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深沉自述：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

创业20年后，任正非写了一篇回忆自己创业史的文章《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在开篇就介绍了自己创业不是因为多伟大的抱负，而是不得不如此。

1987年，任正非43岁，当时的他接连遭遇了事业和人生的双重打击：因为工作失误被骗而失业；离婚。

人到中年，都说四十不惑，可又怎能无惑呢？“时代已经没时间与机会，让我不惑了，前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如果是任正非自己，他去从事技术工作（以前做过技术发明），或者搞点科研，还能过点小日子。但他作为家里的长子，有父母要赡养，有子女要养育，有弟弟妹妹要照顾，实在是没有其他路好走。

中年人没有资格自私，也没有权利任性。

在《我的父亲和母亲》里，任正非曾介绍过自己家庭的苦难历史，在很长一段困难时期，家里人都吃不饱饭，他是靠从弟弟妹妹口粮里省出来的一小张玉米饼才考上大学的。

1967年，因为担心父亲，任正非扒火车回家看望，当时他父亲和家里的情况很不好，但父亲仍然把自己唯一的皮鞋让任正非穿走，告诉他千万不能放弃学习，“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条件要照顾好弟妹……”

可以说，任正非能上大学是背负了家庭全部希望的，他身上系着回报家庭的重任，可他年过四十依然一事无成，那种挫折、失败的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任正非的大女儿曾写文章回忆当年的艰苦困顿：“住在漏雨的环境里，深圳是多雨地区，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隔壁邻居说话都能听见。”

思来想去，只有创业致富一条路可走。

任正非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的朋友，一起凑了2.1万元的创业资金，招聘了3个员工，在深圳南油集团一个简陋的居民楼里创办了华为。

公司成立后，任正非一度为做什么生意而挠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生意人的门道，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摸索。刚开始，他甚至考虑过墓碑和减肥的生意，后来受人指点，才代理了香港一个小品牌的交换机，做起了贸易。

1990年，华为前副总裁张建国已研究生学历去华为应聘，任正非给他开出了300多块的高薪（当年100块都算不错了），而十多年后，华为员工拿年薪百万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

代理生意做了大概有4年时间，销售额上亿（要知道那时候钱是真硬），业绩好到让香港的交换机公司眼红，要给任正非断货。

1992年，任正非带人去美国考察，在参观完贝尔实验室后，看到人家的技术和产品那么先进，任正非心潮澎湃，回来砸锅卖铁，甚至背负高利贷、哪怕不成功就跳楼也要自己搞研发。任正非说，自己看了很多书、研究商业，最后得出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客户，一个是货源。

1996年，华为的员工规模已经有1000多人了，而且人员还在大规模涌入，可那时候公司连工资怎么发都不知道——管理流程和制度基本没有。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这确实是任正非的肺腑之言。

后来又是编制管理大纲《华为基本法》，又是四处找管理咨询公司帮助设计公司管理制度，华为才慢慢建设成了现代公司的组织架构。

2000年左右，可以说是任正非最痛苦的一段时期，任正非身体累坏了，做了癌症手术，那么乐观坚强的人竟然精神严重抑郁，动不动想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

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当时的亲历者曾回忆，在2000年初，任正非去南非参观了先民纪念堂，接了一个电话触景生情，在纪念馆前的小广场上，失声痛哭了将近两小时……

华为原董事长孙亚芳也说过，从97年到2003年，是公司成长的困难时期。“任总身体也在那段时间累垮了，高血压，糖尿病，因癌症分别在左小腿部和左耳部分别作过两次手术，他凭着乐观的天性坚持工作着。”

尼采说，“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而任正非认为，“一个人没有欲望，反而更加有能耐。我就是没有欲望，也不想拿钱多，所以我只有一点点股票。在2000年，我连房子都没有，我和太太租的房子只有这个会议室一半大，30多平方米，而且西晒，没有空调。我们没有退路，退回去也是贫穷，往前走还有一些希望，往后走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就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突然看到阳光了，突然发现到山顶了。”

今天有多少鲜花和掌声，过去就有多少艰难和困苦。相比成功的辉煌，任正非过去的艰苦经历更值得我们学习——这极有可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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