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皮埃尔·布列兹

对于身处北美的大多数人而言，皮埃尔·布列兹名声狼藉并非因为他的作曲家或者乐队指挥身份，而是因为他在英国《乐谱》杂志（The Score）上发表了一篇胡言乱语、令人不悦的文章。那是在1951年，文章表面上是在悼念当年7月去世的阿诺德·勋伯格，然而一切与既定目标大相径庭，布列兹最终上交了一篇言辞拙劣、沉重不堪的战斗“檄文”，标题是《勋伯格已死》。文章的论述其实并无新鲜之处：“勋伯格，曾经满腔热情的革命者，却将人生最后二十五年花费在十二音技法与后浪漫主义标准化结构相融的工作中，一切都变得徒劳……一句话，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布列兹字典里最重要的词汇就是“相关性”，或诸如此类的同义词）。火炬已传递给年轻的下一代，相应地未来的音乐将仅仅是借鉴勋伯格的调性理论，尽可能令它们同样适用于其他元素，如节奏、动感以及音色。

争论本身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布列兹对自己所坚信的音乐意识形态向来是一位具有说服力的宣扬者。上文提及的序列主义，多元素整合技巧都是50年代的流行语——最先在欧洲出现，随后悄无声息地在美国出现——布列兹成为主要的拥趸（有人认为他本身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典型）。

然而，布列兹在“缅怀”中尽是无情的谩骂。BBC音乐频道主管威廉·格罗特（William Glock）——这位受封的爵士随后给人们揭露了大量内幕：当时一系列非凡的欧洲庆典均与26岁的布列兹脱不开关系。布列兹这篇文章发表十年后，勋伯格的遗孀格特鲁德仍拒绝提及这个名字。1962年，古尔德在一档广播节目中对格特鲁德进行采访，她如此评价，“这些琐事都不能伤害勋伯格；它们只会……嗯！算了，我不想进行人身攻击。”

一篇《勋伯格已死》引发了国际“骚动”，但这绝不是布列兹第一次混淆视听，掀起大规模的口水战。1945年，战后巴黎首次举办“完全斯特拉文斯基”系列音乐会，布列兹在香榭丽舍剧院带领庞大的破坏团队，阻击当地以纳迪亚·布朗热为领军人物的新古典主义乐派。不幸的是，一系列音乐会盛世既非孤立事件，亦非智障青年无所事事的恶作剧。据琼·佩瑟（Joan Peyser）在所著的《布列兹：作曲家、乐队指挥、迷》（Boulez：Composer Enigma，New York ：Schirmer Book，1976）一书描述：布列兹的生活迄今为止总是充满没完没了的算计与将计就计。同一战壕的战友转手会被贴上“敌手”标签；鉴于同一时期作品呈现出的趋同性便会被视为“同谋”；作曲家-指挥家与纽约爱乐共事的六年表面上看是其成长期，实际上却是一段沮丧、烦恼、甚至是可怕的故事。

就某方面而言，琼·佩瑟有些地方的描述相当令人迷惑，布列兹的这本传记作者在其叙述中融入了相当多的准军事词汇，有时人们很难清楚区分这是作者的言论，还是出自布列兹自己的演说。比如，“地方阵营”、“战斗”、“加入战斗”、“毁灭”、“征服”、“击溃”、“全歼”，甚至“抹杀一切”，这些词语以惊人的频率交替出现。“胜利”从“对抗”中来，而“对抗”产生“英雄”、“钢铁般的灵魂”，或者有时候诞生“一位国王”。请注意“界限已经清晰划分”，那些“竞争者”、“敌人们”甚至是“魔鬼撒旦”都在“等待一场厮杀”，他们需要“被一一毁灭”。“挣扎”之后，获胜的领袖将接受“加冕”，而他的反对者将被“罢黜”。偶有如过去般的好时光，“休战协议”得以公示，“同盟国”被挑选出来，“联络机构”将会形成，即便如此，依然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结果证明一切都将演变为“风暴”。当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咒骂”、“嘲弄”与“蔑视”，常常“游击战”会突然爆发，于是一切都将重新洗牌，重头再来。

无疑，这种说话方式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行文中常出现不可避免的时间顺序偏差：一个叫“黑手党”的词时常出现，各种倒霉的弄臣招来厄运，或“一顿暴打”或“扫地出门”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过随后，如同大管家的布列兹所指，“历史很接近于断头台。隐喻如果一位作曲家不能朝正确的方向走，他一定会掉脑袋。”

或许传记作者的一些话能道出些许端倪，“不论如何，如果有人想在法国有所作为——或者说在任何国家赢得声名——这种远大理想有助于锻造一颗钢铁之心：磨炼钢铁意志胜过在战斗中与强大的父辈并肩作战。更进一步说：考验个体的极限远胜过辱骂、攻击、否定他人的国家。难道下一个攻击对象是更强大、更好的国家吗？”这里提到的“强大父亲”是作者论述的核心。在佩瑟这本《布列兹：作曲家、乐队指挥，迷》的引言中明确说明自己的写作深受埃里克·埃里克森思想影响，她着手为布列兹勾画心里层面的肖像。如文中所写，布列兹拒绝接受自己的父亲。“今天，布列兹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他带着骄傲宣称自己与妹妹的力量：我们的父母很强大，不过我们最终比他们更强大。”五岁那年，布列兹得知一位与自己教名相同的哥哥死于襁褓。“那是一个孩子与死亡的初次相遇，皮埃尔站在小小的坟墓前，小心翼翼地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上面写着皮埃尔·布列兹。‘我是一个达尔文主义信徒’，布列兹解释道，‘我相信：之所以存活下来的是我而不是他，那是因为我更强大。如果他是素描的话，我便是画作’。”

