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作的北京地下室 fRUITYSPACE，包括音乐在内怎么着都行｜了不起的小工作室

2018 年最后一天，fRUITYSPACE 人特别多。北京这个最多只装得下 150 人的地下室，那天来了 200 多人，很多人只好交替着推门出入。

他们都是来看跨年夜演出的，一共有 4 支乐队轮番上台，各演 40 分钟，不过有些乐队的名字就连买了票的人都叫不上来。这倒不令观众意外，因为这个空间的主理人老翟常干这事儿——如果觉得一支乐队风格挺好听，就问他们要不要过来演着试试。

第一个要上台的酸塔乐队就是这样被请来的。演奏时主唱王旭有些紧张，但更多是兴奋，与观众几乎面对面让她感到新鲜。这支由 3 位插画师女孩兼同事在 2016 年组成的后朋乐队，其实根本没有演出过——只在豆瓣上发布过几首作品，在演出开始前的设备调音还是跟着另几个乐队现学的。“因为没有经验，本想就拒绝了，然后翟老板说有的时候你得给自己一点压力。”

她们确实出了很多错，有人站在边上说“算是完了”，但王旭觉得这次体验“特别有意思”，“观众群体看上去很年轻，他们更坦率一点，有点像你的朋友，特别熟悉，一点儿也不高高在上。”这是她第一次来这个地下室。

那晚还有一支来自杭州的乐队、一支福州乐队和一位内蒙古音乐人。“这里的气氛大概就是这样，有些怀古，不赶时髦，行动力强，鼓励新手，”曾有篇跨年现场回顾这样描述。

fRUITYSPACE，实验演出，Charles LaReau 和 Seesar。

平日里，地下室晚上 6 点后会陆续来人，“人走的点没数”，一个人都没来也是常事。音乐不是地下室唯一的内容。有间屋子里有不少常更新的画册或磁带，来自全国各地，也有老翟和几个朋友自己做的印刷品；门被带上时屋外的音乐声响会消失，最初他们想把这间房间布置成一个电台录制室，但现在是个小商店，卖一些自产自销的独立出版物。

比如一本巴掌大的摄影书，但得凑近了看，因为字太小，屋内光线昏暗；或者几件白大褂模样的外套，粗糙、有褶皱，胸袋处用丝网印着“space frutiy records”字样——这是他们自产的周边衬衣。“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在朋友圈挂上配图后，老翟写道。

这里周三一般放映纪录片，周日放八、九十年代老电影，映后有讨论，周五晚是“OPEN DJ NIGHT”（所有人都能放自己的歌），周末穿插一些噪音、实验或乐队演出，国内外的音乐人，比较随机。展览随时都能看——可能就在某一角落里。“没有特别轰动的，也没特别不红、特没意思的；比较平均，各种形式都有。”

在另一次放歌的活动上，老翟写着，“估摸着也没什么人来，但还是得办，没准儿冒出俩；再说了，不放歌来喝一杯，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有人说翟老板话不多，但人特逗，有点像一个幽默的邻居。

老翟是 fRUITYSPACE 的主理人之一，真名叫翟瑞欣，但朋友一般都叫他“翟”。2016 年 3 月，跟他一块把这个前身是家面馆的地下室给租下来的人，还有姚澜。他俩同年，在 2001 年那会一块卖过打口碟和 CD，当时在白塔寺边上开了家音像店。

严打后关了店，老翟去广播电台上班，下班后闷在屋里做音乐，不声不响用 me:mo 的名字发表了几张电子乐专辑；姚澜在西四胡同开了家排练室，为乐手提供服务，他在 2004 年加入二手玫瑰乐队，慢慢正式转为一名登台演出的职业吉他手，但工作之余爱画幅小画的习惯一直没变。没变的还有两人仍想再开一家店：场地不一定要大，但得足够简单，允许各种形式的活动演出，能办些“不专业”艺术展览，有一种自发性的创造力就行，鼓励新人。音乐类演出占活动内容的 30%。

