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人体——近代中国之“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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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历程中，仍有不断的艰难与险阻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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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大举入侵，赔款割地，开埠通商似乎已成为常态。昔日天朝上国的尊严，一次又一次的被踩在脚下。面对此等危局，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一些求变之士开始探寻中国衰落的内在根源。在他们看来，中国似乎已成一危重病人，唯有施以猛药方可治愈。但是人体之疾，医者可医，国家之病，何人可治？

一、“国病”与“病国”

《国语·晋语》中记载，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医和认为“不可为也。是谓远男而近女，惑以生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晋国大夫赵文子不解，认为自己辅佐平公，政事太平，“内无苛慝，诸侯不二”何故“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医和反驳道，正因赵文子等大臣“吾子不能谏惑，使至于生疾。”面对赵文子“医及国家乎”的质问，医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这也是最早有关于“医国”的论述。此时，如果国家发生危机、遭遇灾难或国力衰弱，就会引发“国病”。

长久以来，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下，国家的形象也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古人认为如果君主能够实现有序统治，使臣子各司其职，百姓各守其分，那么整个国家的运作将如人体四肢在心脏的指挥下协调行动。东汉思想家王符曾说过“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病，待贤而治，”

宋人杨万里亦曾将藩镇、宦官、诸侯、大盗等因素归结为“国之病”。

这种思想在后世不断得到阐发增饰，逐渐形成了以“国病”喻国乱，治“国病”如医人的思路，由精英士大夫作为医国之士，医治国家之“病体”，成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描述国家混乱状态、批判君主无能和政府失职时经常使用的一套话语。

晚清以来，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知识界。1840年以后英国通过输入中国鸦片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但也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长期抽鸦片的人身型瘦弱，容貌枯槁，民间称之为“大烟鬼”。面对中国人如此的身体衰弱，作为始作俑者的西方人却又给予了轻蔑的鄙夷。

“生病的中国”，甲午战后西方媒体将其用以形容中国现状，反映了西方对于当时中国国力衰败和清政府无能改革的看法，而后很快被中国思想文化界接受，引为变法图强的言论利器。于是，继“东方病夫”土耳其之后,“远东病夫”（The sick man of Far East）的帽子就扣在中国头上，同样得此“殊荣”的还有波斯和摩洛哥等弱小国家。

“东亚病夫”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来自于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西林报》登载的一篇英国人的文章。但“病夫”一词，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了。1853年英国驻俄国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西摩尔爵士将奥斯曼帝国称作他们手上的“病人”(sick man on our hands)。在此之后，此说在欧陆传开，成为固定搭配，sick man并非指的是“病人”，而是专指“病国”。不过后来凯末尔改革使世界各国认为土耳其脱去了“东方病夫”的帽子，从而中国更多的与“东亚病夫”一词相联系起来。

可以看出，尽管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吸食鸦片，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羸弱不堪，但西方人站在胜利者和殖民者的角度，对被殖民者充满蔑视和傲慢，以至扩大到对整体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国家贫弱之悲哀。

二、医国之士

“生病的中国”形象得以成立，同样是基于如下观念：国家是一个和人体一样有生老病死的身体。严复在看到甲午之败后怒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原强》）。之后在翻译进化论中的社会有机体理念时，严复借用斯宾塞理论，将组成国家这一个体的基本要素——被喻为细胞的“民”推到前台，并认为人民之素质将决定整个机体素质，认为中国的危机的根源非“国家之病”，而在于“国民之病”，理论上实现了“国家身体”与“国民身体”的结合。在19、20世纪之交，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强烈反响，“东亚病夫”之说路人皆知。

20世纪初年国民改造成为主流思潮之时，又被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扩展到对中国人身体的形容上，从而建立起“个人乃至群体的身体强弱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梁启超说：“国家病症已一一开列于此，人人皆应以‘医国’为己任。”“医国”的重任不仅仅是让某些“精英”来承担，而是全体国民之责。

“国病”与“民病”既互为因果，则国家之病必然导致国民之病，国民之病会积成国家之病。在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个人在国家中应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一问题为晚清到五四以来立志救亡与启蒙的“先进的中国人”所不断探讨。他们既吸收了西方舶来观点，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他们对中国由过去的“世界中心”滑落到世界的边缘成为任人宰割的弱国，甚至要被“挤出”世界的现状深感忧虑，迫切希望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或革命，使中国得以苏醒、振兴。在不断的思考与碰撞中，“民族国家”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个更加团结、进步的现代国家初露端倪。

三、“病夫”的心病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中，“东亚病夫”一词尽管开始只是知识分子用以发泄对时局的愤慨与不满和抨击朝政，并非单纯地民族歧视或讽刺国人体质、素养，但在不断燃烧地民族主义意识下，最终被视作对中国及中国人的侮辱性和轻蔑性的描述，在晚清及此后的中国社会就这样产生和传播开来。并作为一种带有殖民和帝国主义意味的外来话语，成为志在救国的中国人用以砥砺民气、启发民昧、激发民族爱国意识的本土话语。无论是活跃于晚清政治和文化舞台的梁启超、曾朴等人，还是在近代中国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政治人物，如孙中山、毛泽东等，都将其作为一种耻辱的记忆，成为日后激励人民摆脱耻辱、救亡图强的强大历史动力。

之后，随着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大幕拉开，为国“去病”成为了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选择。后来的鲁迅和孙中山等人也正是秉持着治病救不了中国人的理念，毅然决定放下手术刀。前者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开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者则以笔为刀，以文字唤醒麻木的民众。

四、结语

纵观近代国人的心路历程，从对“国之病”(社会体制)的反思到对“民之病”(国民身体素质)的检省，最终再到对“心之病”(国民思想文化水平)的研究上，中国思想界的认识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产生了巨大变化。毕竟，身体之病可以用物理方法治疗，然而“心之病”则必须依靠长时间的文化、教育与政治手段来潜移默化，或许要历经几代甚至十几代国民。从“身之病”向“心之病”认识的过渡，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上的重要转折点，从单纯“保国保种保教”转向近代的“民族主义”，正是一个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重要元素，从此，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有趣的是，“东亚病夫”这4个字出现最频繁的时候并不是积贫积弱的旧时代，反倒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或许是出于长期的心理压抑带来的某种文化自卑，“东亚病夫”一词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体制、民众体制、社会素质与传统文化等各方面的批判与反思，在以往它曾激励人们开拓新的时代，在日益强盛的今日它也警醒着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历程中，仍有不断的艰难与险阻在等待着我们。

参考文献：

《病夫、黄祸与睡狮》，杨瑞松，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

《从“官品"的翻译看严复对中国传统“国家身体"形象的改造》，刘婉明，学术月刊，2016.5

《敷衍“国家身体”：梁启超与“生病的中国”形象之散布》，刘婉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论“东方病夫”到“东亚病夫”的流变》，苏全有，求索，2014.6

《民族主义、文化现代化与现代科学的传播———以“东亚病夫”一词的流变为中心》，韩晗，关东学刊，2018.4

《东亚病夫、醒狮与涅檠凤凰——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传播》，逄增玉，现代传播，2008.6

《想象民族的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杨瑞松，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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