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浮世的男女，张爱玲可谓是看得很透。虽然他们大多自私自利、小奸小坏，但她却持一种悲悯之心。她说：“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
在《论语·子张》中，有一句“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意思是要多体察民情，应当对民生抱有一种同情怜悯的心态，不要高高在上而自鸣得意。张爱玲对这句话是有深刻理解的，也成为她创作上的美学观，“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她认为苍凉有一种更深长的回味。
这种对于他人的悲悯态度，其实可以追溯到她整个的成长阶段。因为家庭的关系，张爱玲在成长阶段所见到的世界基本上是灰色的。她十分缺乏母爱，而父亲由于婚姻的失败，脾气非常暴躁，她在《童言无忌》中写道：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再后来与继母发生龌龊，被父亲毒打并关禁闭半年多，她的世界一度是暗无天日的。后来虽然在母亲的资助下读了大学，但始终是拘拘谨谨和小心翼翼的，她的自尊心曾像“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是“惶惑的未成年人”的冰冷与苦涩。
这些经历让她早早看到了人生的另一面，虽然并非全然无情，但那绝不是浪漫的。她所看到的人性是复杂的，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他们有过惶惑、挣扎，失望和沉堕，他们都是世俗的红男绿女，很多时候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生存余地而已。
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虽然出身大家庭，但离婚的她，只能等待命运的幸运之神降临。所以在遇到范柳原后，她使尽了自己所学到的那点可怜的应付人的手段，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沦为范柳原的情妇。幸而战争意外成全了他们，但明白人性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多少，能一起过个十年八年也是不坏的。
电影《倾城之恋》剧照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倾城之恋》的结局相对是圆满的，但过程也不免让人惆怅。女人的人格只有在婚姻里才能够得到保障，谁又能责备白流苏为此不遗余力呢？“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张爱玲自己呢，遇到爱情同样变得很低很低，然而她心甘情愿。这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东西总有动人之处。人的一生中，总是有所牵绊有所舍弃的，即使那个人到头来只是过客而已。
当然，如果活成曹七巧那样的疯子就属例外了。张爱玲对《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比较狠辣了，她从一出场就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毁人不倦却不动声色，“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身边人都恨她，但她也不管了。
张爱玲说她的小说里，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有浮世悲欢，有宿命挣扎，有无奈放弃，但终究都是小人物的生存窘况。把人生的本质看明白了，就有了“哀矜”之心。“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
平凡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一代代生活下来的，他们有喜怒哀乐，他们所要的那点东西尽管微小而可怜，但是真实的，能抓住一点真实的东西，人才是踏实的而不虚浮的。真实的东西也总有些美好的记忆，它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构成我们最基本的生命图案。
通过小说描摹世情，探究人性，张爱玲对此始终抱持一种“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的态度和审美观。虽然她出身于没落贵族，但仍然比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要好很多，而对于人生的艰窘与难堪，她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就是她的“哀矜”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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