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前，这位“蚁人”在上海建了个青年“朋友圈”

蚁社的社刊《蚂蚁月刊》。该刊物每月一期，16开本，每期一般16页至20页，最初内部发行，1936年改为公开发行， 并由生活书店等经销

许德良是谁？也许，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先后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党的领导人属同一党组织，曾跟随着时代的脚步，经历了中华民族从苦难到振兴的历史变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和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

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00年，许德良出身于在苏州一个贫民家庭。虽然从小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他有机会能够识字，接受教育。许德良在清末民初的激荡岁月中长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是学校内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之后，他一直积极参加抵制日货演讲等爱国活动。五四时期，他接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曾作为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苏州学生联合会。许德良十分爱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从那时就立志“要把中国改变成为没有穷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外国侵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学毕业后，许德良考上邮务商（邮局），因听说邮务商与铁路勾结私运鸦片，不愿同流合污而主动放弃这份工作。

1921年，许德良开始在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做小职员，业余教英语度日。后来，遇到参加邮政工人罢工的小学同学周启邦，找到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张太雷、沈泽民、李启汉等同志，1922年5月，被吸收为S.Y.（C.Y.）（中国共青团早期组织）。仅仅过了3个月，许德良就被通知已经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了，代表组织通知他的是杨贤江。从那时候开始，许德良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革命工作。

1923年，许德良考入复旦大学。1927年，他在上海大学管总务兼任附中教员，但因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附中停课，组织安排许德良回苏州母校——美国教会学校，发动群众收回该校的教育权。当听到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许德良急忙赶回。可是，此时上海大学里的人已经四散，也正因为如此，许德良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出版进步刊物《青年之友》

而此时的社会大环境是怎么样的呢？从五四到北伐，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把青年的热血激发了出来。这一时期的许多青年都渴望将自己激进的文化理想同动荡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许德良就是这些青年的一个代表。然而，在这样热烈的社会氛围里，突然爆发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所有爱国青年浇上了一盆冷水。政治上的突转，绝大多数的青年缺乏心理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激愤和压抑的矛盾中无法自拔。

经历挫折后，许德良并没有消沉，虽然与党失去了联系，但是他始终牢记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他认为，即使失去了组织关系，也应当继续为党工作。1927年夏季，他在家中开办了一所英文补习班，开始时学生不到10人，其后陆续增加。这些学生中，以小职员居多，也有公司的学徒、铁路管理局的侍役及工人的子弟等。许德良在教英文的同时，也向学生们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社会上不合理现象的根源所在，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有时还借给或介绍他们看一些进步书籍。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3个月，参加补习社的学生提议，由大家凑钱出版一份刊物，以改变死气沉沉的文化环境。当时的报刊读物，尤其是大部分的小报都是用色情文字将青年朝堕落的方向引导，影响十分不好。于是，许德良开始出版进步刊物《青年之友》周刊，同时创办了《青年之友》社。《青年之友》的内容，着重于提高青年人的修养，要求青年们对社会负起责任来，而不要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或意气消沉，丧失斗志。《青年之友》每期发行1000份。《青年之友》社在南京东路近河南路一家水果店的楼上租房以作为社址。当时，沙千里、章乃器、鲍水镜等人常去交流座谈，相互勉励。这一时期《青年之友》的销量不断增长，鼎盛时在上海几乎每所中等学校的传达室都有分销。

许德良将《青年之友》社的目标定于“改造社会，实际上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由于《青年之友》的影响逐渐增加，且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很快便暴露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视野中。不久，当局以《青年之友》周刊鼓吹阶级斗争、宣传普罗文学、违背出版法的罪名，密令调查和逮捕《青年之友》周刊负责人，《青年之友》遂自动停刊。

