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购物，爆买马桶盖？14年抗战，换来的是给日本送人民币？

编者按：康熙皇帝对日本人曾有过这样一番真实客观的评价：“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康熙朝起居注》）；宋太宗也有一番精辟的点评：“谈及奴国（即倭奴）如豪贾之家奴，巧言令色，实有强取主人家财之心。前人自大，容他百年伪诈，恐养虎狼为忧患，当蔽之”；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更是堪称一绝，他在《倭扇行》这首诗中讽刺道：“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无论是从雄才伟略的明太祖朱元璋，还是睿智博学的清圣祖康熙皇帝，乃至宋太宗赵广义，三朝帝王都对日本人的评价非常卑贱，“欺软怕硬”成为了中原王朝封建帝王对日本人的共同认识。

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呢？国人给日本送人民币又是出于何种心态呢？

恐怖的武士道

日本武士道修养书《叶隐》中有过这样一段佐贺藩主锅岛直茂对其子锅岛胜茂的告诫：“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锅岛直茂为了让儿子锅岛胜茂变成真正的武士，将十个人一字排开西方衙门内，锅岛胜茂一口气连续砍下九名囚犯的项上人头。

作为《叶隐》的编纂者山本常朝，其父山本神右卫门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十四五岁时就得实习斩首，在这种残酷的驯养下，日本武士逐渐养成了杀人不眨眼、砍头如切菜的冷酷和血腥。

除了练习砍瓜切菜般的斩首，日本武士还得接受上层统治者灌输“忠君尽孝”的思想大洗脑，如：“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曲礼》）。

在这种上层统治者长期潜移默化的教导下，武士们逐渐形成了以“名，忠，勇，义，礼，诚，克，仁”为核心价值观的武士道精神，而根据《叶隐》的解释，这八个字是从前到后依次递减的。

而正是由于武士道精神的这种狭隘性，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者为了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直接省略“义，礼，诚，克，仁”而重点突出“名，忠，勇”三字为首的原则。

因此，日本军队开足马力大肆宣传“皇国至上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荒谬理论，并断章取义地将武士道精神与大和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紧密结合。

于是，在后来的日俄战争和侵华战争中，日本方面的士兵就宛如打了鸡血活着的“丧尸集团军”，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中的旅顺战役里，面对疯狂进攻态势的日军，俄军统帅马卡洛夫下令将工事前方的铁丝网接通高压电，并在环旅顺港东、西、北三面的山上修建40多个堡垒群和70多座炮台，同时，配以那个时代最为生猛的马克沁机关枪。

当日军在统帅乃木希典挥舞着马刀的指挥下，如潮水般涌向俄军阵地时，俄军阵地上的马克沁机关枪喷射出一道道火光狠狠砸向人海战术的日军冲锋部队，瞬间，日军冲锋士兵就如同麦浪般齐刷刷地成排倒下，但日本士兵发扬武士道悍不畏死的精神，继续施展“猪突一波流”的神功狼奔豕突地杀向俄军前沿阵地，俄军在远远的工事上继续收割人头，凶残的俄毛子居然心里发毛，这简直就是骨灰级的“植物大战僵尸”啊！

经过一波短暂的武士道集群大冲锋，日寇在旅顺港工事外留下了多达4000具的尸体。

而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在付出了3500万人的惨烈代价后，才将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驱逐出去，然而，我军战士却发现一个很令人震惊的现象，那就是在无以计数的战斗里，很少有能俘获日军记录，日军在兵败后往往会采取武士道式的自杀，因此，在打扫战场时很难俘获活着的日寇，这也许就是日本民族劣根性的可怕之处。

日本人的等级制度

等级森严制度在日本社会中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日本的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于日本原初文化时期的史前绳纹时代，到了公元前4-3世纪后，也就是在弥生时代，身份等级制在日本历史上真正开始形成了，德川家康为此还制定了“士农工商”四级封建身份等级制度。

不过，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制定的等级制度不同，日本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得到了严格的贯彻和执行，以《家康遗训百条》中的话来说：“士乃四民之首，农工商辈于士不得无礼。无礼，即心中无士也。于心中无士，士不妨击之”，换言之，也就是倘若一旦有人逾越既定的身份等级，高层级的人物有权斩杀任何逾规者。

而日本进入明治维新后，身份等级制度不仅没有伴随着近代文明的开启而没落，反而在职场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在日本企业里，有专门的年功序列制，所谓年功序列制，就是员工在企业里呆的时间越长、年龄越大，相应的，他的工资就越高。

虽然，年功序列制对于企业的人事结构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其消极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具体表现在年功序列制不论职务、不论贡献，只论以企业员工的工龄来决定这个人的价值，简单来说，你的学历、能力和贡献在企业内部就是个渣渣，完全不在人事行政部门考虑的范围之内。

年功序列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刚开始年功序列制对于稳定企业雇员、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效果，但随着市场经济日趋白热化的竞争加剧，按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无法真实反映员工的贡献和能力，内部“啃老族”就成为日本企业的常态。

但如果追根溯源，年功序列制的实质是师徒传承的封建登基制度的延伸，在日本，新进入企业的员工要在内部立足必须得投靠到有资深工龄的前辈门下，而一旦形成了师徒等级森严的人身依附关系，新晋员工就得在这个企业里乖乖干上一辈子，倘若一朝退出，那么先前的努力全部都化为泡影，因此，这种封建登基余孽毒瘤极大的限制了日本人才的流动，同时，也对日本国民性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压抑。

