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被称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究竟做过多少坏事？

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汝霖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曹汝霖晚年寓居美国，在女儿家中“从容秉笔，追往怀旧”，发表回忆录于香港《天文台报》《春秋杂志》。其间，忆及“五四”期间的种种遭遇时，他写下了开篇那段话。

由于曹汝霖曾是五四运动要打倒的著名“卖国贼”之一，其回忆录全本才一问世，身处台湾的“五四”参与者王抚洲即买来阅读，“想看看他对于五四运动如何说法”。

王抚洲发现，此书虽是曹汝霖的“辩诬”之作，但不失为一本“叙事平实、议论公允、颇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比如，曹汝霖对于“五四”期间，“攻打、焚烧赵家楼经过情形，就其所见、所闻，平实叙述，从一个被害人的立场说话，尚无过分之处，总算是有风度。”

唯一让王抚洲不满的是，曹汝霖认为学生们在“五四”后期被林长民“利用”，成为推倒段祺瑞的“工具”。其实，五四运动确有一定的政争背景。

综合而言，我们通过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即可窥知“五四”之际的真实情境。

如果要为五四运动选取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想必非“火烧赵家楼”莫属。

当日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款待刚刚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国务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作陪。宴会期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突然打来电话，说有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外交失败，且矛头直指“曹总长诸位”，建议曹汝霖等暂留总统府。曹汝霖闻言，即向徐世昌请辞：“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徐世昌一面对其好言安抚，一面命吴炳湘尽快解散学生。

吴炳湘在现场多番劝说，学生非但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曹汝霖知道事情一时无法解决，于是和章宗祥告辞，一起乘车返回位于赵家楼2号的曹宅。

他们下车后，看到曹宅已被几十名警察保护起来，只是这些人奉命“文明以待”学生，因此连警棍都没有带。正当警察们忙着搬石头挡大门的时候，在交通部任司长的丁士源赶来报信，说学生马上就到，让曹汝霖、章宗祥快躲避起来，不要吃眼前亏。

学生前往曹宅其实是临时起意，他们之前在东交民巷请愿受阻，深感此一“国中之国”存在的屈辱，于是有人大声提议：“我们去除国贼吧！”“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作为总指挥的傅斯年曾一力劝阻，可惜没能成功。

一路上，学生们手持写有“保我主权”“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标语的小旗，高呼“反对卖国条约”“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于下午4点半，来到赵家楼。因场地所限，大约有四五百名学生聚集在曹宅前。

警察们为表现“文明”，对学生没有尽力阻挡。于是一些学生开始向曹宅内投掷小旗和瓦片，其中一块瓦片险些击中正在屋里休息的曹汝霖老父。随着群情激愤，有几名学生奋勇当先，砸碎曹宅沿街的窗户，钻到里面，打开了大门。

这时曹汝霖已藏身在连接妻子和女儿卧室的“箱子间”里，章宗祥则躲到了锅炉房。学生们找不到曹、章等人，也没有伤害曹汝霖的老父和妻子，只是四处打砸东西。曹汝霖妻子的手饰、老父的燕窝等，都被踩碎在地。学生们没有注意箱子间，让曹汝霖躲过一劫。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一些学生到车库打砸汽车后，拿了几桶汽油，浇在客厅、书房，点起一把大火，是为“火烧赵家楼”。“五四”参与者的回忆则完全相反，北大学生杨晦称，火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更多人的说法是，“也不知谁放的火”。最后警察厅为息事宁人，没有特别追查起火的原因，以“电线走火”结案。

可信的是，章宗祥听到外面放火，急忙从锅炉房中走出，结果被学生看到，误以为是曹汝霖，他的西服当即被撕破，后脑上也挨了一铁杆，倒地不起。要不是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及时赶到，挡住了四面围拢的学生，说不定章宗祥当场就会被打死。

有学生见状，高喊“曹汝霖已给打死了”，另外一些学生怕事情闹大，开始自行散去。当吴炳湘、李长泰（时任步军统领衙门统领）带着军警在5点45分左右赶到时，只抓住了三十几名未及撤离的学生。随后，曹汝霖一家被暂时安置在六国饭店。

第二天，曹汝霖向徐世昌递交辞呈，其中较为夸大地记录了曹宅被毁及章宗祥被打的经过，并为自己参与对日“二十一条”及“西原贷款”谈判辩护。

显然，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学生口中的“卖国贼”，曹汝霖心知肚明。但在他看来，那都是世人因不明真相，而产生的误解。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先来看中日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

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早在清政府商部、外务部任职期间，即有“知日”之名。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外交次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1915年，日本分别向中国总统府、外交部递交“二十一条”备忘录，要求中国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设厂、开矿，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并且聘请日本人为中国政府顾问，等等。