1930年12月，沙千里、李伯龙和许德良等人决定以原有的《青年之友》社员为基础，成立蚂蚁社（简称蚁社）。为了蒙蔽敌人，争取合法，在送审的章程中写着“本社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为宗旨”。之所以以蚁社为名，是因为他们认为蚂蚁虽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团结一致，不惜牺性自己，与对方进行拼死斗争。蚁社的每一名社员都以蚂蚁自称并以此自豪。遇到困难的时候，蚁社社员常以“蚂蚁精神”相鼓励。

蚁社社友人数逐年增加，最后增至800人之多，是当时上海进步群众团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社。社友中大多是中、下层青年职员，有些人入社前就信仰社会主义；不少人具有初步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通过社内活动，逐渐倾向进步，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

蚁社在上海

蚁社的活动，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活动，寓教育于各种活动之中，以满足社友的不同要求。

蚁社中十分重要且使社友受益颇深的一个部门，便是蚂蚁图书馆。蚂蚁图书馆是蚁社最早成立的一个部门，最早只有两书架书籍，一开始是放在鲍水镜家中，他和妹妹鲍毅正志愿管理这些图书，仅限在社员间流通交换。在蚁社的发展过程中，图书馆里面的藏书也在不断增多，后来蚁社的同仁们认为，这些书不能由少数人享受，应该向社会大众开放。1932年8月，蚂蚁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我国最早无条件将全部藏书公诸于社会大众的图书馆。

为了帮助买不起和买不到书的青年也能看到书，在蚂蚁图书馆借阅书籍，实行一不收手续费，二不要保证金，三不要介绍人，还赠送每期编印的图书目录。借阅人可以到图书馆中借书，也可以邮借（自付邮资）；可以个人借，也可集体借。随着借阅者的增多，蚂蚁图书馆还在沪东和沪西两个工厂区成立分馆。常到图书馆借书的人数每月达四五千之多。蚂蚁图书馆的藏书也在逐年增加，最高峰时数量达到2万册左右。上海沦陷后，这些图书先转移至中华业余图书馆，后转藏到益友社图书馆，继续为读者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由益友社转赠给上海工人文化宫图书馆。

另一个重要的部门是蚂蚁剧团。剧团建立于1932年12月1日，主要负责人为李伯龙。剧团平时以联络社友情感为宗旨，后发展完善，曾在上海多次公演。排演的剧目密切联系形势，反映群众呼声，深受观众的喜爱，尤其是演出的抗日爱国剧目，反响更为强烈。蚂蚁剧团在沪上颇有影响，每次有较大的演出时，都会在《申报》上发出预告。

1935年6月16日的申报上曾刊载一则剧团公演的消息：“沪上著名文化团体蚁社，向由蚂蚁剧团之创立，曾于去年初夏在湖社作首次公演，剧本为《金宝》《父归》及《月亮上升》，因导演及演员对艺术均有深切之认识，且排演纯熟，表演认真，故能博得各报一致好评，兹悉该社公演已筹备成熟，所选剧本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所译英国女诗人曼殊斐儿之杰作《临别》，日本著名文学家菊池宽之《贞操》，及该团团员自己创作之《两个患难朋友》等，剧情均甚动人，而其意义尤为深长。今日仍在湖社公演、共演三场，预料此次成绩必更超过上次也。”由此便可看出，剧团的专业性及受观众喜爱程度。剧团的演出活动锻炼了剧团成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戏剧教育家、名导演、名演员。

除此之外，为了帮助青年利用业余时间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蚁社还设立了蚂蚁补习学校。学生主要来自青年职员和学徒。补习学校只收少量学费。教员均由社友义务承担，不支报酬，经济困难的教师，也只付车马费。补校设有英文、国语、商业常识、簿记等课程，许多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

除以上这些活动外，在蚁社全盛时期，还设有蚂蚁歌咏学校、读书会和时事研究会、参观团、摄影组、《蚂蚁月刊》、蚂蚁储蓄会等活动部门。

作者：陈思

本文原题为：创办《青年之友》的许德良与他的进步团体“蚁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