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深刻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的，是西线的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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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巧巧历史记，今天巧巧和大家聊聊，在20世纪伊始，就在毛奇身体每况愈下，其职务随后由中将埃里希·冯·法金汉取而代之之际，后来成为第三位执掌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保罗·冯·兴登堡及埃里希·鲁登道夫则在东普鲁士一战成名。

在坦能堡战役（1914年8月2630日）中，入侵东普鲁士的俄国纳雷夫部队被悉数歼灭，这场胜利逆转了原本计划中的进程。在按照施里芬计划仅被委以纯粹防御任务的东部战场上，1914年所取得的胜利为一场大规模攻势提供了可能，并在1915年得以成功推进一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西部战线陷入了阵地战。德意志帝国能够在大力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于1918年3月3日通过签署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纸霸王条约般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结束两线作战局面，也符合这一逻辑。然而深刻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却是西线的阵地战。

在这里，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将极为惨烈的大规模死亡带到了欧洲。欧洲五大交战国在一战期间损失超过700万的人口，仅德国就有180万。如此损失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相矛盾的结果：一面是的高速工业化推进，一面是阵地战中或多或少的停滞状态，两者互为表里。“西线无战事”成了战地消息中言简意赅的例行公事——这也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最为出名的长篇小说的书名，只不过它掩盖了千千万万被西线的技术装备战消耗掉的生命。被视为决定性战役而开始的战斗并未决定任何事情，而是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投入战斗，尤其是投入新的部队。

在这里，死亡本身不再是英雄主义或浪漫情怀，它成了某种无名的日常生活经历，在这种经历中，作为20世纪标志的人类非人化提前出现，并且还得实实在在地忍受这场“最初的灾难”［乔治F凯南］自在这种情形下，威廉帝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再次显露出来。受的影响，军队指挥权与平民政治集团在宪政上的二元对立进一步激化，并在帝国最后几年越发表现为两个权力中心对峙的局面：一个中心是在帝国国会中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主义左翼的进步党构成的、以改革为导向的议会多数派，在1917年提出了各方达成和解与议会民主化的要求；另一个是在由1916年8月29日接替法金汉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领导的第三任最高统帅部。

在关于应该如何继续作战的问题上，也在宪政基本问题上，两派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然而，在协约国1916年底拒绝同盟国的和解提议，加之1917年1月德国决议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权力的重心越发倾向于最高统帅部一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明白自己身后是希望取得“胜利和平”的民族主义势力，且二人会在皇帝有疑惑的情况下给予建议。实际上在1917—1918年期间，他们的权力之大，以至于学者在对此进行研究时都会称之为准军事独裁。如此，由于始终未能调停普鲁士一德意志之间的宪法冲突且各种社会力量在宪政问题上僵持不下，权力被转移给第三方，这在德国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当时，首位牺牲者是帝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他其实是反对无节制的目标及无限制潜艇战的，然而却缺乏将自己视为代表国会多数改革派意见的“议会”首相的杀伐决断。由于在两股势力中间摇摆不定，使得他在最高统帅部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疲于奔命，并最终导致其于1917年7月13日下台。这也表明，帝国国会虽已足够强大到可以决定帝国首相下野，但议会多数派依然无法影响新首相人选的选定。帝国的议会民主化又一次无果而终，霍尔韦格的继任者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以及数月之后的1917年11月1日接替他的格奥尔格·冯·赫特林伯爵，同样在政治上唯最高统帅部马首是瞻。

除最高统帅部仅能暂时控制住的帝国内部宪法争议和外部目标外，围绕共识，裂痕也日益显现，有些方面还越发明显。在政党政治方面，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社会民主党身上，该党自一战开战以来就面临着党内反对派不断增多的情况。首先是社民党内部推崇和平、但同时也属于左翼的激进势力，他们认为城堡和平政策是错误的；并最终在1917年初从其母党中分裂出去，于1917年4月6日在哥达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USPD）。

其中的极左翼成立了围绕罗莎·卢森堡（1871—1919）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革命团体“国际小组”，在二人从1916年起撰写的《斯巴达克信札》中猛烈抨击最高统帅部及帝国领导层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时也反对社民党多数派领导人的“叛变”。1918年初，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政治骚乱最终扩展到了基层工人。1月，首先是柏林的金属加工和弹药厂工人爆发较大规模的政治性罢工。兴登堡、鲁登道夫及与他们同一阵营的民族主义右派将此类厌战及希望和平的现象评价为所谓的表面软弱甚至是“后方”“瓦解”的标志。随着西线战局越困难，这些声音就越发响亮，而这也构成了日后极具迷惑性的“背后捅刀说”的源起。