不过时机一直没来，直到老翟跟当时合伙人王铮在东四开了 fRUITYSHOP 黑胶店，开始有运营经验；姚澜的乐队变得更稳定成熟，越发得到主流市场认可。

2015 年 11 月，吃面时偶然撞上这间在转租的地下室，老翟和姚澜第二天就决定租下，然后跑北京旧货市场、改装家具、收集木板、刷漆，尽量都自己干。到 2016 年开年 3 月，fRUITYSPACE 对外营业。老翟负责店内事务运作，演出策划和活动构想、宣传的事，姚澜就管些硬件、音乐器材上的事。

热红酒是冬天地下室的特色，40 块一杯，端手里再慢慢走到人群后边，熟悉这种步骤的人一般每周都会过来一趟。王大川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相较年长，常客都叫他王哥。王哥生于 1970 年，主业做投资，喜好收集老照片，有几千张，从清末、民国、文革到八、九十年代，都是他的观察范围。

2018 年 12 月 2 日，他用挑选出的老照片在 fRUITYSPACE 办了一场名为《扔掉的神态》的展览，主题就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家庭照片中人的神态。

“照片里没有一丁点儿宏大的东西，一丁点儿都不深刻，全是日常的人的神态，大量令人动容、发笑或夸张的细节。当时拍完直接扔了的那种，”老翟说。

这些是王哥在北京拍卖会、孔夫子旧书网上寻来的收藏。二三十年前，人们离开家园时丢下一些不要的废片，收破烂的就给收走了，“或者是人口流动比较大的时期，大家拆迁去到另一个楼房、搬家去另一个城市，把不重要的东西委托给家里人，或丢给文物贩子。”那会人们都更喜欢一切是新的。有时王哥参加的拍卖会上会流出抗战题材的，或者昂贵的摄影师作品，比如森山大道、美国当代摄影的，但《扔掉的神态》关注点不在于大的历史题材或时代特征，而是非常个体、家庭的照片，流露出人处在一个彻底放松状态下的真实面孔——可能是崇高、幸福、愤怒；甚至肆无忌惮的、大胆的。有的可能只是一群男人围坐着大口吃肉；或有一位女性抱着本相册，手支起下巴，显得微妙。

他觉得那时候人们并没有比现在更保守。“即使在民国，能看出有些人私下里都很活泼，甚至内心很自由。从人的角度看，每个人都很精彩。只不过以前的图像更多是一种官方叙事，私人面孔隐藏在家庭摄影中，”王哥说，“有些夸张点的神情、肢体动作，比如内心特别幸福的喜悦感，放在现在可能不在了，反映的是那个年代一部分人的精神面貌。”

两人在店里闲聊的时候，就把以“神态”带动人物为主线的主题定下了，照片被整理、归类后放入相框里，最后挂上了地下室一个约 10 平方的白色空间里。光线从墙角裸露的灯管打下来，有种陈旧感，倒像一个不太讲究的迷你画廊。“其实这个展览都不敢妄称为展览，做海报时我怎么做都不对劲，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干脆就不做了，”老翟写道，“但随意不随便是地下室做展览的原则，你当逛潘家园儿也好，有点收获就行，再不济也能让你咧开嘴乐一下。”

fRUITYSPACE 所安排的一系列活动，稳健幽默，有办得特别成功、趣味性的，也有失败后无疾而终，默默消失了不见的。老翟觉得创作是人自己欣赏的事情，但得先拿出来分享，必须持续产出。

“刚接触到互联网那会，以前身边有点才华的朋友，见到国外东西突然太多了，反倒一下没了自信，觉得我能行吗？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行？别的不考虑，得有东西出来、得做些事情，不管是干吗。别朋友圈里转发点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

