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身殉社稷司马光，崇俭持廉，甘守清贫

司马光虽出身官臣世家，而且从政后位高权重，官高禄厚，他却能一生清正廉洁节俭。在他刚中进士，到苏州任职时，按常理，新科举子应置办一处说得过去的府第，更何况父亲当时也在杭州为官，家里是能够承担得起的。但司马光却没这么做，而是在苏州黄场桥头附近，找了一座极为普通的房子住了下来.和下层的百姓打成一片。第二年，司马光同礼部尚书张存的三女儿结婚时房子也没有换。婚后司马光常常独处一室读书，并用起了少年读书时的圆枕。一日，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来访，夫人将司马光读书之事讲了出来。司马光便认真地说：“食君之禄，为君之臣，理应为国效忠。现在我虽中进士，但尚未真正报效国家，需要学的知识还很多，所以我不能有一点享乐思想，只图当官，还应继续努力，以求报国济民。”看到自己的丈夫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夫人十分感动，动情地说道：“原来夫君是为国事操劳。妾身无话可说，以后自当从夫君。”范镇也深受感动。

司马光官高势显，不用刻意贪占也可以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可他为什么还终生贫困呢？原来司马光的傣禄，大都周济了其他穷苦人。他的好友庞籍死后，扔下一对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司马光把母子俩接到自己家中照顾抚养，对待这娘俩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亲。司马光十分僧恨贪污受贿的行为.皇帝的赏赐也被他认为是非分之物，不应该接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宋仁宗诏赐臣下百余万，金银珠宝，丝绸绢帛，光彩夺目，见钱眼开的人，乐不可支，纷纷向仁宗谢恩，但司马光丝毫不为之所动，先是上疏：“国家近来，多事之秋，民穷国困，中外窘迫。”力辞不受。宋仁宗皇上也不高兴了：是嫌赏得少怎么的？再说又不是赏你一个人的，你自己不接受，别人怎么办？无奈之下，司马光接受了赏赐。但是却没有装进腰包，而是把钱分成两半，一部分作为谏院的公使钱(办公费用)，另一部分用于周济穷困百姓。司马光个人生活简朴得连中小富农都赶不上，年老体弱时，他的好朋友刘贤良打算用五十万钱买一名脾女来照顾他。司马光当即写了一封书信回绝了好友。信中说：“我几十年来.吃的不敢常有肉，穿的不敢有纯棉丝绸，多穿麻衣粗布，又怎么敢用五十万买一个脾女呢？”司马光非常痛恨奢靡华丽、挥霍无度的社会风气。

当时的北宋奢侈成风。到了什么程度呢？这里有一段真实的描写：“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唯意所欲，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相警，厌常而好新，月异而岁殊。”说的意思是，王公大臣们互相攀比成风，极尽奢华。吃的、住的、玩的、用地，往往是穷尽天下的珍奇，为所欲为，毫无节制。做什么事都追求豪华，与节俭背道而驰，喜新厌旧，一个月变一个样，一年胜于一年。有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切。如果某大臣请一次客，至少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装修房子，配置器皿，准备菜肴，还要派家人到各地采购、搜刮。今天你家是这个档次，下次我家必然再上一个档次。就这样无休止地攀比下去，民不堪负，怨声载道。司马光对此简直就是深恶痛绝，他是这样上疏奏陈的：“自今以后，文里院，后苑所做牵巧之物，不急而无用者，皆罢省。内自殡妃，外及宗戚，下至庶臣之家，敢以奢丽之物相矜相尚，贡献遗赂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禁其物于四达通？th之地。”社会积习顽疾，无法改变，司马光只能自己“于物澹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了。也就是，忍穷，独善其身。最为典型的还有以下一则故事。

司马光经常与一些文人学士、骚人墨客相聚，悠游畅叙.清谈时政。然而每次聚会，都以俭朴为原则，规定“水果不超过三样，菜品不超过五样”，并取名这样的聚会为“真率会”。洛阳太守文潞听说这件事后，也想加人到这个行列，被司马光拒绝了，原因是文潞的行为做派表现得显贵奢华。有一天，司马光等又组织了“真率会”，老友在一起开怀畅饮，点评朝政，议论得失。文潞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大方地在饭馆置办了一桌丰盛的菜品和美酒请客，司马光根本就不给他这个面子，并当着众人让文潞下不了台。他严词拒绝：“汝污此会为俗矣！”意思是说，你把我们这个聚会搅和得庸俗了。文潞只好羞愧难当地走了。司马光忍穷忍到了什么程度呢？看一看发生在他身边的两件事就一目了然了。司马光家在洛阳的时候，他的妻子病死了。司马光虽然节俭，但丧事总是要办的。亲戚朋友主张隆重些，但司马光有苦难言，委婉的解释也无济于事，只好说出实话：“我手头并不富裕，只好丧事从简。”亲朋好友们都不相信，不满地说：就是借钱也要办得体面些，省得人家笑话。

司马光在亲朋面前，把自己的收支账目拿出来，大家看司马光确实没钱，按照司马光的意思从简办丧事.就这样司马光把一生仅有的三顷土地卖掉了一块，才把妻子安葬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典地葬妻”的故事。从此司马光一如既往过着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有一段时间眼看连锅都揭不开了，司马光便让老仆把自己出行的代步工具—一匹老马卖掉。老仆含着泪说：“大人年纪这么大了，而且又体弱多病，马卖了你今后可怎么出行呀！”司马光说：“没什么，等日后有了些积蓄再买一匹，先解决燃眉之急吧。”随后，他又嘱咐老仆人“卖马时，一定要对买家说这匹马有病，不要多要人家钱财，不能隐瞒实情”。老仆含泪点头。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宋仁宗突然病重。他对司马光等臣子的工作非常满意，临终前立下遗诏，给他们每人价值百万的赏赐。此信中还有一些俭与侈的事例，应该说这篇家训在古代家训中是为数不多的经典名篇。文章既有司马光人生经历的体验与升华，又举了正反两方而的人和事，非常有启发性。当时人称赞司马光：“以直道相遇，以忠告相益，以诚信始终如一”，“人品清如水，直如矢”。家训正是司马光人品道德的真实写照。

正是司马光训诫儿子从小崇尚节俭，因此司马康长大后为官也极清正廉洁，据《宋史·司马康》论载：“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敏学过人，博通术书，以明经上第。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认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历校书郎，作佐郎兼待讲。为人清廉，口不言财。”真正做到了子承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