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神道上的石像生，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神道，又称神路，是陵寝建筑的前导部分。明十三陵的第一个景点即是长陵神道，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像生，龙凤门等组成。古代帝王陵区布局，最先建陵的皇帝修建的主神道通常会直达其陵前，以后的帝王则在主神道的基础上，向其他方向延伸辅神道，通往各自的陵前。长陵作为十三陵的首陵，其神道即作为陵区的总神道使用，建筑规模最大，位置亦处于陵区纵向中轴，它如同大树的主干，去往各陵的辅神道有如分支，传枝散叶蔓延开来。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石牌坊和大红门略去未能前往，此不作述。

长陵碑亭位于神道中央，形制为重檐歇山顶，四面各辟券门，下设礓碴台阶。亭壁下为石雕须弥座，再下承以条石台基，四壁及须弥座、台基均为明时旧物。亭内竖有螭首龟趺神功圣德石碑一块，水盘浮雕海水江崖。碑首正面题有篆额"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正面所刻碑文长达3500多字，由明仁宗朱高炽撰文，明初著名书法家程南云书丹。碑文作于洪熙元年（1425），直到宣德十年（1435）十月才镌刻立石，全碑原为朱漆敷体，现已脱落殆尽。在碑阴面还刻有清乾隆帝《哀明陵十三韵》，详细记录了长、永、定、思诸陵的残破情况。碑东侧刻乾隆帝御制诗，西侧为嘉庆帝论述明亡因由的御制文。

碑亭四隅立有4根汉白玉石雕华表，上端穿有石刻云板，顶部均蹲有一只坐龙，俗名望天吼（又望南者名“望君归”，望北者名“望君出”）。华表又名恒表、和表（古时“华、恒、和”音同通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传说起于尧舜之世。西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第八》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华表是否尧舜遗识，尚无定论，但其主要功用，确为“表识”。文献记载在战国时代，已有在墓前“树表其上”的习俗，初时所树多为木柱，至东汉石质华表开始盛行，并渐行分化，衍生出今日的华表、录事的神道碑以及石像生前的石望柱三种形式。

华表和碑亭相互映衬，显得十分庄重浑厚。在碑亭东侧，原建有行宫时陟殿，俗称“拂尘殿”、“弹尘殿”。《燕都游览志》载其规制，“围墙，正殿二层，群室六十余楹。皇帝谒陵至此更衣。左右槐树，正寝二殿群围房各五百余株。”建筑毁于清初，今已无迹可寻。

石望柱源自华表，墓前树立石望柱作为神道的标志，在东汉时开始盛行。《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李贤注：“墓前于道建石柱以为标识，谓之神道。”石望柱上常刻有“%@#￥…&神道”字样，实即早期的神道碑，南朝特别是梁代曾留下很多神道石柱，历经风雨至今矗立。唐代自乾陵始，神道碑和望柱分离，石望柱渐成一种装饰石雕，并定制石像生前立石望柱以为开始，历代沿袭不改。唯明初祖陵、皇陵、孝陵别开一例，将石望柱立在石兽、石人之间，至长陵又恢复古礼。

长陵石像生，排列在从石望柱起至龙凤门止的千米神道两旁。石像生，又称翁仲，传说秦时有阮翁仲身高异常，兵守临洮声振匈奴，死后始皇帝遂铸铜像，置咸阳司马门外，匈奴来使见之，以为翁仲犹存，逡巡不前。于是后人就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上述传说始于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其实这个传说的来源，应该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索隐按：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铜人，翁仲，翁仲其名也’。......正义《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 长陵石像生保存相当完好，按《明英宗实录》记载，置于宣德十年（1435）。史载当年正月乙亥（初三）宣宗病逝，癸未（十三）“营建大行皇帝陵寝于天寿山。”在营建景陵的同时，四月，英宗诏令“修葺长陵、 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其中石兽共分6种，每种4只，均呈两跪两立状。但清人图画中，均作两立两跪式。