比如 2018 年 10 月一场叫作《废物女孩》的展览，就办在通往地下室走道的墙壁两侧，下楼时抬头能看见，一伸手便能触到。

展览的主题有关废品、生活和创造力。从沈阳来北京不到一年的朱丽宇之前从未办过展，她会做些插画，常光顾各种独立刊物展。专业念新闻，毕业后拖着个行李箱到北京当起买手店店员。在她那个面积不大的出租卧室里，有一个角落，放着一只用来装她收集起来、质感完好的废弃品的大袋子。比如时令水果的鲜艳套袋，网状纹路、粗细与材质在制作时各有讲究；丢弃的鸡蛋盒洗净后，用蜡笔涂上颜料，再塞进半个蛋壳；形状古怪的塑料瓶，贴上眼睛，瓶盖口连接——让它们亲吻起来。

在走道里 ，她把这些小装置都布置上了墙面，以作为展示空间。有些小玩意放在靠墙桌板上，或布置于天花板角落，“本人没到场的”就拍成照片，贴在墙上，整体效果是快乐、细腻、活泼的。这也是朱丽宇想表达的东西。“没有条条框框，没有限制告诉你不能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存在目的，最后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出来。”这个展览让来的很多人感到惊喜，也出现不少许久未见的朋友，“可能大家都喜欢可爱的东西吧。”朱丽宇如今在筹备一个关于花的小展，她很受这次尝试的鼓舞。

另一个被人提及次数不少的活动叫“破烂儿节”。不常办，但从 2016 年始就俘获人心，时间固定放在秋冬 9 月末，或是五一假期。

“Swap the shit you don’t need anymore”，这是个倒卖二手闲置的跳蚤市场。但往往真正的“破烂儿货”才最好卖，太高档的货品不存在市场，比如一盆锅盖（“别小瞧，家里真摔了一个后特别难买”），特别低价的效果器（“毕竟来的都是朋友”），自己家里种的瓜果蔬菜（“特别好卖”），手机贴膜的（“正好有人修手机，就叫来了”），还有一次姚澜在节上卖掉了自己的头发（“被粉丝给高价买了”）。

这里不用预约摊位，来了就能摆，“不明白的直接问”，“自备二维码，人不在也能收款”。每天人散去就关门。不过“破烂儿节”的娱乐性是其次，减负和交友是初衷。老翟说，“2006 年那会北京挺多各种市集，复古或者偏高档那种，后来大柳树夜市变得火了。但我们这儿提倡一个交友的过程，很多朋友爱买东西堆着家里，其实都没什么用，这边直接把东西带来就行，没什么距离感，没什么不敢卖的。”

“破烂儿节”海报由老翟设计。有天他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垃圾堆，就拍了张照，等到要做海报时，再配上几行字。

“夜画”、“夜弄”是地下室不断实验、仍然失败的活动。最初设想让下了班的人来地下室画点东西，随便画点什么，“说不定就有东西出来了”。不过到第 8 期，就不再有人来了，老翟便把名字调整为“夜弄”——“随便弄点什么，不一定要画画”，但依然没起效果。最后还是姚澜请他自己唱了几十年旦角的姨夫来地下室，做了场结合“京剧速写”与戏曲形式的演出，反响挺成功。

“北京老头老太觉得地下室挺新鲜的，愿意接受先锋的东西，不过我想他们还是更愿意有个正经的戏曲舞台，这样看着下边观众也热闹，”姚澜回忆道。如今，这个夜间活动系列的名字变成了“夜读”——下了班过来朗读书。他们还在尝试。

2018 年，fRUITYSPACE 旗下由老翟创立的两个子计划——音乐厂牌 space fruity records 和独立出版计划 fRUITYPRESS，都做了些新事情。

一支于 2006 年在北京成立的老牌地下另类摇滚乐队 The Molds，因其风格浓郁粗粝、50 年代-60 年代根源音乐气息深厚，受到一批乐迷喜爱。在老翟运作下，他们正式开始了第一张录音室专辑的制作工作。2018 年初，在姚澜一间位于北京沿海赛洛城的地下室里，几个年轻人开始编曲录音，又去上海，小半年后发布黑胶、磁带与 CD，在巡演 12 个城市途中卖掉成绩可观的实体唱片。这件事让乐迷兴奋。

