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错在何处

李斌

算法理论（参阅拙著《算法经济理论：经济学的认知革命及其大综合》，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年5月）作为一个重要的原理性发现，可以用于破解众多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谜题。本文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的作用。

源于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哲学，其突出特征是它的理性主义。古希腊的哲人慎思好辩，启蒙的精神温暖人心，近代科学的成功则令人鼓舞。然而，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思想界的风气却发生了变化，其表现之一就是非理性潮流的兴起。

奥地利医生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令人吃惊地断言，人受到欲望（尤其是性欲）、本能或“潜意识”的控制，因而远不是理性的。普通读者一般较少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是采取理性的科学方法来论证“非理性”如何可以“合理地”产生、致病以及如何可以治愈的。弗洛伊德不假思索地认为人的思想系统天然就是“理性的”。所以，他的核心论点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系统中存在着“非理性”与“理性”两个并行的子系统。

精神分析学派只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力量之一。在众多思想潮流的联合围剿之下，学术界的风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居于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并没有倒下。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幸的，就是学术界集体的失语，因为难有突破，许多议题就都不再继续讨论了。

直到进入算法的时代，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何把理性与“非理性”整合在统一的、连贯的逻辑框架之内。

首先是用类似物理学与化学的“基本粒子”概念，建立“思想”以及“思维活动”的最小单位。在这一点上，计算机科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确切的工具，人类思维活动由此可以被精确地表示为不同种类的“计算”。这些计算按照一定的顺序一个个地进行，只具有有限的速度。然后，运用经济学的最优化方法，将很容易证明，思维活动通常是一杯“鸡尾酒”，也即由不同的成分混合而成。这些成分除了演绎法之外，还包括归纳、搜索、学习、联想、想象、假设、抽签、缔约、强制等等。所谓“非理性”的含义，无非是说这些非演绎的“指令”或者“算法”会在思维活动中经常性地得到应用而已，它们会导致含有主观性的计算结果，这些结果不如演绎法那样精确可靠，含有盲目性、随意性、武断性，甚至是粗暴的或错误的。

现在我们发现了人类思想的真实面目。运用上述“算法理论”来看，这种混合性的面目实乃一种常态。因为基本思维活动是十分微小和微弱的，所以很难想象任何思维活动可以完全运用演绎法从头到尾地予以完成。也就是说，传统上对思想系统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非理性”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思想系统之外，思想系统本身就是这样的；弗洛伊德所说的非理性现象并不是思想现象的反面或对立物，而是它的相似物。或者，换个说法，弗洛伊德的发现只是通往算法理论的一个中继站。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与欲望之类的对比来理解思想，也可以反过来，通过与思想系统的真实面目相比较，从而来理解欲望、冲动、本能等带有浓郁生物学气味的概念。

让我们把自己假设为处在造物主的位置上。现在，面对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人），需要设计一种机制，尽可能地保证他的生存。一种容易想到的方案是，鉴于他有思维与记忆能力，可以直接告诉他，他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吃饭、睡觉、穿衣、做爱等等，有理智的对象可以依照这样的知识行事。但是，困难在于，当事人学习这样的知识需要时间；如果坐等学习过程的完成，当事人可能已经饿死了。还有，既然他有思维能力，他必然就会对别人教授的知识进行检查。因为他的计算速度、从而他的判断能力是有限的，万一他不认可所教授的知识，以至拒绝照此行事，又当如何呢？综合这些因素，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显然就是，在他的体内预先植入某种固定的程序，当事人无法消灭它。这个程序自动运行，只是把运行的结果在必要的时候“通知”当事人，例如告诉他什么时候饿了、渴了；什么时候冷了，热了；什么事情该高兴、该悲伤、该恐惧等等。这些固定的程序有利于当事人获得基本的生存能力。当事人的思维仍然是自由的，但会在接受这些参数、压力或导向的基础上进行。于是，感觉、欲望、情感、本能等先天性的“程序”就好比电脑出厂时已经配置好的“硬软件”一样，他们与思维系统之间结成层级的、混合的、协作的关系，这种关系恰如普通的电脑程序与计算作业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心理学（甚至生物学）所针对的对象，既不区别于思想系统，也不优先于思想系统。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正确理解了思想系统内部的运作方式，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心理对象。计算机科学告诉我们的就是，思维系统是以工具作用于材料（也即指令+信息）的方式进行工作的，由于计算速度事实上是有限的，因而思维活动不得不迂回到对存量知识的生产中去。又由于存量知识在有限速度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完美的生产，所以，一般而言，存量知识都是不完美的，甚至可以说，不完美、“凑合”、“将就”是形成存量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是存量知识的一个固有特征，否则任何知识都将无法生成，从而任何思维活动就都不能有效地展开。洞察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会明白主观性、非理性、冲突、多元性、创新等特征与人类的思维不可分离。行为经济学者的工作是浪费的，他们日复一日竭力去证明的主题，实际上只是算法框架下的一个平常的推论而已。制度经济学家也是盲动的，因为他们竭力去树立的制度的正面形象，实际上并不存在。制度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一样，都是“弯曲的”，武断的。不武断就不能生成制度。

同理，欲望、感觉、情感、本能都是这样。对于生物体的生存而言，它们是有益的，但也绝不是完美的。它们是粗糙的，在性格上是鲁直的，它们的缺陷有待于思想系统进行修补（例如个人理智地进行节食）——而修补也不会是完善的。但是，如果因此去歧视这些东西，就是大错特错。倘若离开了这些机制，个人或人类早都已经灭亡了。这样的机制不仅在基本生存问题上发挥着作用，而且时刻约束和矫正着思想系统的演进。要是缺少了它们的约束与矫正，天马行空的思想系统也许早就把自己杀死了。对此类机制的改良固然是有可能的，但改良后的机制只会在具体特征上有所进步，而在基本架构与基本特点上则绝不会摆脱以上的命运。因为它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为了到达这一步，我们无需改变弗洛伊德所建立的一切，我们只需要把他的理性分析方法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