相反，协约国在西线取得的优势却开始决定走向，且这一优势通过海上封锁在战略上得到保障。封锁导致了（德国）食物供给状况越发严峻，且越来越令人绝望，弹药、燃料和马匹也出现了短缺。同时它使得协约国在空军和坦克方面的技术优势得到持续加强。虽然德国凭借1916年的《祖国援助法》调动起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以弥补其战略上的劣势，但迟至1917年4月6日宣布参战后，的结果便几乎毫无悬念了。当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合约》签订之后，最高统帅部尚心存侥幸，即在完全投入战斗力之前，能够通过一场决战来扭转西线战事：通过与时间的拼死赛跑，英法两国军队或将被迅速消灭在法国境内。

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于1918年早春展开了西线攻势，代号为“米夏埃尔”的行动于1918年3月21日在法国东北部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尽管德军的进攻起初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但却迅速陷入停滞局面，并且其战略目标均未实现。而此时一个矛盾的，甚至几乎是悲剧性的局面出现了，即对实现胜利和平的希望值达到顶峰，失败却已无可避免。俄国之所以被战胜在于它被内部的混乱和一个强硬的和约所打垮；在西线，德国军队也已深入交战国腹地，却未曾有一个敌方士兵踏上过德国的领土。然而，这场却又是确确实实输了：整个夏季噩耗不断传来。如今在协约国总司令斐迪南·福煦元帅领导下的西线联军转入反攻，对实力业已削弱的德军进行打击。

在1918年9月，巴尔干战线崩溃。其结果是导致德国盟友投降：首先是保加利亚王国，然后是奥匈帝国。至此，最高统帅部最后的幻想也已烟消云散，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战局已回天乏术。鲁登道夫因此在1918年9月陷入长达数日的抑郁之中。然而待他缓过来之后便采取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步骤，它们不仅加速了帝国的终结，又令之后的魏玛共和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鲁登道夫强烈要求起草一个停战协议，并同时要求对帝国宪法进行改革。这位副总参谋长试图以此将这个此时已被公开承认的失败的责任转嫁他人。

在外交方面上，他想起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那个刊印在最高统帅部公报上至今无人问津的和平方案。而在内政方面，最高统帅部现在转而支持业已争取数年之久，要求对帝国进行议会民主化的提议。这种政治信念转变的第一个后果是导致帝国首相赫特林他公开宣称自己是改革的反对者—于1918年9月30日下台。随后由自由派的巴登亲王马克斯·冯·巴登组建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议会制帝国政府。政府事务也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以及进步人民党组成的议会多数派接手。鲁登道夫在1918年10月1日一次面向最高统帅部军官的讲话中坦陈自己借由这一转变所做的盘算。

此次讲话对于停战协议的诞生，以及对于帝国的终结而言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鲁登道夫为当前的艰难处境列举了清晰的理由：协约国之所以取得突破构成直接威胁，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坦克上的优势。但“最具决定性的”则是储备兵力。与此同时，鲁登道夫的讲话已公开表露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论调：“我们自己的军队”据阿尔布雷希特·冯·特尔上校的日记记载，鲁登道夫当时断定，“可惜已经被斯巴达克社会主义思想的毒流严重污染了。部队已经不再可靠。……我虽已向皇帝陛下呈请，如今也令此类团体进入政府，但我们落到如此田地，主要归咎于他们。我们现在还要眼睁睁看着这些先生进入各部委。…他们现在应该自食其果！”这几乎就是“背后捅刀说”的正式开端。

按照鲁登道夫的想法，最有利的情形当然是让议会制的德意志帝国得到一个适度的“威尔逊式和平”，其中既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这就解释了最高统帅部向马克斯亲王所施加的最后通牒性质的压力，敦促其向威尔逊提交停战提议。这里不乏讽刺的是，始终拒绝将外交和政治作为结束手段的最高统帅部，如今自己寄希望于政治，以防止军事崩盘的后果。然而，这种算计并未奏效，取而代之的则是在混乱中结束了。1918年10月3日，马克斯·冯·巴登政府向威尔逊递交了停战与和解的请求，实际上这份请求来得太迟，同时也完全是在紧张不安的军方逼迫下仓促草成的，军方的迫切要求破坏了所有应对谈判所做的外交准备。

小编发现，这场的结束方式正如它的开始一样：1914年7月，军官们也是掐着时间好让准备停当的措施开始启动，当年他们迫不及待地发动，而四年之后，他们也数着停战之前的每一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结束都已表明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绝对优势，而这正是威廉德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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