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傀儡的表演”：伪满与汪伪，两个伪政权之间的“互访外交”

汪伪政权成立后，1940年3月30日发表《国民政府政纲》，此纲领一是表达汪伪政权之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于“东亚和平”的态度，不难看出其遵从日本对外政策的痕迹；二是与“友邦”建立良好“外交”关系，这里的“友邦”包括日本和伪满洲国，整个《国民政府政纲》表达出浓厚的傀儡性质，汪伪政府在这样的纲领下开始“外交”工作。

一、《日满华共同宣言》的签订

《日满华共同宣言》成为伪满同汪伪政权之间“外交”往来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协定。

此份协定不仅仅是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的双方协定，其中还包括宗主国日本。从表面来看这是三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友好协定”，但实质上不过是日本以宗主国身份主导伪满、汪伪两政权的各项事务，借助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侵略。

因此，日本不但认同伪满同汪伪政权的往来，更希望双方能够多加“互助合作”。

事实上，日本希望通过以汪伪政权替代国民政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地位，并且希望通过伪满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建交”扩大对外影响，希望能够获得国际上其他未承认伪满的国家对伪满的承认。日本与伪满洲国方面均将伪满与汪伪政权的相互承认视为“满洲国外交史上划世纪的大事件”。

日本代表阿部大使与汪伪政府签订条约后表示：“此次的条约意味着帝国对国民政府的承认，从今以后，国民一致以中华民国为唯一正统政府，坚定决意对国民政府尽全力协助。”

在汪伪政权与伪满洲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后，徐良在关东军授意下“访满”，徐良是康有为的门生，曾做过溥仪的英文老师。汪精卫政府将他任命为此次“外交特使”前往伪满洲国觐见溥仪，此次活动完全在关东军的策划、安排下进行。

在“访满”过程中，徐良等人先是搭乘日本军用飞机前往新京，随后由日本关东军特高课课长迎接并受到日本宪兵监护，而徐良拜访溥仪之前也先拜访关东军司令梅津。

日本策划徐良此次“访满”之行的目的是借此增强两伪政权间的联系，便于日后日本在资源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地掠夺。

徐良等人于“康德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从南京乘飞机到达新京，拜见皇帝陛下并递交国书，此外与满洲国官民重要人物相交甚欢。”在此次“访满”之行的最后一天，徐良等受到关东军司令梅津的宴请，在新京停留五日后，徐良一行人返回南京，“访满”结束。

在这次徐良“访满”之后，“同年伪满政府又派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外物局长官韦焕章为亲善使节到南京答礼，构成了‘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格局。”

两伪政权开始“外交”活动后，伪满与汪伪互派特使，事实上，早在1939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之时，伪满就曾派王庆璋为通商代表驻上海。

1941年1月10日溥仪发“国书”任命吕荣寰为驻汪伪政权特使，在国书中写到：“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敬致书于威德隆盛之良友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阁下：朕维深愿贵我两国间前所确立之正轨友好关系益臻巩固亲密，俾有所贡献于东亚永久之和平，兹任勋一位吕荣寰为特命全权大使，驻扎贵国。”

吕荣寰于1月13日到任南京，同日递呈信任状。在这份国书中，可以看出伪满对汪伪政权的友好态度，双方联系日益密切。

三、两个伪政权之间互设“大使馆”

两个伪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主要是日本促成的。溥仪与汪精卫两人因当年汪精卫参与银锭桥事件，意图炸死溥仪生父载沣之事有旧怨，在日本承认伪满洲国时，汪精卫也曾发表通电谴责：“日本议会已决议承认伪满洲国政府，足见日本已抛弃其最后之面具，明目张胆，承认其以军力造成之傀儡组织，撕毁其自己所签字之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

但后来两伪政权在日本授意和控制下为实现“防共反共”与“大东亚共荣”大业，双方言归于好并为同一目标而努力。

吕荣寰到达南京后，同年2月22日，汪伪政权也派廉隅为驻伪满全权大使，于25日呈递信任状到任新京。双方在互派特使后，分别在南京与新京设“大使馆”，“同年10月22日，满洲国将北京通商代表部改组为大使馆分馆，上海代表部及天津办事处改组为总领事馆，将济南办事处改组为领事馆，又于1942年6月15日，在青岛开设济南领事馆分馆，调整了外交机关。”

事实上，在伪满地区根本没有侨民，两伪政权设立大使馆及领事馆也不过是表面工作。正如伪满驻南京大使馆武官所说：“伪满汪伪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外交事务，不过是耍弄一些傀儡登场表演而已。”