袁世凯指定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秘书施履本，代表中国，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等谈判。其间，以陆为主、以曹为辅助，就“二十一条”内容，和日方逐条论辩。在回忆录中，曹汝霖说，“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共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议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曹汝霖此言有其他文献为证，大体属实。

中日双方前后谈判25次，历时三个多月，以日方撤回“第五项”，发表“不惜一战”的最后通牒结束。经商议，袁世凯以“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为由，接受最后通牒。曹汝霖和陆征祥奉命和日方确定条约文本，自言“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相比于原“二十一条”备忘录，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完全接受的仅有2条，另有13条经过修改，以换文形式约定。即便如此，袁世凯死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对《民四条约》还是拒绝承认，阻止日本行使条约权利。直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对于“二十一条”谈判，曹汝霖总结说，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言下之意，如果世人一定要扣“卖国贼”的帽子，也应该扣给陆征祥，而非他曹汝霖。

曹汝霖在谈判中所展现的外交才能，得到时人的普遍称赞。顾维钧回忆说，“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定‘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蒋廷黻在给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写的书评里，也说，“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下面再说说“西原借款”的情况。

在“二十一条”谈判后，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日本为改善两国关系，同时扩大对华经济影响，决定以优厚条件，向中国借款。徐世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当时无力让地方上缴税收，也难以继续举借外债，到了崩溃边缘。于是，从1917—1918年，中国分八次，接受日本借款1.45亿日元。因日方经手人名叫西原龟三（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故称为“西原借款”。

中国方面负责具体洽谈者，是以交通总长兼任财政总长的曹汝霖。据西原龟三回忆，曹汝霖在谈判中曾一度颇为激动，质问他：“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在西原龟三表示没有后，曹汝霖自顾自地说：“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曹汝霖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显然早有警觉。

但事后，曹汝霖还是不免要一再为自己辩白。比如1918年，张一麐（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到访曹宅，问及“欧战”后，美国地位上升，未来是不是不应再一味偏重对日外交。曹汝霖一听，以为张一麐是怪罪他办理西原借款，急忙分辨：“人皆以借日款咎余，实则余所抵押者，如东三省之森林，本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一如无抵押而借巨大之款，尚不便宜乎？”张一麐见曹汝霖所问非所答，只能不再搭话。

到了晚年，曹汝霖的自辩之辞更加完善。他说，相比于晚清以来的其他借款，西原借款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没有拿关税、盐税等能实际兑现的东西作抵，仅“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作抵”，“等于空头支票，一无用处，至今分文未还。”二是没有手续费、经理费等折扣，“合同载明十足交款，不折不扣”。同时，曹汝霖没有从中收取一丝一毫的好处。对此，他颇为自得，称西原借款是“开外债未有之先例”。

曹汝霖的政敌叶恭绰一直反对西原借款，他曾对日本各界人士直言，“……两国如确讲友好互助，自有其正当的途径与办法。至于西原借款的方式与内容，徒然损害两国邦交，为中日两国计，都无好处。”同时，他也认为，“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

西原借款后来的确成为“一笔烂账”，日本几乎血本无归，以至不得不靠发行债券，偿付银行损失。力主对华借款的胜田主计（曾任财政大臣），遭到日本国内舆论的一致指责。

以上曹汝霖对“二十一条”及西原借款的自辩，大致可信，其本人不失为一个爱国者。但要说当年“五四”学生冤枉了他，也不尽然。

北洋政府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最后在日本的战争威胁下，被迫屈服，接受“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对于此次谈判，如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所说，“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同时无可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民四条约》成为日方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依据之一。

“五四”当日，实际主持“二十一条”谈判的袁世凯已经去世，中方代表陆征祥身在法国，那在谈判中处于第三位的曹汝霖，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生攻讦的首要对象。

至于西原借款，主要由曹汝霖一手经办，其危害较《民四条约》更大。西原借款里包括一笔“铁路借款”，条件是让日本取代德国，与中国合办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中日间还有一项秘密换文，规定铁路巡警队聘用日本人，日本有权在济南、青岛合法驻军。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在换文上，手书“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就是这“欣然同意”四个字，让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极为被动。相关消息一出，与西原借款及秘密换文有直接关联的曹汝霖、章宗祥，成为众矢之的。

除支持段祺瑞的安福系媒体外，当时舆论大都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久不问世事的康有为都通电表示，“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

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贾士毅，著有《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他对曹汝霖与“五四”关系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当时全国的知识青年洞悉日本这种经济侵略的行为，对曹氏很是不满，认为亲日损失国权，一时满怀着愤怒，起来反对，终于酿成了五四运动。”