古籍中曾对石像生跪立形态有过描述的，是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棂星）门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这一记述以棂星门为起点，由北向南罗列，与今天石像生的排列相符。清人画作中，石像生排列及形态的错谬，可能是画者未能实地考察而误会史籍所致，又或是亲至其地却又失漏所记，故而成此。（另：石像生的排列，《昌平山水记》记为狮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于今相类。《帝陵图说》则记为獬豸、狮子、骆驼、麒麟、大象、骏马，颠倒颇多。而《燕都游览志》更分列为七，狮子、犀牛（獬豸）、骆驼、老虎、大象、麒麟、骏马，多了对儿老虎。上述著者都曾多次走访明陵，记载仍如此缪误，无怪乎历史的真相真心只能猜了。）

石像生开头为狮子獬豸，均为两坐两立，俱雄兽，主性征明显。狮身有缨络、铃铛、带饰等雕琢，獬豸浑身无甚雕琢。

獬豸，也称解廌或解豸，上古神兽，外观似羊（或说似鹿，反正吃草吧应该...），头顶正中有长独角，短尾羊蹄，喜居水边（好像犀牛...）中国另一个有名的独角兽，是甪端，据说能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成吉思汗西征，在印度见到一只，耶律楚材乘机忽悠大汗，说甪端现乃上天警示，成吉思汗因势班师O(∩_∩)O。中国的所谓上古神兽，包括麒麟、辟邪、天禄、貔貅、犼等等，有角无角或多角，人闻臆造，多不能辨。

汉杨孚《异物志》中描述獬豸，“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是公正执法的化身。“法”字在古文中就写做“灋”，后为便于书写，才将“廌”字从“灋”中被隐去，简化为“法”。———————————————————分割线出现——————————————————— 番外篇：关于石兽性征问题的探究 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东汉末年，魏武王曹操因天下凋敝，下令制止厚葬之风，并禁止墓前立碑及石兽等物，之后薄葬在魏晋两朝普遍实行。 及至东晋，陵寝制度稍有恢复，南北朝时，葬风日盛。据《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宋长宁陵（宋文帝陵）“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其后此类荆楚风格的石兽开始盛行，今天丹阳南朝陵墓石刻，尚有11处遗存。（南朝帝陵前为双角天禄、独角麒麟；王侯为无角辟邪。其形制可能采自襄阳地区的东汉墓葬。天禄、辟邪作为神兽安立墓前，兴起于东汉，记载多见于帝都洛阳以及豫楚交界处豪强云集的南阳、襄阳，如宝丰县州辅墓天禄、辟邪，南阳宗资墓天禄、辟邪，襄阳坞某君墓天鹿【禄】，谷城县蔡瑁墓天鹿【禄】；另在四川雅安一带也有分布，如雅安高颐墓天禄、辟邪，芦山樊敏墓和杨君墓的天禄、辟邪。这几处地区多山地，这些石兽的原型若非如一般认为来自西域，那是否来源山地原始森林中的奇兽？东汉时对天禄、麒麟、辟邪的区别也无定论，如南阳宗资墓，以一角为天禄、双角为辟邪，刻于翼上） 。 南朝石刻石兽，主性征一般被雕琢的异常明晰，雌雄分别明了，刻法大胆洒脱毫不遮掩，颇符合南朝贵族纵情声色酷好浮华的社会时尚。唐朝统一后，石雕工匠取自南北，技艺开始交揉。陵前石兽（主要是狮子、翼马），自武则天母杨氏顺陵立狮开始，已区分雌雄，但只雕琢雄性性征，也不如南朝所雕绘的那般激昂怒发，此后唐陵石兽一直有不甚明显的雌雄区分，延续很久。这一刻绘的产生，不知是否和则天后父亲武士彟曾任荆州都督有关。

