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惊世大屠杀:乌克兰人对纳粹的幻想如何破灭?

本文节选自《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作者：[乌克兰]浦洛基，译者：曾毅，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在1941年夏天，许多乌克兰居民欢迎德国人的到来，盼望就此终结苏联占领当局在战前岁月中实施的高压政策。不仅新近被苏联控制的西乌克兰地区如此，就连中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也是一样——那里的人们从未原谅饥荒和集体化造成的恐慌。一些人期待“民族社会主义”可以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只希望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由于人们从苏联政府领到的薪水连买双鞋都不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会怀有错误的期待，会想象“从欧洲来的”德国人将会改善他们从莫斯科的掌控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生活。许多人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地利人，也记得1918年德国人对乌克兰的占领——跟斯大林的高压政策相比，当时的德国人算得上是相当温和。一些人将德国人的再次到来视为恢复乌克兰国家的前奏——正如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统治时期那样。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相信德国的占领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怀着这种期望等待德国人到来的人们很快就被证明犯了错误，而且往往是致命的错误。

担任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是一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地方接受过教育，是德国关于乌克兰的计划的始作俑者。他打算支持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苏联民族对独立国家地位的追求，以打击苏联。在他的设想中，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乌克兰政治体可以和波罗的海联邦、白俄罗斯和芬兰一样，成为第三帝国的傀儡。事实上，罗森贝格手下的专家甚至鼓吹将乌克兰领土拓展到伏尔加河。然而罗森贝格在这场政治角力中输给了德国安全部队首脑和后来的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国会议长和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以及其他急于实施他们的种族理念，急于从新征服领土上榨取最后一点经济资源的纳粹领袖们。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关于由德国控制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诸国的设想在1941年夏天被另一种模式取代。这种模式植根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其特点是殖民肢解和殖民剥削。

德国人将他们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分割为三个部分：加利西亚被并入曾经的西加利西亚和华沙地区，组成一个被称为“总督府”的行政区；从西北部的沃里尼亚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之间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加上平斯克和霍梅尔周边的白俄罗斯南部地区组成了乌克兰总督辖区；而在东乌克兰，从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到南方的卢甘斯克和斯大林城（Stalino，即尤兹夫卡，也就是后来的顿涅茨克）仍属于军事管理区，因为这里过于靠近前线，无法设立民事管理机构。德国人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进行了分割，并将沃里尼亚并入第聂伯乌克兰，这反映出德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观念仍基于18世纪晚期建立起来的那条俄国-奥匈帝国边界。这样的划分并非那些先前深受苏联之苦的乌克兰人的唯一失望之处。他们很快就会发现：1941年的德国人和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丝毫共同点。

第一批在纳粹统治下尝到失望滋味的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们。1940年，就在其最激进的领袖之一斯捷潘·班德拉于1939年9月大摇大摆走出波兰监狱之后不久，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发生了分裂。班德拉掀起了一场反对老派组织骨干的运动，很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最大派别和最激进成员群体的领袖。1941年2月，他的组织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达成协议，在支持者中组建起两支特别行动队。其中一支代号为“夜莺”（Nachtigall），是在当年6月29日首批进入利维夫城的德军部队之一。第二天，“夜莺”参加了班德拉派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举行的宣告乌克兰独立的活动，这为德国人与班德拉支持者之间的合作画上了句号。对乌克兰有完全不同计划的德国人开始清算这些前盟友，逮捕了包括班德拉本人在内的数十名班德拉派成员，并要求班德拉谴责独立宣言。班德拉拒绝了，随后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班德拉在那里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两名兄弟同样被逮捕，并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一夜之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班德拉派从德国人的忠诚盟友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以安德里·梅尔尼克上校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温和派试图利用德国人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向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派出自己的远征队，在那里建立组织网络，对占领当局对乌克兰骨干分子的选拔施加影响，并在当地人群中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1941年年底，随着德国占领当局对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控制愈加严密，这一派的活动也戛然而止。纳粹警察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镇枪杀了数百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到了1942年年初，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两个派别都陷入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之中。

对于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居民而言，纳粹对待苏联战俘的做法则释放出另一个信号，再度证明1941年的德国人与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说1918年的德国人仅仅是占领者，1941年的德国人则是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的殖民者。