曹汝霖等三人虽非“卖国贼”，但和此次外交失败有着多重关联，被“五四”学生谴责，并不冤枉。曹汝霖对学生也没有太多怨恨，

“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

在六国饭店暂避后，曹汝霖一家被安置在原属皇家园林的团城。曹汝霖以为几天后，事情即会平息，谁知后来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工人、商人等亦参与其中，一致要求罢免“卖国贼”，声势越来越大。

6月1日，北洋政府还在为曹汝霖等三人辩护，称“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

到了10日，北洋政府为平息众怒，就不得不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分别辞去交通总长、驻日公使和币制局总裁职务——此前曹、陆曾递交辞呈，都被退回；章则从未提过辞职。徐世昌为照顾三人面子，没有发布“免职令”，把他们一律算作了“辞职”。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盦”。只是他想归隐山林，政界却不肯放过他。标榜“爱国”的吴佩孚，1920年取得直皖战争胜利后，立刻下令通缉谈判西原借款的“卖国贼”曹汝霖。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认为，曹汝霖在西原借款中有无营私，尚未查明，不能直接“通缉”，于是把此事交法院查办。

吴佩孚对颜惠庆的做法很是不满，曹汝霖闻信，又想起朋友说他将有牢狱之灾的预言，赶忙乘火车出京，到天津躲避风头。曹父放心不下，也跟着来到天津，当时正值盛夏，几番折腾后，曹父竟病逝在了天津。丧礼上，曹汝霖向段祺瑞哭诉，“因我政治关系，而祸延老父，焉得不痛心，若非吴佩孚无理通缉，我不来津，老父亦不会冒暑而来。”所幸，法院调查数月后，表示查无实证，对曹汝霖免于起诉，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

被曹汝霖牵累的还有他的儿女。五四运动后，曹家子女备受“同学的闲言诽语”，只好转学。徐铸成也曾回忆，“我在天津时，就听说曹汝霖的儿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是坐的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有人理睬他。”

儿女从教科书上知道的父亲是“五四”学生要打倒的“卖国贼”，以至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叹息，“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他人？”这也是他后来写回忆录，要详记“五四”之事的原因。

“五四”风潮退却后，曹汝霖当过劝办实业专使、中法实业总裁、财政讨论会会长等，主要混迹于经济界。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又有人要将他推回前台。

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头目土肥圆贤二、喜多诚一，知道曹汝霖是著名的“亲日派”，希望她能出山当华北伪政权的“元首”。曹汝霖回答说：

“自从先父去世以来，现在只有八旬老母……她恐怕我再搞政治，时时对我垂涕而道。我已对老母言，誓不再入政界……且我有肾脏病，时发时愈，像这样多病之身，更何能当此重任？多谢你的好意，我是不能干的，请你们另请贤能吧。”

最终日军将威望一般的王揖唐推上了华北伪政府“元首”的宝座。

身在沦陷区，曹汝霖想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他为求自保，只得先后接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伪华北出版普及会会长、伪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会长、伪中日恳谈会会长、伪北平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名誉性伪职。曾在曹汝霖家中当差的李静庭回忆：“日本希望利用曹汝霖，但曹汝霖只肯负担一些空名义，偶尔高兴也不过写点字画、对联等等，送给日本人应酬应酬。”

为了不在战后被追究，曹汝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营救了军统留在北平的许惠东、张怀等人，以至作为老朋友的王克敏，不得不出面提醒曹汝霖：“他们说你什么事都不肯干，而对反日嫌疑的人，总是出来请托说情，疑心你是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

曹汝霖的冒险的没有白费，战后肃奸时，原国民政府地下人员董洗凡等26人，联名上书给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为曹汝霖请求表彰。他们称，地下抗战人员在华北从事秘密工作被捕后，“曹汝霖多方营救且向敌军部具保，及赠大批药品，并由章宗祥不辞劳苦，代为奔走”，经二人保释的人员多达数百。董洗凡等称曹、章二人“出此义举，难能可感”。

鉴于曹汝霖所任伪职多为名誉职务，又有救助抗战人士的功劳，国民政府决定对其不予起诉，免去了“卖国贼”之外的“汉奸”恶名。

曹汝霖晚年辗转于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美国，于1966年去世。这一年，90岁的曹汝霖刚刚出版了《一生之回忆录》，意图洗刷掉那“卖国贼”的标签。我们现在看到，曹汝霖的书没有白写，“五四”百年之际，他的形象终于饱满起来。

原刊于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4月25日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贾熟村《曹汝霖传》 、陈占彪编《五四事件回忆》、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