佩瑟继续追逐正反交织的愤怒，以及兄弟间复杂的愧疚与报复心理。似乎早年的布列兹“抹杀”了一切父亲形象，不论是师长（勒内·莱博维茨、奥利维埃·梅西安）还是前辈（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近几年，他发动了针对年轻“兄弟”们的保卫战，理由是他们危险到了自己的地位（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亨特·普索尔）。在追名逐利的早期，布列兹的帮凶是自己的姐妹珍妮——这本书题献的对象。根据佩瑟所说，珍妮是他唯一亲密的朋友，是最令他着迷的人物。珍妮亦把皮埃尔看作是“耶稣一样的人物”，总是“当机立断挑战父亲的权威”，于是真如同志般服从于皮埃尔，无条件地配合他的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只因为“他是强者，不过我亦是强者”。这些素材刺激着佩瑟写出了一组类似托马斯·曼《瓦松的血》（The blood of the Walsungs）主题变奏的带劲文章。然而，她的处理方式有些暖昧——称不上啰嗦，但庸俗、徒劳无益地探究着最终归于布列兹的性取向上，该部分的论述或多或少得益于佩瑟的社交圈。

对于地处偏远孤立地区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典型的、美国东海岸特大都市特有心理的读物。佩瑟自己嫁给了一名心理医生，总是无法抗拒为分析术语的吸引，结果她试图在读者、布列兹前面搅浑水。可以预测，若有新的传记出版，那位执笔者同样会这么干。

不失公允地说，佩瑟写的相当出色，有一种类似《纽约客》人物专题风格的笔触。虽然并未能如《纽约客》杂志的优秀写手勒娜特·阿德勒（Renata Adler）那般，通过融合电影画面的精准与个体承诺唤起时代感；但佩瑟依然可以称得上有双发掘细节的眼睛。她关于50年代音乐生活的描述机智且深入；当描述布列兹近几年的活动时，她抓住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小插曲，包括与“可悲”的、毫无准备的迪克·卡维特（Dick Cavett）在电视上令人捧腹的一场对话。人们依此判定，她拥有一副好耳朵——她重现了布列兹与纽约爱乐的合作、首次在CBS进行录音的场景，类似于早期《纽约时报》周日特刊的移植嫁接。开场便是制作人安德鲁·卡兹丁（Andrew Kazdin）的指令“插入段1，第一录”。以照个人经验来看，卡兹丁从不在录音工作室有所懈怠，补充材料便专门用于补充或拓展延伸“基础式录音”，这里所说的“插入段”可以从作品任何地方开始，但开头部分的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或许是佩瑟将布列兹的职业定义为“一名从作曲阵营中出逃的指挥”的缘故，于是男主角仿佛失宠一般。她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布列兹的纽约时代，却没什么活力，时常采取介于夏洛特·柯蒂斯（Charlotte Curtis）与罗娜·巴雷特（Rona barrett）之间的风格，读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却也积极向上。举例说明：

“艾米·格林在纽约最时尚的店铺区亨利本德尔运营一家化妆品店。她嫁给了弥尔顿·格林——此人曾担任玛丽莲·梦露的摄影师。格林一家是伯恩斯坦的好友。一天下午，我在格林夫人家的店里闲逛，她对我说：自从伯恩斯坦离开爱乐之后，她再也没去听这个乐团的演出，理由是‘现在没有什么好听的了’……与此同时，一位来自长岛的女士正在试眼影，‘我不再订阅报刊，因为每天丈夫回来总是筋疲力尽，他总想来点儿自己喜欢的音乐。’”

在之前的几个章节，佩瑟描述并归纳了布列兹主要的几首创作，但都不打算分析它们——这是对于此类音乐恰当的反应。如果作者本人能够心态平和地“随它去”，佩瑟的书将是普通外行人眼中关于布列兹音乐最有效的推介。很不幸，她与自己描述的对象犯了同一个错误：个体被相关性的错觉所耗。在引言汇中，佩瑟称布列兹是一个“天才”，随着论述的展开，这个论断变得越发鲜明。在她眼中，这位作曲家向世界走来，又离去了。施托克豪森取代了他的位置，最终约翰·凯奇将他“扫地出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布列兹认同一切只为实现短暂陶醉瞬间的原则。

40年代末50年代初，布列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拥有任何前卫先锋都羡慕的地位，不过由于他在创作中始终坚守原则——表现手法与思想观念皆不灵活——使他错过了50年代的“随机音乐”与60年代的“剧院音乐”发展浪潮，他没有搭上“时代”的船。

事实上，佩瑟努力地在“时代精神诅咒”的氛围中发声；当然这一切都具有讽刺意味，正如她所描述的对象。布列兹出来不知道同仁间的施舍与宽容为何物，他本人也是诽谤攻击的牺牲品。实际上，佩瑟的传记成了“成也萧何败萧何”的道德审判词，但这并非是她有意为之。人们一刻都不会怀疑佩瑟对主角的同情——她不为刀光剑影所动，却好似兔死狐悲。

谢天谢地，历史不会、也不应当以这样的方式前进。历史的选择总是忽视那些首次抵达新地标却极度敏感、深陷自我的人。在书的第一页引言部分，佩瑟引用了奥利维埃·梅西安的话。这句话经过编辑后，于第14章的结尾以这样的姿态出现：“有些人改变了却依然可以泰然自若，比如巴赫、比如理查·施特劳斯……但布列兹不能。这真是令人难过，因为他是个伟大的作曲家。”

如果佩瑟能反思这句话，能将这句引言作为全书主旨思想的话，她将获得更加平衡、温和的研究。布列兹可能不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不过他肯定是有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需要一位不会被自负所伤，不因此累及个体判断，能做出更客观论述的专记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