在之后褚民谊与徐良职位互换后，褚民谊任伪外交部长，徐良调任驻日大使。

在伪满洲国建国10周年之际，先是张景惠访问日本，对于日本的支援表示感激，随后天皇也于5月派遣使节访问伪满洲国。为庆贺伪满成立10周年，4月德王来到伪满进行访问，5月汪精卫来访。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与溥仪会见，双方一同标榜“大东亚共荣”与亲善友好。此次汪精卫“访满”之行“作为皇室的贵宾，以皇室为首的满洲国朝野都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后来汪精卫在谈及此次伪满建立10周年的“访满”之行时表示：“我在今年五月访问新京，皇帝陛下的爱民勤政，政府各部门对于政治的勤勉及民众的协和，各种建设的迅猛发展，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深刻印象。感到中日满三国共同宣言的实践与东亚中心结成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在这份讲话中，汪精卫仍然是按照日本的意愿对伪满洲国进行吹捧，同时标榜日本所倡导的“东亚和平”及“日满华一心一德”精神。

之后，伪满也派治安部大臣回访。原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也在伪满建立10周年之际访问伪满洲国。

五、伪满回访南京汪伪政府

汪精卫“访满”之后，由张景惠作为答礼使节回访南京汪伪政府。1942年6月8日，张景惠等人到达南京机场，周佛海到机场迎接。

此次汪精卫“访满”与张景惠回访都是在日本陷入战争泥潭后，按照日本意思进行的表面工作，用以掩盖日本战争受困的被动局面。受控于日本的伪满以及汪伪政府都只好听从于日本的吩咐，鼓吹“大东亚共荣”、“日满华提携”，并表示无条件支持并相信“大东亚圣战”最终将获得胜利。

傀儡政权间的“外交”往来是在日本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的，伪满对在华伪政权的“外交”无疑是日本侵华的政策性工具，此种“外交”不过就是傀儡“外交”，并无实际自主权。

六、伪满与汪伪共同参加了日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

随着日本法西斯战争陷入困境，从伪满成立10周年到战争结束的期间，伪满与汪伪政权间主要的“外交”事件有两个：一是1943年4月8日周佛海“访满”；二是伪满与汪伪共同参加了日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方面认为有必要令汪伪方面前往伪满洲国促进与伪满的关系。周佛海于4月9日下午到达新京，受到伪满各部大臣和关东军的迎接，并于当日答记者问：“此次来访，即为适应中国参战之新局势，与贵国朝野贤达对各种问题作恳切之商谈，以期紧密中满两国间之合作，增强中日满合作之力量。”

伪满洲国内部也因为加紧掠夺资源使得矛盾日益尖锐。1943年11月召开“大东亚会议”，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均派代表出席。参会者包括汪伪政权的汪精卫、周佛海，伪满洲国的张景惠，另有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多国代表，由东条英机作为大会主席。

伪满洲国对于此次会议十分重视，除张景惠外还派出多名随员。大会分为两次进行，11月5日为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午由东条英机与汪精卫进行发言，下午张景惠代表伪满洲国进行发言。发言内容不外乎标榜“东亚和平共荣”，为日本侵略战争造势，同时参会各方跟随日本号召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支持。

汪精卫在发言的最初表示：“中华民国作为东亚的一翼，值此之际，我有机会对于完结大东亚战争与大东亚建设方针，阐述国民政府的决心与努力，实乃荣幸倍至之事。”11月6日进行大会第二次会议，并于下午通过《大东亚共荣宣言》。

此次会议其实不过是在日本法西斯战争每况愈下局面下，以此种方式给各傀儡政权打气并为日本侵略战争做宣传，动员各伪政权贡献力量支援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各伪政权也在日本的号召下积极响应。

总的来说，伪满与汪伪政权的“外交”往来，是在日本的意图下进行的，从属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其间，伪政权首脑互访、重要官员相互访问、伪政权之间互设代表部，互派通商代表等活动逐次展开，轮番上演。

作为合流了多个傀儡政权的汪伪政权，无疑是受到日本很大期望，希望借其深化侵略与掠夺。而伪满对汪伪政权的傀儡“外交”活动也受到日本的重视，成为掩盖日本侵略的工具。虽然日本谋划并把控伪满对在华伪政权的“外交”活动，并借此加深对中国沦陷区的控制，但傀儡政权间的傀儡“外交”不会具有很长的生命力。最终伴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和其他各级日伪政权覆灭，在伪满洲国建立14年间上演的“对华外交”闹剧也宣告终结。

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伪满洲国史料》

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

吴晓亮：《评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