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孝杀头，父杀子无罪，最恐怖的孝道文化

有人说，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西方植根于航海、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儒家文化为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

西方文化中存在一种对父权的反抗精神，古希腊神话里有很多“弑父”的故事，这在中国文化里是不可理解的。第一代天神乌拉诺斯被儿子泰坦神克罗诺斯阉割了，第二代天神克罗诺斯又被儿子宙斯推翻了，俄狄浦斯也是杀掉了自己的父亲。

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对父权的无条件服从，“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元朝《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奉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巨家中贫困为了养活母亲准备把自己的孩子活埋了。这个千年孝顺的榜样让人看到所谓孝道是多残酷多恐怖多没有人性。

难怪鲁迅先生在看完“埋儿奉母”后发出如此感叹：“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孝， 东汉许慎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 从子， 子承老也”。把孝的地位与作用推到极致的是儒家的《孝经》，成书于秦汉之际，相传是孔子及其弟子所作。《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假若能够以孝治天下，便会得到“万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地步。

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将儒家孝治思想确立为正统地位。以孝治国上升为两汉的国家意识形态，西汉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汉代皇帝大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汉文帝更是以亲尝汤药上了“二十四孝”。

父权至高无上处于绝对地位，子女只是附属物任其处置，两汉时期买卖子女大行其道，一边喊着以孝治国一边把你卖了你也不得反抗，这就是畸形的孝亲文化。更要命的是子女的生命权得不到任何保障。《汉书·金日磾传》载， 金日磾对母亲很孝顺， 在母亲去世后， 每次看见母亲的画像都下拜涕泣， 但他对自己儿子却并无慈爱之心， 当发现长子弄儿凭借汉武帝宠信而“自殿下与宫人戏”时， 因“恶其淫乱”而亲手将其杀死；对金日磾的杀子行为， 汉武帝初“大怒”, 继“甚哀， 为之泣”, 终“心敬日磾”而未予追究。

子不孝杀头，父杀子无罪，还有比这更恐怖的孝道文化吗？

《孝经》就主张用刑罚来维护孝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不孝"是有罪的，商朝有所谓"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西周，把"不孝"视为"元恶大怼"，不孝是罪大恶极的，被列为"八刑"之中的第一刑，不容赦免。两汉以后，"不孝"被正式定为罪名列入律书。 北齐法律首次确立了"重罪十条"，把"不孝"列为第八条，这是"十恶"之罪的最早形态，也是后世法典的重要内容。隋朝正式确定了"十恶"的罪名，"不孝"罪列第七位。从此以后，"不孝"就成为"十恶不赦"的重罪。唐以后各代都沿用"十恶"的罪名，清律承袭了隋唐以来的“十恶”制度，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不敬，不孝，不道，不睦，不义，内乱。

“不孝”变成了十恶不赦之罪，忤逆是仅次于谋反叛乱的重罪，甚至都要采取“剥皮揎草”、“磨骨扬灰”。一个县里如果出了忤逆大案，县官都有可能受牵连，充军坐牢杀头的都有。把“不孝”上升到如此吓人的程度，这也是古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鲁迅为何对古代历史的观察是一针见血极其深刻，喊出了“救救孩子”，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历代统治者都是打着“以孝治国”的旗号吃人，连自己的亲儿子也不会放过，汉成帝刘骜为了取悦美人杀子，王莽逼死了三个儿子，石虎先后杀死了两个儿子，武则天前后害死了二个儿子，李隆基一天赐死了三个儿子……这历史真是够血腥的。

曹操杀孔融，说是不孝，司马氏杀嵇康，也说是不孝，只要想杀你不孝也是理由。

“以孝治天下”其实是一种统治手段、政治策略，父权君权的绝对权威不容藐视，国之君权就是家之父权，国君就是大家的父亲，在家服从父权在朝服从君权，国家专制从父权开始，所以有人把父权称之为两千年专制的源头。

“以孝治天下”的最终结果未必都是孝亲满天下的理想境界，他的异化变态变成一种虚伪的道德世界。张家山汉简中的《告律》篇规定：“子告父母， 妇告威公， 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 勿听而弃告者市”。 衡山王太子刘爽举报其父刘赐的谋反行为后， “坐告王父不孝， 皆弃市”。不管父亲多大的罪，儿子举报父亲就是死罪。

以孝选官用官的举孝廉制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举官制度，可是最终变成了门阀制度排斥异己的工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历代统治者喜欢推行"以孝治国”，因为看中的是孝亲者必忠君、君臣关系如父子的观念，《孝经·广扬名章》说：“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东汉章帝亲自主持编纂的《白虎通义·丧服》中则说：“臣之于君， 犹子之于父， 明至尊臣子之义也”;“王者崩， ……四海之内咸悲， 臣下若丧考妣之义也。……童子诸侯不朝而来丧者何？明臣子于其君父非有老少也。”

中国的专制从父权从杀子文化开始，而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不可否认的是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保持那种层出不穷的创造力和活力。古代中国父权君权绝对权威，不容许有任何的挑战和藐视，孝与不孝不是普通的亲情而是一种政治伦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子不孝杀头，父杀子无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那都是血淋淋的恐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