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出生的浙江义乌人吴晗，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
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49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吴晗个人命运彻底“反转”的时间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后，他“觉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别了学术，也挥手诀别了往日的师友们。
他的前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这位过去的老师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
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
平实地说，吴晗这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
你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呀！胡适看到这本书稿，会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最可惜，这样的人，出身太贫苦，“改变命运”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切就都显得太无特操了。为了荣华富贵，欺师、灭祖、媚势、篡史，样样都来，君子剑陡然翻身成为小人之尤。时事既翻云覆雨， 与时俱进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来：
批判一手提携他恩师胡适，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着照旧握手，直接视而不见；章罗问题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蔑构陷，给予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落井下石的种种举动，真的太多了。
更别说，像挖皇陵、拆北京城墙、为了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是更让后人一想起，就感愤愤不已的了。
更可哀复可怜的是，吴晗都这么惨绝人寰了，因为其人之不堪，历史风卷残云过后，还是没人会去同情他。
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锺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般地无情得很吗？”
平实地说，要说吴晗多坏，肯定不至于。他人格上的主要问题，类似郭鼎堂，在于急功近利、投机及势利。而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趋之若鹜，可真的不擅长。
你说，历史上的读书人，跟风搞政治的，有几个能有好下场的呢？读吴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这个人，我想敬佩他的聪明，也常感慨，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他后半生荒唐行事来看，他家书柜上的那些史书，真的都白读了呀！
从这一点看来，吴晗虽有文丑之嫌，却又是需要被我们永远铭记的。尽管那个不好的年代早已远走，可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范人杰，都更有警示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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