宋人思想渐趋保守，巩义宋陵的石兽，未见有明显性征显露。南宋绍兴“攒宫”无石像生，元帝尚潜葬亦无石像生，但官员墓石像生性征仍有刻画。明太祖建明祖陵、皇陵，陵前石像生重回南朝风格，率意显露细节毕现，不过碍于礼教陵前只剩下了一票儿热情奔放的雄兽。推测一来受丹阳南朝石刻影响，二来是淮地浓郁楚风所致。之后的明清陵寝石像生，雄性性征明显成为不变的定制，再未改变。———————————————————番外篇结束———————————————————

远远望去，棂星门倏隐倏现。石像生的一个附加功用，就是用来聚拢视线突出神道的主体，现在这一作用已经为两旁植树所取代。

将军石像。头戴凤翅盔，身披铠甲，分为胸甲、臂韝（护膊）、垂缘（护腹）、护肘等部分，并有战袍、丝绦、带饰、吞口兽头等雕饰。前两尊怒目虬髯，左手按剑柄，右手执短柄金瓜，威仪严肃；后两尊面目清秀，左胯佩剑，双手行叉手礼，恭立路边。《明会典》统称之为“带刀持瓜盔甲将军”。其原型可能是明代朝会时，负责御前侍卫的锦衣卫大汉将军、神枢营红盔将军。

将军像后，是品官及功臣像，与将军像等高。均双手持笏于胸前，着朝服，佩方心曲领。品官戴七梁冠，功臣为七梁冠加笼巾貂蝉。据《明会典·官员冠服》，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则文武官各服朝服。都用梁冠、赤罗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数分等第。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

品官像背面，方心曲领的垂带，挽了个大蝴蝶结。革带下是编结的大绶。明制，一品官朝服的革带与佩俱用玉。绶用绿黄赤紫四色丝，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玉。

神道功臣像四，俱七梁冠，当为侯伯。《明会典·官员冠服》记载，“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墒，前后用玉为蝉。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四柱，香草四墒，前后用金为蝉。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四柱，香草二墒，前后玳瑁为蝉，俱左插雉尾。驸马冠与侯同，不用雉尾。” 貂蝉冠，起源于汉代。《后汉书舆服志下》：“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之所以要饰以金珰附蝉和貂尾，是因为“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食洁，目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簪貂时，侍中左簪，侧插在武弁左侧；中常侍右簪，侧插在武弁右侧，以示区别。

87版《王昭君》中的中常侍、尚书仆射石显所戴惠文冠。限于当时文献和出土实物资料中对汉代附蝉的情况不明，剧中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将金珰和附蝉安排在武弁上。武弁下衬的就是平上帻，有硬质的高的颜题。石显所戴貂蝉冠的貂尾簪在右侧，正是中常侍的服色。貂尾的颜色，后汉尚火德，因此尚赤，用赤黑色貂尾；新莽尚土德，因此用黄貂尾。

南京东晋高悝墓出土的金珰附蝉实物，金珰上镂刻着蝉纹，那突出的两颗大圆丸代表蝉的突出的双目，下部又刻画出蝉的六足。

功臣像七梁冠加笼巾貂蝉图解，粗略之作。惠文冠发展后世，在宋代逐渐定型为朝服佩冠。《宋史舆服四》载，“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上，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则加于进贤冠而服之。”明代貂蝉冠形制与宋代相似，笼巾呈四方型，附玉蝉（公）金蝉（侯）或玳瑁蝉（伯），但无三小蝉。冠上插有貂尾（实为雉尾）。梁冠顶部，一般还插有一支弯曲的竹木笔杆，上端连有丝绒作成的笔毫，名为“立笔”，以折数区分等级，是汉朝“簪笔”制度的遗制。

棂星门又叫龙凤门。由四根石柱构成三个门洞，门柱类似华表，柱上有云板、坐龙。在三个门额枋上的中央部分，还分别雕有石刻的宝珠火焰，因而该门又称“火焰牌坊”。其石雕及台基部分均系明朝遗物，琉璃影壁为后世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