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国尚书台的权重提高是当时的政治特色，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尝试直接从尚书台、三公的职权渐变来探讨一二。
第一，三公的实权被削弱。
三公是司徒、司空、太尉，大致职能（并不准确）是内政、监察、军事。
自东汉开国以来，刘秀就有心削弱三公职权，加强皇权，所以正常情况下，三公及公府官员是可以参与朝廷会议的，但是形成决策，最终还是皇帝拍板。
例如，在中平二年（185年），汉灵帝召开朝廷会议，商讨如何处理凉州叛乱的事。当时参与的人有议郎傅燮，司徒崔烈，尚书郎杨赞在场。
当时，崔烈提出放弃凉州，出身凉州的傅燮就站出来痛斥崔烈“不是蠢就是坏”，这时候，杨赞则站出来维护崔烈，拉着傅燮要他说清楚，不然就是当庭侮辱大臣，必须治罪。
傅燮不徐不疾，冷静分析放弃凉州后的得失，证明了崔烈提出的“弃凉州论”根本是错误的。汉灵帝听了很满意，也否决了崔烈的意见，采纳傅燮的意见，然后调兵遣将去救援凉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能拍板决策的是皇帝。
三公无法形成决策让皇帝定夺，司徒崔烈的意见只能拿来做议案，让议郎、尚书郎等等郎官一同参与讨论。
第二，尚书台位居宫省，与皇帝亲近。
其实跟皇帝最亲近的还是宦官，例如中常侍、小黄门可以传达皇帝的旨意到尚书台来起草诏书，这是东汉宦官政治的起源，按下不表。
同样的，皇帝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在宫内让尚书台起草完成诏书，并传达出去，这个流程，完全可以绕过三公的意见。
所以说，在这一套流程中，尚书台的地位远远高于三公。
长此以往，大家都知道了尚书台的权重高于三公。
汉桓帝刘志为了除掉“跋扈将军”梁冀，就是跟宦官密谋，发动之日时，刘志坐镇前殿，把尚书台的官员全部招来，分发武器，宣布发动政变。因为尚书台在刘志手中，刘志只要通过尚书台发布诏书，操控倾向于自己的官员前去收复梁冀即可。
这场政变中，“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汉桓帝刘志就是控制尚书台发了很多诏书出去，所以“使者交驰”，最终刘志取得了政变的胜利。
《后汉书·梁冀传》：帝因是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
实际上，当时的三公和其他很多朝廷高官都持观望态度，例如司徒韩演、司空孙朗、太尉胡广得到诏书后，不敢进宫护驾，怕政变失败，自己会被梁冀所害，他们就跑到宫外附近观望局势。等到政变结束后，刘志知道这些事，非常生气，下诏把三公都免了，并剥夺爵位，以示惩戒（韩演和孙朗两人还坐了几天牢）。当时朝廷官员被罢免的很多，史书上说“朝廷为空”。
尚书台因为所处位置的天然优势，与皇帝亲近，而且皇帝也喜欢往尚书台里安插亲信。
例如汉桓帝任命故乡人刘淑、周福担任尚书。如此，一来见面方便，二来熟人好说话，很多决策就是在宫内完成的。
所以说，东汉时期的尚书台确实是一种官秩不高，但是权重极高的官僚机构。
在汉末的每次政变之时，宦官们也是控制尚书台为重中之重，例如曹节、王甫剿灭窦武、陈蕃，就是用尚书台的诏书调动军队；
在乱世中，每个权臣上台，也会把尚书台的工作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
例如董卓让司徒王允录尚书事，王允是董卓的亲信，而且每项议案最终都要交给董卓来决策，这样双保险。
曹操也是如此，在迁都许县之后，汉廷的尚书令是自己的故吏荀彧，同时自己也拥有“录尚书事”的特权，如此垄断任命朝廷官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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