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雄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杀的都是中国人？没杀过一个日本人？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居功至伟，自然可以当仁不让地称为“抗倭英雄”。

但能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呢？

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那么，“倭寇”，自然是指来自倭国的强盗。

《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倭寇的定义就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

但是，日本明史专家山根幸夫却认为，应该把倭寇分成两个时期来研究，前期是以日本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组成；后期的主体却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

台湾学者吴大昕在山根幸夫思想的指导下，认为倭寇属于明代中国华南社会史的一部分，而不为日本的侵略问题。即明朝倭患只是中国内部的事，不存在外来侵略问题。

不难看出，如果按照山根幸夫和吴大昕的说法来衡量，称戚继光为“抗倭英雄”没有问题，但绝不能称为“民族英雄”。

近年来，更有人在山根幸夫和吴大昕说法的基础上，大发怪论，说戚继光从来就没杀过一个日本人，杀的都是中国人。

这个问题，真得好好分析分析。

的确，明朝中期曾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通过调查，当时他所面对的“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他在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等。

另外，戚继光的上司胡宗宪也曾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在这本书里列出的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山根幸夫所认定的“后期倭寇组成主体为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明史·日本志》中也记载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的说法。

即彼时的“倭寇”成份，三成是日本人，七成是中国人。

也就是说，说“倭寇的组成主体就是中国人”那没有问题。

但“主体”不等于“主导”。

我们来看一则材料。

明万历朝授殿阁中书张萱辑，广东博罗人，别号西园，著作有《西园闻见录》，记载了上起洪武、下迄万历的政事，书中节录的大量奏疏多出邸报，史料价值较高，有助于研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职官制度之演变。

该书卷五十六〈兵部五〉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多谋善战，为王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首之。获华亭泾人杨元祥，问以城中金帛数。元祥言：“府库之藏已迁入苏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导之以南。……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击贼，贼颇有伤者。显命真倭数人，登屋斩众，遂溃去。时商贾辏于南翔，金宝山积，贼取之不能尽，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归，显必欲携之见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显见叩头，陈元祥之功，杀牛羊以祭海，因厚遗之，将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辞，乃给以令箭而归。

这段文字浅白，应该很容易读懂。

说的是广东书生萧显多谋善战，加入倭寇队伍后，深为王直所忌惮。

王忬和胡宗宪的报告材料里没有提到萧显此人，而都一致声称王直是最大的倭寇头子。但是，我们看，王直非常忌惮萧显，却无奈之何。可见，王直在倭寇中的地位，还远比不上萧显。

文中也提到了，倭寇涂炭江南，“显实首之”——即萧显的罪恶最大。

其中，萧显曾领群倭劫持华亭泾人杨元祥，前往南翔抢掠。

南翔民众的抵抗非常顽强，“乘屋而以瓦石击贼”，甚至爬上房顶用砖瓦石块进行还击，“贼颇有伤者”。

萧显一看不行了，“命真倭数人”，登屋斩众，将百姓杀散。

这里说的真倭，就是《明史·日本志》中说的“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中的“真倭”，即真正的倭国人、真正的日本人。

不难看出，我们史书里对真正的日本人和从倭的中国人，是区分得很清的。

那么，关于萧显的身份，显而易见，只是个二鬼子、带路党，他一看南翔的老百姓太过凶悍，难于摆平，就只能让自己的“真主子”上场。

也有人说，萧显这是“命”真倭上场，是在施发号令，他才是“主子”。

别着急，继续看完全文——“元祥因乞归，显必欲携之见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显见叩头，陈元祥之功，杀牛羊以祭海，因厚遗之，将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辞，乃给以令箭而归。”

被群倭劫持的华亭泾人杨元祥因为提供了抢劫路线，认为自己立了“大功”，央求饶命回家。萧显却不敢自作主张，带他去见船主，请求船主批准。

这个船主，是日本人。萧显见了他，就得叩头下拜。

后来杨远祥答应“杀牛羊以祭海”，并奉上大量金银，得到了船主的批准，同意派三十个倭人护送他回家。杨远祥推辞掉了，只讨了一支放行令箭跑了回来。

由此可见，台湾学者吴大昕所说“明朝倭患只是中国内部的事，不存在外来侵略问题”是有问题的。

倭寇祸害中国的过程中，固然有中国“二鬼子”在充当帮凶，但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日本人！

至于那些说“戚继光从来就没杀过一个日本人，杀的都是中国人”的人，实是无耻。

想当年，戚继光为了克敌制胜、全面剿灭倭寇，不知对倭寇的武器、战法做了多少研究、花了多少心思。

先说说倭寇的武器。

倭寇是拥有大量佛朗机、鸟铳等热兵器的，但这些热兵器并不是日本人的专属，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但倭寇所使用冷兵器中的倭弓、倭刀、长枪这三样，就充斥满了日本人的元素了。

