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知音论则不同，强调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知音”论与西方接受理论的差异

刘勰的《知音》篇对文学活动的过程、文学接受的主体条件、审美本性和审美功能等有关文学接受的基本理论问题都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它在许多方面和西方现代接受理论相通甚至可以相媲美。但是，刘勰的《知音》篇所创立的“知音”的文学接受论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里孕育出来的，所以它与西方接受理论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体现在两种理论对读者与作者、作品关系的不同认识上。

第一，就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而言，“知音”论在高度重视、强调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像西方接受理论那样完全无视作者，而是给作者以充分的关注和尊重。

前面提到，在接受美学诞生以前，西方传统的文学研究基本上围绕着两极进行：一极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这种研究以作者为中心，注重对作者生平、家庭、生活经历、社会环境、思想演变和创作道路的考察与了解。另一极则是20世纪初到60年代相继出现的苏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等理论流派对文学的研究。这一派的文学研究与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针锋相对，主张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由作家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拉回到作品本身，力图从作品的语言、结构、形式等方面去对文学的特性和功用做出完满的解释。

而后起的接受美学则认为，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和“作品中心论”未能从文学消费的角度考察问题，这就必然带来忽视读者的能动作用和对文学活动过程研究不完整的缺憾。西方接受理论从文学消费这一新的视角考察文学问题，对读者及其文学接受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充分的肯定，的确弥补了传统文学理论的不足。但是，接受美学由于过分强调以读者为中心，作为文学作品创造者的作家被完全抛到了一边，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被完全割断了，这不能不说是西方接受理论的一个局限。

刘勰的“知音”论则不同，尽管它也重视、强调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但它没像西方接受理论那样割断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完全无视作者的存在，而是给作者以充分的关注和尊重。刘勰的《文心雕龙》第四十八篇以“知音”为题就隐含着这层意思，它实际上是借钟子期听伯牙鼓琴的典故来暗喻只有像钟子期那样能够深刻领会作者创作的情感、心态和意旨的接受者，才有资格被称为“知音”。在这里，对作者创作情感和意旨的探求与把捉是作为文学接受活动的终极目标而提出来的，“知音”论对作者的关注与尊重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不仅仅是“知音”这个隐喻性的标题，整个《知音》篇对文学接受活动的探讨都贯穿着这一点。比如刘勰站在作者的角度发出的“知音难逢”的慨叹；从正面提出文学接受的目的在与“入情”和“见心”；从反面对班固之于傅毅、曹植之于陈琳等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作者及其作品的不良倾向的批评等等，像这样处处联系作者来探讨文学接受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这就与西方接受理论对作者的忽视乃至完全抛弃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就读者与作品的关系而言，“知音”论在高度重视、强调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像西方接受理论特别是读者反应批评一派那样无视作品客观的文本内涵对读者的制约和影响，而是对作品投以同样的关心与尊重。

接受美学理论家伊塞尔曾将文学作品划分为具有未定性的本文和读者对本文的具体化两部分。在他看来，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都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空白结构，只有在读者对它进行具体化即根据自己的审美感觉和审美经验进行填充以后，本文的未定性才得以确定，文学本文才能够实现为现实的文学作品。在这里，读者对本文的具体化已经被纳入到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之中，读者直接享有了参与文学作品创造的权力，这显示出接受美学对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充分重视。

但是，接受美学又认为读者的文学接受活动可以不受作品本文内涵的制约，作品的意义本质上是读者赋予的，这就把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夸大到了不恰当的地步。如果说接受美学的这一缺陷在该理论的创始人那里才刚刚露出端倪的话（德国学者汉内劳蕾·林克就敏锐地发现伊瑟尔的“本文不确定性理论”有重本文潜在意义和重读者想象作用的内在矛盾），那么，到了受接受美学深刻影响的读者反应批评那里，问题就暴露无遗了。如大卫·布莱奇就认为本文的意义完全依赖于读者头脑中进行的“象征化”的过程，读者对本文意义的“反应”和“解释”“决不为本文的影响所束缚”。这种理解无疑使西方的接受理论染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如前所述，刘勰的“知音”论也同样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同样赋予读者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力。但是，刘勰的“知音”论并没有像西方接受理论那样走极端，片面地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本质上是读者的主观理解赋予的，把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而是认为，读者对作品的能动创造和发挥必须以作品客观的本文内涵作为依据，必须建立在对作品本文的“玩绎”的基础之上。

明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知音》篇要一再强调“披文入情”、“深识鉴奥”和“知音见异”，因为在刘勰看来，只有那些能够深入认识和理解作品本文内涵的读者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音”。显然，这与西方接受理论那种脱离作品客观内容的天马行空似的文学接受方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