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汉国刘渊的一项政策影响了中华王朝数百年

西晋的司马家一场内部的“权力游戏”，却开启了200年的战火纷争时代。而汉国建立者刘渊，却是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十六国的汉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乃至唐朝与吐蕃，宋与辽金等等，都深受其影响。而其中其开国君主刘渊，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渊能够建立汉国，绝不仅仅是因为晋朝内部经历“八王之乱”后实力下降，更在于刘渊为夺取天下，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当时“八王之乱”正打的难解难分。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的专权不满，于是带着晋惠帝率军20万攻打司马颖，结果被司马颖打得大败，连晋惠帝也被司马颖俘虏了。于是司马越请自己的亲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出兵。司马腾联合鲜卑乌桓等部，杀败了司马颖，司马颖带着晋惠帝逃往洛阳。

当时刘渊为司马颖的屯骑校尉，趁着司马颖战败无助之际，以“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为由，跑回了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匈奴左部单于治事的地方），自此拉开了刘渊灭晋的序幕。

刘渊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来保证自己大业能够顺利进行，仅凭这一点，他就不同于一般的反贼草寇。

以匈奴单于的身份，继承汉朝国祚

八王之乱晋朝大乱之后，匈奴刘宣（刘渊堂祖父，谋士一类的人物）以“惠帝失驭，寇盗蜂起”，为由，希望匈奴起兵，“兴邦复业”，恢复大单于事业。不过刘宣的谋略虽然出众，但眼界要比刘渊差的太多。

刘宣想要“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也就是说在中原地盘上建立一个匈奴政权，这一个与晋朝如此旗帜鲜明对立政权。刘渊如果听从了刘宣的建议，这就不仅仅是反叛了，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会使得刘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主要是汉人），熟谙汉学的刘渊自然能明白其中的严重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之类的夷夏之辨与夏夷之防的话已经深入人心。刘渊自小熟读汉书，明白其中的关键，因此没有听从刘宣的建议。反而以匈奴的身份，以“汉氏之甥”的身份，宗汉立国，起兵伐晋。

刘渊打出了“兄亡弟绍” 、宗汉立国的政治旗号。并且祭祀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蜀汉昭烈帝刘备和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显宗孝明皇帝刘庄、肃宗孝章皇帝刘坦等所谓“ 三祖五宗” ，而非匈奴单于冒顿、呼韩邪等。

刘渊以汉室第四代正统自居，以此来抵消世家已经平民百姓的抵制心理。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刘渊先于左国城起兵，先立为大单于，后建立汉国，自称汉王，然后迁都于离石。左国城与离石不过100里地，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其中的原因也体现了刘渊的高明之处。

左国城是匈奴左部的单于治所，相当于单于王庭所在，是诸代中原王朝划分给匈奴自己的地盘。而离石是西河郡的郡治所所在，属于晋朝的地盘。而晋惠帝封刘渊为“将兵都尉”，也是就职于离石。若刘渊于离石起兵，那么他就脱不掉晋朝叛将的身份。若刘渊想要以“匈奴”继承“汉室”的身份起兵，那么只能在左国城起兵。

北联鲜卑乌桓，西联羌氐诸部

刘渊虽然起兵反晋，但还是想要救援司马颖。刘渊如此做的好处，其一能够完成对司马颖的承诺；二是有借口出兵并州。但是刘宣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今司马氏 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等理由劝阻了刘渊。

刘渊也听从了联络鲜卑乌桓，引以为援的建议。这也就有了后面王弥、羯胡石勒等人投降刘渊的事情。

汉国河瑞二年（公元310年），刘渊立氐族大单于单徵之女为皇后。刘渊正是与以羌氐为主的西部诸部建立政治联盟。羌氐对刘渊的帮助在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刘聪继位后发生的刘乂案（刘渊死后，刘聪杀了太子刘和，并夺取了单氏子刘乂的太子地位，最后刘聪又杀了刘乂），引起汉国内少数民族十余万人的反抗（周伟洲． 《汉赵国史》）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渊与羌氐联盟的正确性，以及羌氐诸部对匈奴汉国的重要性。