日本人的羞耻感文化

什么是羞耻感文化？简单来说，在日本人的世界观中，无论做了任何事情，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只有羞耻的区别。即日本人作恶犯罪，只要没被发现或被揭穿，没有让他们感觉到羞耻，他们就不会认错。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一旦做了恶行昭彰的事情，那么，他们会千方百计的进行掩盖。但倘若恶行败露，他们则会采取切腹自杀等非常极端的方式来遮挡自己的羞耻心。这就是日本人的羞耻心。

很多去过日本旅游的人会发现，日本人在本国的公众场所极度规矩，说话轻言细语、排队按部就班，哪怕是在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车厢内相互发生碰擦时，彼此之间也会主动相互致歉，因此，在日本国内经常会听到“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给您添麻烦了）。

最典型的例子据说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一群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其他日本人都准时准点在大巴车内集合，而此时有一名日本人迟到了三分钟，这头迟到的日本人上车后竟然像个罪人一样诚惶诚恐地向车内所有日本同胞挨个道歉，完了后还躲在车厢的过道里大气不敢出的低着头。

而与之形成截然反差的是，日本游客一旦离开了本国文化氛围的束缚，他们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至于文明、素质、修养什么的，全部都抛诸脑后。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发生在泰国海边30名日本男游客裸泳的事件。当时这则视频经互联网传播出来后，世界各大媒体将目光死盯在中国人的身上，泰国媒体也习惯性地将中国游客作为了头号嫌疑对象。

然而，让人打脸的是，根据事后核实调查，这30名黄种人并不是一贯以恶行示人的中国人，反倒是有着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干出来的龌龊腌臜勾当。

除了这起发生在泰国海滨的乌龙事件，日本人近年来在国外频传抽烟酗酒、调戏妇女、放纵言行和集体买春等劣迹。这些行为倘若放在日本国内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而到了国外却成为了日本人的家常便饭。

其实，原因也很好解释，那就是掩藏在大和民族性中的羞耻文化在作怪，在他们看来，国内那种压抑的氛围就如同被千万个摄像头盯着，而一旦脱离日本国内的那种环境，压抑的本性就彻底暴露无遗，这就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

国人的文化不自信

既然日本人有那么多深藏在本性里的龌龊和不堪，那么，国人为什么要去日本旅游、购物，甚至像发了疯样地爆买日本的马桶盖？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好解释，那就是文化根源的不自信，具体表现在对内不自信和对外不自信。 我们先来说说对外不自信。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原本极度孤傲的“天朝上国”美梦被帝国列强无情地击打的粉碎，中国人的心理从俯视大东亚文化圈周边蛮夷的态度，迅速转变成为仰视高高在上西洋人的蜕变。

且当时的西方工业文明遥遥领先小农经济模式，而由工业文明生产出来的物质成果碾压晚清的各个层面，也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人的内心逐渐埋下了崇洋媚外的种子，以至于当时长期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日本，甚至公然高呼“脱亚入欧”，而彼时的晚清为了继续苟延残喘，开始了轰轰烈烈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可以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已经开始滋长。

其实，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要发愤图强，“崇洋”未必见得就是件坏事，但就在“崇洋”的过程中，以儒家四书五经立国的中原封建王朝，却发现原来西方列强的工业文明是如此先进，进而在两种不同文明的激烈融合和碰撞中，中国人由此滋生了严重的“媚外”心态。

然而，伴随着这种对外不自信的愈演愈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方方面面都取得不俗的骄人成果。

但在部分人的脑子里却始终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他们相信“外国造”始终领先“国产货”，且虚荣心的攀比又驱使部分国人宁可放着国内物美价廉的国货远渡重洋爆买日本的马桶盖。

可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地从日本背回马桶盖时，却发现所谓的日本“高级货”马桶盖竟然产自国内的杭州地区，这种无情的讽刺，很能说明国人对外文化的不自信。

那么，对内文化不自信呢？看看前些年历经的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和染色馒头等系列令人作恶的丑陋事件，部分国人的劣根性也暴露无遗。

为了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的回报，不法商家以次充好、以劣冒优，甚至“以毒攻毒”的咂舌行为曝光后，无数国人对这些昧着良心发大财的无良奸商痛斥以鼻，而在这些奸商中，巨头奶粉行业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引发的“三鹿奶粉事件”，让国人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保守估计整整倒退了至少二十多年，甚至其余毒风波深刻影响至今。

这一连串令人心寒造假、售价事件缘何会不断频发呢？归根结底除了政府监管缺位，最根本的源头我认为还是企业、商家对国人身心健康严重不负责所致，如果说，日本人以羞耻文化作为遮羞布来鞭策本国的商家企业来恪守社会道德的最起码底线的话，那么，国内部分不法商家，近乎没有任何顾忌地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路数来拾取昧良心的黑恶利润，毕竟，对于这些制假售价的奸商来说，以他们的思维角度来讲：“反正我不吃这些染色馒头”，言下之意就是其他人生死天命无我无关。

看到这种奸商肆虐的风气腐蚀了社会道德文化底线，我们又何谈重塑对内文化自信呢？当然，近年来，随着大批诸如华为、淘宝、小米等良心行业的龙头引擎效应以及国家立法监管逐渐趋于完善，民族自信似乎又缓步回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一定可以拿出优秀的业绩树立起文化根源上的自信，因为，我们等待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