倭弓与我们中国人的弓是不同的，据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四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足踏其弰，立而发矢。矢以海芦为干，以铁为镞。镞阔二寸，为燕尾，重二三两。近身乃发，无不中者。中则人立倒。”

至于倭刀，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四的记载是：“刀长五尺馀，用双刀则及丈馀地。又加手舞六尺，开锋凡一丈八尺。舞动则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

日本人这种倭刀，又称为野太刀或大太刀，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主要战场兵器之一，刀身长五尺，后用铜护刃一尺，柄长一尺五寸，共六尺五寸，重二斤八两，双手使用。

对比一下明军当时使用的腰刀，长仅三尺二寸，重一斤十两，从长度和重量来说，远次于倭刀。

而且，日本刀在整个古代世界都属于最精良的刀具，其锋锐大概仅次于西亚的大马士革钢刀，经常一交手就把明军的刀枪都砍断了，给明军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采九德《倭变事略》记：“我兵攒枪刺之，贼斫一刀，十数枪齐折。”

真倭使用倭刀的刀法，也与中国人不同。

《江南通志》卷一九五记真倭用刀之法为：“左手持刃挺而前，右手刃才数寸。人不虞其右也。近则舒之，长五六尺。削铁如肉”

至于倭寇使用的长枪和标枪，《两朝平攘录》卷四记载：“矟长一丈八尺馀，制亦工致。”《筹海图编》卷二记载：“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

在日本战国时代，长枪是常用兵器。但在中国倭乱史料中，主要是倭刀形制与明军装备大不相同，极容易引发明军的恐慌崩溃，所以大家的着眼点还是在倭刀上。

戚继光对倭刀及倭刀的用法，印象极为深刻，他在《纪效新书·手足篇·长刀解》中说：“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馀，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

胡宗宪、郑若曾等所著《筹海图编》卷二的记述也可作为凭证：“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苍皇仰首，则从下砍来。”

即倭寇使用倭刀非常独特，喜欢跳舞而前，仗着刀长刀快，突然跃起，双手持刀，一刀劈落，被劈到的人或物体，无不一刀分成两段。

戚继光在台州大捷中歼倭千余人，卤获刀、铳、旗、枪、弓、矢、衣甲三千八百七十有奇。

其中，缴获到了一本倭刀的《长刀习法》，里面的文字是用日本文字书写的，里面图画的画法也大异于中国画法，画中的刀，就是日本的长刀。

戚继光因此说：“此倭夷原本，辛酉年阵上得之。”

单此一则记载，就可以证明戚继光杀死的是“真倭”无疑，凭什么会得出“戚继光从来就没杀过一个日本人，杀的都是中国人”之类的奇谈怪论出来呢？

再有，《明实录》和《明史》里记载，平海卫大捷后，谭纶给朝廷写的报告。该报告中讲：“止据在阵敌杀生擒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器械称是，夺回被掳男妇三千余人，卫所印信一十五颗。即今福州以南郡县并无一贼。”。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在平海卫之战中，戚继光斩获的全是“真倭”。

非但平海卫之战斩获的是“真倭”，其实，从戚继光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任宁绍台参将始，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的蔡丕岭战止的七年半时间，“计全胜八十余战”，每战所斩获的都有“真倭”，尤其在嘉靖四十二三年，杀的几乎都是“真倭”。原因很简单，随着清剿力度不断加强加大，许多跟着“真倭”干的“从贼”纷纷洗手不干，那么，越到后期，倭寇的“纯度”就越高了。

历史学家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实施了海禁；而当明政府后来宣布取消海禁政策，“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樊树志这是颠倒了倭寇与海禁的产生关系。

其实，明朝在初期虽然一度实施海禁，但事实上从来都没有落实过，就是因为有倭寇的入侵，才不得不实施海禁。

但无论是实施海禁还是取消海禁，倭寇都是不断入侵骚扰，而且越演越烈。

如嘉靖二十七年，朱纨任浙江巡抚，因为海盗猖獗，从严执行海禁。但他随即遭到了当时朝廷的官员猛烈攻击，最后自杀身亡。

《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记：“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

看，谁都不敢再提海禁半个字了，所谓“海禁”就只是一句空话了。

但倭患自动“烟消云散”了吗？

没有！

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倭寇勾结汉奸大规模掠夺东南沿海地区！

实际上，倭寇的“烟消云散”，就是戚继光等人严厉打击的结果。

因为戚继光对待倭寇的态度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倭寇被杀怕了，不敢来了，而日本本土也结束了战国时代，对日本人也开始严加管束，倭患才“烟消云散”的。

而也因为倭患的“烟消云散”，明政府也才正式宣布取消海禁。

（以上为覃仕勇著作《大明战神戚继光》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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