战前，斯大林曾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这份公约对如何对待战俘做出了规定，然而苏联是一支革命力量，不愿遵守资本主义者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在1941年夏天改变了主意，然而为时已晚。德国人不同意向苏联战俘提供他们给予西方战俘的待遇。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还有几分尊重，承认对方的军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提供定量的食物和衣物，却拒绝给予苏联战俘任何上述优待。此外，并不是每个愿意投降的人都能活命——许多人被直接枪杀。1941年6月6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两个多星期，德军总部已经下令各部对俘获的红军政委、政治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犹太人执行当场枪决。不能证明自己的割礼与犹太教无关的穆斯林往往因此送命，而被俘红军指挥官遭到处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活下来的人则被送往各个临时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有时是废弃的工厂，有时是学校，有时则只是用带刺铁丝网圈起来的空地。

在被迫前往这些集中营的死亡行军中，看守会射杀那些因负伤、生病和疲劳而无法继续行走的俘虏。当地人努力为疲惫的战俘送来食物，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也在战前被征入红军，很可能正经历着同样的苦难，而他们期待也会有别人喂饱和帮助自己的亲人。进入集中营之后，俘虏们往往得不到食物和饮水，陷入饥饿，甚至饿死，最终导致人吃人的惨剧。那些靠着一点点可怜的配给勉强活下来的人又难逃疾病的魔爪。纳粹的宣传将苏联战俘描述为一群野蛮人，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堪称真正的野蛮。意识形态的差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德国人从未打算接收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俘。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里，死掉的战俘越多，德国国防军的压力就越小。直到1941年11月，第三帝国经济上的管家们才开始考虑把战俘当作劳动力来使用的问题——当时德国正面临劳动力的短缺。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战场上的战俘有60%死于牢狱之中。

与其他受苏维埃统治的苏联西部民族成员一样，乌克兰人在战俘营中受到的待遇普遍要好于俄罗斯人和穆斯林。一开始德国人甚至允许他们离开，认为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有威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纳粹在1941年9月发布命令，允许释放战俘中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如果他们是来自某一特定地区，或是有亲人来认领，这些囚徒就可以离开集中营（以致一些妇女将陌生人认作自己的丈夫）。这一政策在11月被废除，然而也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被征入红军队伍并在1941年夏秋之际被俘的乌克兰人因此得以渡过劫难，与家人团聚。到了战争后期，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也比俄罗斯人更容易被召入治安部队接受训练，以保卫那些因本地居民被清除而被德国定居者占据的东欧土地。当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那应许给德国人的东欧殖民天堂的到来已经无限期延迟之后，纳粹还让其中一些人担任了位于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

在纳粹占领区这个扭曲的世界里，大屠杀将曾是苏联战俘的人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在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一批死于毒气室中的人就是苏联战俘——德国人在1941年9月用他们来测试齐克隆B型毒气的效果。后来，又是那些从战俘营中招募来的卫兵（他们在特洛尼基受训，被称为特洛尼基人）帮忙把抵达集中营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先期抵达的囚犯中被挑出来的犹太人则负责对死者的衣物进行收集分类。在集中营里，活下来往往也意味着参与对同类的毁灭。德国占领之下的乌克兰就是一座规模更大的集中营。与在那些真正的集中营里一样，在乌克兰，抵抗与合作、受害与共谋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晰，然而也不是完全无法分辨。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活下来的人必须在战后面对自己的抉择。许多人能够坦然，一些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然而几乎每个人都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所折磨。

被纳粹占领期间的乌克兰发生了无数恐怖的事件，然而大屠杀无疑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许多成为受害者的犹太人根本没有抵达奥斯威辛或其他灭绝营。在由德国占领当局组建的地方警察的帮助下，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别动队”在这些犹太人生活的城市或村镇外将他们枪杀。在德国国防军从撤退的苏军手中夺取的地区，枪决的做法从1941年夏天开始得到全面执行。到1942年1月，也就是纳粹高官们在柏林郊区的万湖讨论如何协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时，纳粹别动队已经杀害了近100万犹太男女和儿童。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执行这样的行动，有时甚至公开行刑，而且行刑地点几乎都在当地非犹太居民能听见枪声的距离之内。乌克兰和其他苏联西部地区发生的大屠杀不仅毁灭了当地的犹太族群及其社会生活（与整个欧洲范围内一样），还重创了目击者的心灵。

每六个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乌克兰，总计达近100万人。其中最著名也是牺牲者最多的，无疑是发生在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乌克兰语发音为“巴比恩亚尔”，意为“老妇谷”）的屠杀事件。在德国和当地警察的帮助下，第三别动队的第4a特遣队（Sonderkommando4aofEinsatzgruppeC）在两天之内用自动武器枪杀了33761名基辅犹太居民。这起枪杀事件发生于1941年9月29日和30日，下令者是基辅的军事长官库尔特·埃伯哈德少将。战争结束后，此人在被美国人关押期间自杀。

