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川鄂古道的兴衰演变略述

一、川鄂古道（南大路）的史料记载

查阅有关史料，明确记载万州陆路交通的记载较少，但仍有迹可循。

南宋初（1139年—1141年），冯时行知万州，在其被贬后，写有《自开江归，依山结茅以居，偶成长句》等诗，曾绕道于开县后陆路返乡。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范成大的诗词中则明确记载了弃船登陆西行的情况，《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诗词卷十六《万州》有诗序为：自此后登陆，州号南浦郡。后有诗《峰门岭遇雨，泊梁山》云；“行尽峰门千万丈，梁山鼓角报平安”。又据《舆地纪胜》卷一七九引《碑目》：“旧梁山驿碑在军东四十里”，梁山驿即在今梁平区福禄镇银河桥，出万州分水后，经福禄、蟠龙通往梁平。关于古道的记载，则更多的散见于家谱等资料。

迨至近现代，有关长江三峡陆路交通的文字及其图片记载则稍多，此间有一位从湖南来川执长尊经书院的人物王闿运，他自1878年起几度入蜀及返湘，进则由两湖过三峡达万县，万县经南充、遂宁，而抵成都；出则由成都坐船过乐山、宜宾、泸州，直趋重庆，下三峡。稍有不同的是，经过近50年跨越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不断扩修，万梁古道分支孙家线通行条件改善，王闿运改为了经孙家线穿行出入。

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往来更加频繁，清孙海环宣统元年（1909年）所著《夔輶日记》记载了从成都陆路东行至万州，然后登舟下行到夔州调查煤矿的详细情况。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万县经济调查报告》则记载了当时更为详实的陆路交通情况。

因通行省城连通三峡水路等原因，这些资料均反映的万梁古道这一重要通道，而关于川鄂古道均未有所提及。

1904年傅崇榘著《江城蜀道现势书》附录《入蜀旱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里，郎家坡：一家客店，名倒开门，可宿。八里，万利桥：一高大石桥，洞中悬一剑。上桥石梯凡四十八级，甚陡。从双河口起，沿溪左而行，过桥即沿溪右，直至龙驹坝，溪声不断。二里，篆嘴：四户人。十里龙驹坝：沿途行山谷中，至此忽然开朗，禾稼丰茂，人物秀雅。有大溪从坝之右来，过大木桥一，始入场。店亦洁大，自宜昌来第一好店也。有汛防，人烟数百。

十里，毛台子：三家人，路小而长。四里，三宣渡：地方筹有公款渡舟一只，不索分文。原有石桥一座，为水冲塌，基址尚存。地名三宣洞，如水小，则由毛台子过河，不到此渡矣。小水时渡水可涉。六里，赶场坝：数十户人。十里，马巴场：由赶场坝出场，渡山溪，有舟一只。水小时可涉，十里到马巴场，数家人。五里，黄干石：溪流到此成河，宽平处可通舟楫。十五里，到消水坝，力夫至此多买舟行，籍以省劳。每舟给钱一百二十文，力夫自认，然有时舟不便，或舟价未成，则力夫仍遵路而……，这仅仅是今万州龙驹段的内容。

《入蜀旱程记》是有关川鄂古道最为详实的记录。

1906年著《万县乡土志》记载了东西南北中五条大路。南大路即连通了川鄂交界之地，这条道路也是有关川鄂古道的明确记载之一，主要路线为：南门（渡江）-沱口-五间桥-白岩寨-长岭岗-木马山-尖山子-梅子坳-老土地-天子城-长滩井-望公岩-白岩-黄幹石-马坝塘-赶场坝-三仙洞-毛台子-龙驹坝-注望沟-万利桥。总长130里。

二、川鄂古道（南大路）的主要功能作用

（一）驿传官道。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进入武陵山地区调查土家族为单体民族时，曾到过川鄂古道齐岳山段（南大路延伸段），据他考证认为：三峡宜万旱程始于商周，沿用秦汉至今，这是一条官道和以盐为主的商道混合古道，历史悠久。在交通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时，这条路就是过去出入川鄂便捷而又高速的道路。

南大路串起的区域内，在今长滩镇，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设有羊渠县，这是万州建县之始。在今龙驹镇，清同治《万县志》记载，梁万营管辖万县、梁山、龙驹坝三汛，龙驹坝汛设有外委千总（正八品）1名，战守兵10名。古道延伸往利川方向的铜锣关，更是著名的关隘，“咸丰间，绅民修置关门营房，明史又西南有铜锣关巡检司”，再往今利川的南坪镇，早在西晋初即设南浦县。

这些都证明了川鄂古道（南大路）发挥了驿传官道的作用。

（二）商旅行道。

《入蜀旱程记》叙述了由陆路从宜昌到万县，再由陆路抵成都的行路记录。记录详实的展示了具体的行程，也具体描述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状况。作者所走的道路，就是古代更多的商旅和游客在峡江水大时所选择的由宜昌入川的旱程，即川鄂古道之万宜古道。前文所引的“力夫至此多买舟行，籍以省劳”以及更多关注店铺、场集的记载，都反映了商旅往来的情况。而可以推至更远的是，客居今长滩求溪的来知德，《来瞿塘先生日录》记载了他自明万历五年（1577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年间数次往返出入的大致情况。

