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80年惠民地区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北镇由公社改为镇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时代印记

全区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7年，高青县花沟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在境内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在附近村庄引起轰动，这在全省也是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群众迫切需要建立联心联利的生产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群众吃上了饱饭，还有了余粮（资料片）

至1979年春，高青县有40个大队、100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其他县的个别单位也自发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联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同年起，地委、行署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针对农村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先后召开三次县委、县革委负责人和全区三级干部会议，在充分肯定“两个基本”（基本劳动工日、基本肥料）和“四小管理”（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包工、小组作业、小段检查评比）责任制的基础上，大力推广“五定一奖”（定产量、定工时、定成本、定投入、定报酬、超产奖励）责任制。至年底，全区80%的核算单位初步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0年初，地委、行署在组织参观全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推动面最大的菏泽地区之后，及时制定《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具体规定（试行草稿）》，要求在全区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

同年5月，地委、行署召开全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总结和推广滨县堡集公社、惠民县何坊公社建立联产计酬责任制和博兴县纯化公社在困难单位实行包产到户的经验。

同年10月，地委下发《关于贯彻中央75号文件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促使全区“双包”尤其是包干到户出现大发展势头。是年，全区实行各种责任制的占93.6%，其中实行定额计酬30.6%，实行联产计酬而不联产到户的26.2%，实行联产到户的36.8%，实行包干到户的5.3%。

1981年秋，地委适时总结推广包干到户最多的高青县和阳信县的经验，以及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棉区的一面红旗”的滨县杨柳雪大队实行包干到户的经验，是年，全区实行大包干的的单位达到61.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的主体地位初步确立。

1982年，中共一号文件指出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组成部分”，为包干到户确定了性质。由此，全区包产到户由经济条件一般的单位迅速发展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单位，至1983年底，全区除个别原来集体经；干部管理水平适业承包外，其余全部实行包干到户，包干到户的单位达99.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基本稳固下来。

1984年，地委、行署积极稳妥地开展土地调整和“四荒”（荒地、荒山、荒水、荒滩）承包。同年8月，各县市、乡镇共抽调4073名脱产干部，用1个月的时间对94%的单位进行土地调整，并推广高青县对宜林地及残林实行投标承包和惠民县鼓励农民开发荒地的经验。是年，全区有80%以上的单位将地承包下去。全区大部分把耕地承包期由3-5年延长至15年，“四包”承包期确定为15年、30年，最长50年，部分单位将其签入合同，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稳定和完善。

文章来源：《滨州地区志》（1979——2000）346——347页

往事钩沉（一）

北镇由公社改为镇

1980年3月，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地区行政公署驻地滨县北镇人民公社正式改建为镇，使1952年10月以来就成为惠民地区领导机关驻地的这个地方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城镇，结束了惠民地区领导机关长期驻在一个农村人民公社驻地长达28年的历史。

在滨州城区的一些建筑上还残存着北镇公社的印痕（李振平 摄影）

过去，人们因为意识不到中心城市对地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往往忽视一个地区领导机关驻地的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而今，当人们回顾当年惠民专区领导机关长期驻在一个公社驻地的历史，我们不能为此感喟万分。因为相对于全省其他地区领导机关驻地不是老的县级市就是较大县城的情况，惠民地区以一个非建制镇的农村人民公社作为驻地是非常特殊的，在全国范围也极为罕见。若从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来看，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以下比较形象的比喻，即全省以县级市为驻地的地区是由“骡子”拉车，以县城作为驻地的地区是“马”拉车、“牛”拉车至少也是“毛驴”拉车，而以一个农村人民公社为驻地的惠民地区却是以“小羊”来拉车。这与其他以县级市或县城为驻地的地区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个比喻，可以使我们充分领悟到，长期缺少中心城市的带动是造成滨州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结论在此已不言自明。

凡在北镇——滨州居住三四十年的“老北镇”都记得，到70年代初，作为地区驻地的北镇还没有几条象样的马路，当时初步兴建的不过有现在的黄河二路、三路、四路和渤海五路、六路、七路、八路、九路相互交叉的部分街区，新北镇的建成区仍很小很小。由于北镇不过是个没有正式名分的“镇”，人们对它的发展规划不会太大地超越“镇”所应当具有的规模应当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九二三厂”一分厂（即如今的滨南采油厂）在北镇建厂时，当时的地、县、公社领导似乎并没有将其缜密地考虑纳入城镇的长远规划，由其在当时的北镇北侧划出了一块整整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建成了厂区，从而直接导致了其后滨州市渤海七路和黄河七路的梗阻，以至于滨州市政府后来为打通渤海七路而费了许多周折，甚至一度造成误解影响到油田与地方的关系。

如今，滨州人从西区走到东区，常会感觉老城区原有的城市建设的布局不够大气，缺乏气魄，总的建设布局在许多方面还不及发达地区的一个县城，多数街道显得狭窄、压抑。尤其是作为滨州市最老街道的黄河三路、渤海七路，尽管作为目前滨州市最繁华的中心区域已被实行了多次改造，但仍然不能足够地显示出现代气派。对此，有人会埋怨原来的城市建设规划者和管理者没眼光或是没水平，记者认为这种埋怨是有失偏颇的。对滨州老城区的城建面貌我们必须作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这样才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树立现代城市建设理念，将我们新滨州的城市建设进一步规划好，实施好。

