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清政府为了实现对西南地区的直接管理，在西南土司区实施“改土归流”，“改土归流”过程中，清政府革除了大量土司。由于大量土司被革除，使地方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为了实现国家稳定，清政府逐渐对土司实施安插。清政府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实施，清政府自顺治年间开始便对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康熙年间持续实施“改土归流”，其规模逐渐扩大。
到了雍正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进行。顺治年间，大量土司归附。清政府均对其授以世职，同时以“平西、定南诸藩镇抚之”。因此，顺治年间主要以笼络安抚土司为主，仅对个别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如顺治十五年，贵州平定，各土司“俱奉贡赋，遵约束”。而马乃营土目龙吉召收养亡命之徒，私造军器。到了康熙年间，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规模逐渐扩大。康熙二年，广西镇安府改置流官通判。康熙三年，贵州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安坤的叛乱，吏部议覆：差往贵州料理土司事宜，兵部侍郎库勒纳会同云南贵州总督蔡毓荣疏言：平远、大定、黔西三处原系水西宣慰司安坤所属。
威宁一处原系土知府安重圣所属。自康熙四年改为四府，设立流官相安已久，不便复设土官，由此可知，平定安坤叛乱后，康熙四年，在安坤故土上设置了四府，由流官进行管理。康熙四年三月，云南迤东、宁州、嶍峨等土司进行大规模叛乱。清政府随即派吴三桂镇压，调总督卞三元、巡抚袁懋功、提督张国柱等进行分路剿捕，云南地区土司在康熙年间并不安分，联合贵州等土司进行叛乱。清政府对土司叛乱态度坚决，采取分兵出击的方式，逐个击破，将叛乱者剿灭。经过此番，新兴、宁州、弥勒城、嶍峨、石屏、临安等地区均再次由清政府掌控，以土司为主导的叛乱被平息。
之后叛乱的土司被清政府革职、诛杀、削除，土司区设置流官直接进行管理。康熙十四年，清政府撤藩，吴三桂发动叛乱，土司跟随其进行叛乱，清政府为了削弱和瓦解吴三桂势力，采取安抚的方式进行拉拢。从康熙年间的“改土归流”情况来看，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年，清政府进行“改土归流”主要是处置叛乱的土司。对于这些叛乱的土司，清政府绝不姑息，采用绞杀、诛杀、革职等方式，态度强硬。康熙二十一年至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少有“改土归流”之举。而康熙三十年以后，贵州“改土归流”较多。因此，康熙年间的“改土归流”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这一阶段性特征，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一方面，从清军入关至康熙年间，清政府仍在不断的巩固政权。这一时期，清政府照例对土司进行授原职，较少进行“改土归流”，仅仅只是对反叛的土司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清政府当时最忌惮是对其统治秩序构成威胁的明朝旧势力，所以，清政府主要考虑的是联合和拉拢西南地区土司来消灭明朝旧势力，所以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十年，“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力度略小。随着明朝旧势力的铲除，清政府逐渐把矛头指向西南土司，这些土司在地方上势力盘根错节，名义上臣服于清廷，承认清廷的统治，实者似独立小王国，不受清政府直接管理。
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不利于中央集权。总体上来看，康熙年间的“改土归流”规模较小。雍正年间，“雍正初，改土归流之议起”，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广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贯穿整个雍正朝。雍正四年以前，改流的土司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云南、广西两地。四年至九年是集中改流时期，主要是依靠武力进行，许多土司在武力的打击下纷纷被改流。九年以后，武力改流较少，在改流大势的影响下，广西、湖广地区持续改流。期间，因改流被革除的土司之多。在这些革除的土司中，因罪被革除者占的比重较大，共97家，而且多是些地广势众的土司。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多属这种情况，四省以罪革除的土司91家，占整个革除土司111家的82%”随着大量土司的革除，清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这些土司司安排妥当，使得他们不至于引起的反叛，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威胁清政府的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土司安插制度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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