埃伯哈德下令实施这场大屠杀的用意在于打击苏联特务的破坏活动。9月19日，即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5天之后，苏军撤退前埋下的炸弹被引爆了，摧毁了基辅城中的几座标志性建筑。不出意料，当时的德军指挥部正设于这些建筑中，因此爆炸导致不少德国高级军官丧生。纳粹在宣传中声称德国人在东方的战争是为了打击犹太人社群——这些宣传者指的是苏维埃政权，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的起源与其部分早期领袖的共产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在德国当局眼中，苏联特务与犹太人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他们已经在利维夫、克列梅涅茨以及其他西乌克兰城镇让这种联系显露无遗。在离开这些城市向东撤退之前，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射杀了数百名囚犯，其中许多人是当地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当时德国人曾鼓励实施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反击”苏联人的暴行。然而，从8月开始，德国人改变了政策。党卫队（SS）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业已授权对犹太妇女、儿童进行屠杀，对犹太社群实施整体毁灭。反犹迫害已经不够了。犹太人必须灭亡。

“基辅城区及周边的犹太人！”9月底在基辅城中散发的一张传单上写道，“你们必须在星期一（9月29日）早上8点之前，带上自己的财物、文件、细软和御寒衣物到多洛霍兹希茨卡大街的犹太公墓旁集合。未能到场者将被处死。”此时基辅的犹太市民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男丁们已被征召入伍。他们以为这次集合是为了迁居，不会受到伤害。第二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YomKippur）。响应传单号召的人们被带到犹太墓地大门口，被勒令交出他们的文件和细软，并脱光衣服，随后被枪杀在一条山谷的斜坡上——每10人一组。巴比亚尔大屠杀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欧洲首次对一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全部犹太人社群采取的灭绝行动。然而，在巴比亚尔大屠杀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规模惊人的屠杀事件发生。8月底，一支德国治安部队枪杀了2.3万多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匈牙利统治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的难民。10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近1.2万名犹太人在城郊的一个山谷中被枪杀，屠杀的发生地在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的校址。12月，哈尔基夫的约1万名犹太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遇难的地点是哈尔基夫拖拉机厂——苏联工业化事业的明珠。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夺回了斯大林在1940年迫使他交出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并将敖德萨和波多里亚的一部分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和野蛮程度与他的纳粹主子如出一辙。1941年10月，在苏联人炸毁敖德萨的罗马尼亚军事指挥部驻地建筑，杀死一名罗军高级指挥官之后，安东内斯库为了反击，对巴比亚尔大屠杀如法炮制，下令处死了1.8万名犹太人。在罗马尼亚人占领敖德萨及周边地区期间惨死的当地犹太人总数约为11.5万到18万之间。此外，还有约10万至15万名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犹太人死于罗马尼亚对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效仿。与居住在总督府地区的波兰犹太人一样，大多数加利西亚犹太人在纳粹下令修建的贫民窟中度过了几个月的隔绝生活之后，在1942年纷纷死去。在德国治安长官们的命令下，他们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治安部队聚集起来，送往各个灭绝营。当地人往往会试图从自己的犹太邻居们的不幸遭遇中牟利，或向当局告发他们，或抢夺他们的财产——这样的行为与其说出于反犹主义，不如说出于贪婪。不过，大多数人只是选择袖手旁观。

在乌克兰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一点与中欧和西欧的大屠杀不同：在这里，试图搭救犹太人的人不仅会被逮捕，还会遭到处决，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人努力搭救他们的犹太邻人。截至今日，以色列国已经将超过2500名乌克兰公民认定为“国际义人”，因为他们在大屠杀期间保护了犹太人。这份名单并不完整，还在增长之中。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都主教安德烈·舍普提茨基就是被这份名单漏掉的人之一。他曾将数以百计的加利西亚犹太人藏在自己的居所和修道院中。1942年2月，他还向希姆莱写信，抗议德国使用乌克兰治安力量来围捕和灭绝加利西亚犹太人。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作用。代希姆莱向这位都主教传话的人告诉舍普提茨基：如果不是因为年迈，他也难逃被枪决的命运。几个月之后，舍普提茨基发布了他最著名的一封主教信——《不可杀人》，就人类生命的尊严进行了讨论。这封信在所有乌克兰天主教堂中被人们诵读，并被视为他对大屠杀的谴责。舍普提茨基的名字没能出现在“国际义人”名单上，因为他在1941年夏天曾欢迎德国人接管已被苏联人占领两年的加利西亚。无论舍普提茨基和他的同胞们对德国统治抱有何种期待，这些希望都很快就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