撰稿：潘钧国

往事钩沉（二）

侨胞台胞回乡探亲潮

《告台湾同胞书》勾起回乡心思

1949年，惠民县清河镇牛王店村18岁的王忠鲁被掳去台湾，从此海峡相隔，两岸音信全无。他在台湾娶了美丽的妻子沈玉英，并生下了三个孩子。夫妻俩经营着一家药店，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是王忠鲁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惠民的老家。

1979年，到新加坡购药材的王忠鲁、沈玉英夫妇，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等方针。

王忠鲁怦然心动：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之后的日子，王忠鲁夫妇就秘密筹划着回家乡的事。

王忠鲁、沈玉英夫妇（李成强 摄影）

曲折探亲路，挡不住赤子心

沈玉英的叔叔在日本，1982年5月，王忠鲁夫妇以探亲的名义到了日本。带着忐忑的心，他们走进了中国驻日大使馆。一位女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当听说使馆愿意给他们办理进入大陆一周时间探亲，再返回东京时，夫妇俩既激动又担心：这一去，是否还能回到台湾，是福是祸？但是，什么都阻挡不了回家乡的心。

在北京走下飞机，竟有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迎接。这让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沈玉英好生奇怪：“我们两个平民百姓，他们为什么来接我们呢？这是不是‘套’啊？”当晚，工作人员在宣武门饭店宴请他们，并安排了住宿。

次日，惠民县清河镇牛王店村，像过年一样喜庆热闹。“忠鲁回来了！”全村老少都来了，院子挤满了乡亲们，他们用笑脸迎接问候这位离别30多年的孩子和远道而来的台湾媳妇。县里特别保证牛王店村三天不停电，灯火通明。

惠民县政府的领导亲自为他们接风洗尘。当时的县长胡安夫对王忠鲁说：“王先生，你已经有30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鱼了，我特地派人到黄河捞了两条黄河刀鱼，你尝尝还是不是当年的味？”

祖国蒸蒸日上的大环境，骨肉同胞的真挚感情，坚定了王忠鲁回家乡定居的决心。沈玉英也被热情的乡亲打动，被丈夫的执着感动，她决心陪伴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大陆定居。

回老家定居，为滨州带来新鲜事物

经过两年精心的、秘密的筹划，1983年，他们以赴国外观光的名义，从泰国转道日本，于5月12日再次回到了惠民。

回大陆定居，国家提出，为给台胞创造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可以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城市安排。而王忠鲁提出一定要回山东老家。“我一定要回惠民。”王忠鲁说，“子不嫌母丑，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对王忠鲁一家回惠民定居的事，《滨州地区志》（1979—2000）以春秋笔法作了记录：“1983年，第一次安置回乡定居台胞1户、5人。”

王忠鲁由政府安排在了惠民县百货大楼，任副经理。沈玉英在百货大楼做了一名统计员。他们显然给滨州带来了新鲜的东西，王忠鲁把他的经营理念引入到还是计划经济的百货大楼，一时红火异常。

他们还把自己的家当成了台胞亲属联络点、义务接待站，为后来返乡的台胞提供种种便利。

沈玉英后来先后担任了惠民县台联副会长、山东省台联理事、滨州市政协常委、省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几年前山东省“两会”期间，沈玉英等委员提交了建议济南与台湾直航的提案，并得到了实现。

记者在市“两会”期间多次与沈玉英照面，并于2002年12月赴他们在惠民的家中采访，向市民报道了他们曲折而动人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回乡探亲的华人。

游子归乡得到妥善安置，亦为滨州招商牵线搭桥

上世纪80年代初，是台胞及华侨华人归来比较密集的时期。1980年，全区开始落实五项侨务政策，包括平反纠正冤假错案，清退和补偿土改中征收没收华侨私房等等，到1986年10月，各项工作全面完成。1982年，全区开展落实台属政策工作。全区去台人员亲属中有政策问题的243起，落实235起，2名台胞的政策问题得到落实。至1984年底，境内台胞台属的政策问题全部落实，有17名台属被选为县政协委员，3名台属加入中国共产党，4名台属被选为国家干部。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打消了流浪游子的顾虑。

1987年，台湾当局相继宣布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和有限度地开放大陆人民赴台探病、奔丧。其后，来境内探亲台胞迅速增多。1988年，来境内探亲、旅游的台胞508人次。

台胞和华人华侨的归来，给滨州带来了全新的事物。通过他们，滨州更多地了解了外部的世界，同时，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滨州的对台招商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很快开展起来。1992年1月，境内第一家台资企业沾化鸿岩印刷有限公司正式注册。到1994年底，境内台资企业达到了24家。1979年，全区侨务经济工作开始起步，主要是做好侨汇物资供应工作，争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当年，全区侨汇收入折合人民币5.19万元。到1989年，全区归侨、侨眷集资40多万元，办起9家侨属集资集体企业和3家联户企业，年产值507万元。

撰稿：李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