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前，北魏皇位继承屡遭波折，这与拓跋鲜卑部族传统的残余因素有关，也与北魏前期所谓的“直勤”传统有关。“直勤”不是一种官称，而是北魏社会结构下的一种特殊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里的“宗室”，是对血缘关系的界定和认可，也是对统治权、继承权的界定和认可。
“直勤”传统深植于北亚游牧社会的部族背景之下，在北魏建国后皇权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作为草原游牧部族传统的残余因素，依然构成对北魏皇权政治的重要干扰，这在皇位传承这一国家根本政治问题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而宗室疏属、“勋臣八姓”等代人勋贵在北魏前期，拥有较强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力，这对皇权政治、尤其是皇位传承构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威胁。
道武清河王拓跋绍弑父谋逆，“绍从门扇间谓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这说明皇位应该是由道武帝同宗兄弟继承，还是由其子继承？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共识。
《魏书》卷十六《清河王绍传》：“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召集族人，往往相聚。绍闻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赐王公以下，上者数百匹，下者十匹。”
在拓跋绍篡夺皇权的敏感时刻，已经被离散的贺赖氏闻风而动，显示其仍有一定的政治能量，仍能对皇权政治构成干扰。明元帝即位后，不得不对贺赖氏进行安抚，“太宗即位，乃罢，诏泥与元浑等八人拾遗左右。”说明贺赖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宗爱弑杀太武帝、拓跋余，引发国家皇位传承危机，《魏书》卷四十《陆俟传》载：“（陆丽）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郎刘尼奉迎高宗于苑中，立之。社稷获安，丽之谋矣”，正是因为陆丽、刘尼等“勋臣八姓”成员积极参与迎立了文成帝，才解除了这次皇位传承的危机，保证了北魏政权的稳定。
献文帝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受到了包括“勋臣八姓”在内的代人勋贵的抵制，如步六狐氏之陆馥，明确表达了抵制的态度：“馥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属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意乃解，诏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高祖。”献文帝时期，嫡长子继承制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但是能改变皇帝传位的个人意志，“勋臣八姓”以及其他代人勋贵的政治影响力仍不容低估。
文明皇后欲废黜孝文帝的太子身份，则遭到了元丕、陆睿、穆泰等代人勋贵的劝谏，《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
孝文帝掌握政权后，元丕等人仍试图影响皇帝立储。《魏书》卷十四《武卫将军元谓传附元丕传》：“丕请立东宫，诏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观盛礼，于臣实急。”元丕请求立拓跋恂为太子不被准许，从孝文帝对拓跋恂教育的重视程度来看，并非反对册立拓跋恂为太子，而是反对元丕等人对立储的干预。
孝文帝将“分定姓族”和“改降五等”结合在一起，就是要破除部族残余因素对皇位传承的影响，限制代人勋贵对皇权政治所施加的影响，降低宗室疏属和“勋臣八姓”等代人勋贵的政治地位，使得拓跋皇帝进一步摆脱鲜卑勋贵对朝政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摆脱代人勋贵对皇位传承所施加的影响，打破拓跋鲜卑自神元帝力微以来，代人勋贵参与君主政治的部族残余因素，使皇权藉此树立自身的权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北魏皇权体制的重构，形成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族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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