刘渊的军事行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策略都是对前一个策略的更改或补充。

初期，攻略并州，拿下河东

刘渊建立汉国初期，主要与并州司马腾交战。不过司马腾不是刘渊的对手。刘渊先后夺取太原国南部诸县，如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进逼坐镇晋阳的司马腾。

不久后，司马腾再次集结兵力，屯重兵于汾城，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四战四败。刘渊乘胜追击，向南部进军，拿下河东诸郡平阳、河东、蒲坂。这时刘渊东可以进冀州、兖州，南可以进豫州攻洛阳，北可以进攻太原，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刘渊军有了战略优势以后，侍中刘殷建议刘渊：“命将四出，决机一掷，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

刘渊对此建议，只听了一半，便是“定河东”。刘渊将都城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汉国重心暂时放到河东。这时刘渊距离晋都洛阳说是一步之遥也不为过，因此没有听从刘殷的南克长安，以关中之势席卷洛阳的建议，而是派兵直接攻打洛阳。

刘渊的一系列胜利给了他敢于攻击洛阳的信心，而石勒、王弥等人的投靠更是平添了刘渊的实力。

刘渊先后两次派遣其子刘聪攻打洛阳。

但是很快刘渊就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两次攻击洛阳皆败。洛阳之败也打醒了自大的刘渊，使得他认识到了与晋朝的差距，同时也使得刘渊重新考虑自己的伐晋策略。

“命将四出”，削弱晋朝有生力量，孤立洛阳

晋朝虽然已经衰败，但是还是有足够的实力保卫洛阳。刘渊没有能够拿下洛阳的实力。他重新考虑了刘殷“据关中，席卷洛阳”的提议。不过刘渊想的更深远一些，他命刘聪、 刘曜、石勒、王弥等能征善战的诸将，以兖州、冀州、并州、豫州等地为主要目标，四处出击削减晋朝的有生力量。实行“控制面以孤弱点”战略，待到洛阳孤立无援的时候，再去攻打。

可惜刘渊制定好此策后，不久就病逝了。其子刘聪采用刘渊的策略，不断削弱洛阳周边的防御力量。最终于永嘉五年，刘聪第三次攻打洛阳并且攻破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第一次灭亡了晋朝。

刘渊“控制面以孤弱点”的策略，也为北魏、赫连夏国、拓跋夏国提供了借鉴的机会。

刘渊的汉国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魏晋之前，中原从未有过异族统治的时代。汉族正统乃是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的。

刘渊虽以“晋为无道, 奴隶御我”为号召，但这只是对匈奴、羌氐、鲜卑等异族说的。面对占据绝对人口数量的汉族，他提出了“夫帝王岂有常哉, 大禹出于西戎, 文王生于东夷, 顾惟德所授耳”。帝王没有恒定的，大禹、文王都非中原所出。

刘渊既熟悉儒家汉学，也知道统治阶层世家大族想要的是什么。

他一方面表明自己以汉族圣王大禹、文王为榜样，同时向汉族儒学世家表明：帝王不是固定的，只有德行的人就能为帝王。这一观点也十分符合孔孟的观点，也就是符合世家的道德观。刘渊的一句话虽然不一定让世家来帮助自己，但肯定没有那么仇视自己了。

这也使得后面赵、燕等国，都为自己找一个华夏的祖宗或者以华夏自居。比如赫连勃勃自认为夏禹后裔，故其国号为夏；鲜卑的慕容氏，自称“有熊氏之苗裔，世据北夷”，并以战国的燕国为国号；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也称自己是“有虞氏之苗裔”；北魏的拓跋珪，更是将姓氏拓跋归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因以为氏”等等。

刘渊的“宗汉”策略笼络民心，其军事策略为其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两项并向实施，是刘渊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刘渊的“宗汉”策略也从另一面保证了汉文化的延续，哪怕晋室东渡之后，留于北方的世家大族也有了生存环境。胡汉之间彼此影响，最终迎来了隋唐的一统。

刘渊仅凭“宗汉”这一条，也足以留名史书了。

不过匈奴汉国只是凭借这刘渊的个人魅力以及其军事素养，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刘渊一死，汉国就分崩离析，不久就被石勒的后赵灭亡了（刘渊死于公元310年，石勒于319年建后赵，赵汉国只有关中附近能够控制了，公元329年后赵灭汉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