笔者手中掌握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修《牟氏家谱》就记载了明洪武年间牟氏从利川过南大路，最后移居到万州太安并与利川族人互相往来的资料，也正是走的这条道路。当然，这对于更多的迁徙移民者来说，就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更是一次生与死的较量，川鄂古道（南大路）也成为了移民的重要通道。

（三）军事通道。

川鄂古道（南大路）连接川鄂，而鄂西一带山崇岭俊，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南大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军事通道作用。明嘉靖44年（1565年）黄中叛乱，朝廷派军征讨，古道历史上出现了最为壮观的一幕。

魏文掖著《征支罗记》记载，黄中依险聚义，联络李实仲、谭景雷等人，造起土皇城，不仅号令上下支罗，而且常常四处出击，“恣行于云、奉、万一带”。

同时，联合施南土司覃宜、散毛土司覃启、容美土司田世爵等共同起事，反抗明王朝的暴政统治，威震鄂西、川东地区。明王朝下令四川、湖北、贵州三省共同出兵征剿支罗峒。四川巡抚刘自强调派成都五卫、松潘、重庆、忠州、黎雅、石泉、大渡河、坝底、青川、叙泸等地汉兵一万人，土家族地区的酉阳、马湖、平茶、邑梅、播川土兵一万人。乡勇杜致深、龙驹的唐仲享等1000人。共计21000人马，分三路参加镇压。

万余兵马自今云阳新津口舟船过今长滩镇，然后弃船登陆到今龙驹镇。明军在船头寨下集土、汉重兵数十万人马，围攻支罗峒，激战数月之久。又据同治《万县志》记载，“黄干石……，峡道易守，同治二年知县张琴修石卡”；“鹿鸣垭……，内设营房三间，……石（达开）逆陷利川，增生蒋培之职员严精训管带团勇堵鹿鸣垭”，鹿鸣垭，今恒合土家族乡境内，为川鄂古道的分支。

川鄂之间战事不断，其后，在民国以及解放初期等多个时期，这条道路都承载了重要的军事作用。

川鄂古道（南大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更为鲜明的特征，也是历史发展的印记。

三、川鄂古道（南大路）的衰败与消亡

川鄂古道（南大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逐渐衰败与消亡，大抵有以下几个原因：

随着少数民族的逐步安定，官方管理机构逐步弱化，其承担的军事作用等相应逐渐减弱。

明初、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给万州长江以南纵深地带带来了人口繁兴，并伴随着逐渐发展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陆路交通系统，在清代市郭里区域的许多地方都有了通往外界的通道，如太安谭家嘴古道就可以连通云阳、奉节等地，这些通道分支也发挥了连通贸易的重要作用，川鄂古道（南大路）不再是唯一的通道，其依耐性和重要性都逐步减弱。

特别是随着川江水运条件的逐步改善，其他商贸通道更为便捷，成本更低，其承担的商旅作用等逐渐减弱。据《长江上游航道史》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9月14日， “蜀通号”顺利抵达重庆。翌年二月起，“蜀通号”正式定航于宜渝之间，每月往返二次。川江轮运日趋兴盛，川江运输逐渐由木船时代进入到了轮船时代。

又据《万县经济调查报告》记载，“万县至施南一线全程共长五百九十里，……，先由万县水运二百五十里至安坪登陆后计程三五五里至施南”“万县至利川一线全程共长三百三十里，……，先由万县水运六十里至大溪口登陆后计程二百七十里至利川”，水运成本更低，传统的陆路交通系统不断扩大和演变繁兴。川鄂古道（南大路）形成了更多分支，到利川货物主要改为从万州溪口、中山（今罗田中山村）而行，到恩施货物主要改为从奉节安坪登陆而行，川鄂古道（南大路）辐射区域逐渐变小。

这一点，民国《万县志》有更为明确的记载：据大溪场碑刻所记，该路修建于清宣统二年，由大溪直通鄂西，大溪曾设盐务局。抗战时，盐兵、挑夫日行1000人。过江即通瀼渡，再接通中大路以及西大路（即万梁古道）。

《万县地区盐业志》也记载了这段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盐场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而四川相对无战事，川盐济楚湘的行动于是开始启动，由于万县以及周边区县都大量产盐，由于溪口走建南、汪家营、利川一线，虽然地势陡峭，但是是直线，路况较原南大路来说相对较好，这条路在抗战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万县大溪通鄂西的这条古道因盐迅速红火，但经龙驹到利川的原南大路就逐渐人员减少了。

解放前夕，商业凋敝，万利交往趋少，经大溪的川鄂古道（南大路）分支上的挑夫也和南大路的命运一样，也逐渐走向了衰败。

解放后，两地物资交流又一度频繁，川鄂古道（南大路）分支又复兴成为利川通江的重要通道。但是古道需要大量人力转运，成本高昂，运送效率低下。1967年，万利公路修通，其走向大体与川鄂古道（南大路）老路并行。从此，两地物资交流大多通过汽车运输，古道逐渐失去了作用。

| 原载《万州文化》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