常在诗中就各种问题提出看法,发表议论,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作为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封建皇帝,他服膺儒家学说,崇奉程朱理学,有很多陈腐的、唯心主义的说教。如说:

天理与人欲，只争一线多。

出此入乎彼，为学戒蹉跎。

这是掇拾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牙慧, 把为学看成只是自身的修养功夫。又如:

万事及万物，无不由心者。

心为一切本，则皆心写也。

他把“心”看作一切事物的根本,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

尽管乾隆思想中,封建的糟粕不少,但也有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例如,他强调实践,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

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

行之扦格多，乃悟实践难。

知得一尺时，不如行一寸。

基于这一思想,他施政读书都很重视实地的调查考察。为了治理黄河,他几次亲临阅视,指示河工措施,并派人勘探黄河源,亲自撰写河源的考证。为了修筑浙江海塘,他几次南巡至浙,第一站即赴海宁,勘视塘坝工程。他遇事爱动脑筋,不肯人云亦云。即使是孔孟程朱的话,乾隆也要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疑问和反驳。例如,诗经中有“泾以渭浊”之句,照字面讲,应是泾水本清,因渭水而浊,可是朱熹注诗经,却称“渭清泾浊”。乾隆怀疑注文有误,命陕西巡抚秦承恩亲至泾渭二水考察,果然是泾水清、渭水浊,改正了朱熹的错误。又如:朱熹注诗,认为鸿是“天地之淫气” 。乾隆大不以为然,他在《月令七十二候诗》中加以反驳：“天地缘何淫气行,晦翁(即朱熹) 此语我疑生,“朱子集传乃以虹为天地之淫气,殊害于理。夫虹乃日光雨气相薄而成,并无淫义”。显然,朱熹之说,穿凿附会,而乾隆的说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乾隆不但敢于驳斥朱熹,甚至敢于怀疑和驳斥孔孟。《论语》中记载：“子曰吾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乾隆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人不可能梦见另一个从未见到过的人,所以人不能梦见自己的远祖。孔子怎能梦见几百年以前的周公呢?乾隆说:“夫子未识周公形容,何从见诸梦寐。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岂肯为此无稽之说乎?”这一反驳也是颇有道理的。至于反驳孟子就更多了,孟子见梁惠王,劈头第一句话就训斥,“王何必曰利” 。乾隆在诗注中说: 利有“公利”,“私利”,“公利”为什么不能讲呢？“利在乾元五德之中,古圣所言,岂可去其一而不用”。虽然乾隆以天子之尊,说话可以无所顾虑,但在儒学盛行的当时,敢于反驳孔孟朱熹,也是要点胆量和见识的。

乾隆喜爱读历史,写过很多史论。他时常用历史教育皇子和大臣们。乾隆四十三年,他用三个月时间写成一套以历史为题材的组诗,长达一百零六首。洋洋洒洒,上下古今,蔚为大观,名为《全韵诗》。按照四声的一百零六韵,每韵写诗一首,上平下平声共三十韵,作诗三十首,写清朝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一唱三叹,歌颂赞美;上去入三声共七十六韵,作诗七十六首,写上古以迄明亡的历史,缕述前代帝王的功罪得失、遍加评述或褒或贬。“是诗也,历代兴废之大端,略见于此。而我皇朝之良法美政,亦毕述梗概” 。此外,乾隆还写了读史吊古的诗篇、歌咏,评论了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这些诗中,可以了解他的历史观点。

除了上述以外,乾隆还有和宫室大臣们的联句,或给他们的赠诗。联句多以政事为题,源源本本地叙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赠诗则表现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关切;有大量的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基北的各种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建筑和园林建置很有价值;有治理黄、淮、离宫别苑的诗,可以窥见当时的自然灾害和水利工程;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的诗,反映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的诗,显示了皇家的丰富藏品和乾隆帝个人的爱好和文化素养,还有记载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听政、批折、召见、祭祀、读书、作画、写字、行围。总之,乾隆,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多产的一位诗人,留下了宏富众多的诗篇,艺术性虽然不高,但与时政密切相关,多写实之作,表现的方面很广泛,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的诗,对于研究我国十八世纪的历史和乾隆一生的活动、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可以补充官书,档案之不足。

* 本文选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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