相较于签约传统唱片公司，乐队吉他手乔西认为这种方式“更纯粹简单”，而每个环节变成大家逐渐摸索的过程，比如封面的印刷技术、巡演行程预订等细节，“就是几个人完全凭着兴趣去做一件事”。乔西曾在 2016 年辞去广告公司创意指导的职位，“那时工作和生活都没什么暗礁，同事也会偶尔来看我们演出”，辞职只是为专心做好那年的乐队巡演工作。

这群人都听大量音乐。乔西特别喜欢中亚和北非音乐，他记得一次在 fRUITYSPACE 地下室里碰上过一场这种类型的演出，“那晚演出有手鼓、西塔琴，还有一些乌德琴，他们好像请来了一批中央民族大学老师，非常不可思议，你在北京能看到这样特别正的演出，对吧？” 他说道。

在地下室，有时作为演出者，又常光顾，乔西最大感受是气场舒服，“像一个东欧小酒吧，旅游时无心插柳撞进去，异国他乡的又语言不通，但放的歌让你熟悉，可以很放心地把自己灌醉。”

这种漫不经心的舒适感实则需细水流长型经营。老翟倒不太当回事，他用“养”来形容这个过程，虽然店里每天都策划活动，“但这种场所跟做餐饮又不一样，还得有一个养的过程，要攒人气，我们也不是特别积极推广那种，日常里平稳运转，不喜欢的人我也不需要他来。” 开店前，他与姚澜就已打算好，头几年是把这店“养”着，慢慢地，2018 年店内各运营状态开始平稳上升。

另一个独立出版计划 fRUITYPRESS ，则出版一些特别“不常规”的画册。这种“不那么常规”是从个人口味意义上来说的。自 2018 年 4 月成立，独立出版计划主要由经验多的曹迪来做，“翟哥刚开始只对国外八、九十年代地下乐队印的东西有点了解，他喜欢那种原汁原味，我比较熟这块（指独立出版、印刷工作），所以后来就慢慢由我做。独立出版物在全球爆炸兴起就是这十年里的事。” 现在一共有 4 本小书已出版。

曹迪常出现在地下室，做些检票杂事，但他更常做的是要通过互联网找寻那种“特别直接、原生态”地击中他的作品，联系作者，帮他们做出版物。他认为“好东西得推广出去”。挑选的口味上，是一些纯素人拍的照片，看待事物的角度独特，因创作内容微妙而获得一些关注，但粉丝通常不多，或是技法不重又迸发出火花的小画，有点抽象古怪。就有好几幅用铅笔直接画在速写本上的小画，让曹迪产生过“特别对”的感觉，最后他与老翟自己掏钱做了 25 本印刷画册，手掌大小。那次在联系上作者后，曹迪才发现对方是个美术类院校高三女生，临近毕业。

这本小书叫《TOURNIQUET》，作者为张曼琦，他解释道，“画就像是信手拈来的，一点儿也没有那种特做作的科班痕迹，又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画。你看她画两棵树，一栋房子从中间穿过；或一个屋子着火了，小孩拿着把巨大的刀，特别非典型的意象东西，又不完全抽象。”

但在带去书展之后，曹迪产生了些矛盾，“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太喜欢了，在很多制作标准上有点放纵，比如说我觉得印成黑白、即使有瑕疵感也特别好，但消费者不那么觉得，觉得这就是随意。” 他觉得对作者及作品自己得更负责，但又认为打破这种“自然而然”便失去了原有价值。“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非得弄得跟个产品似的，特把消费者当回事那种。”

老翟也在出版计划下给自己出了本书，名字叫《中国胳膊》，是一些老式针刺文身的照片集合。在 2016 年到 2018 年间，他陆陆续续关注着一些在北京街头、餐馆里有着胳膊文身且文“特狠”的人，便上去跟人搭话，有点内容就拍下文身照片，被拒绝就离开，“只要对方明确拒绝我绝不纠缠，给让拍的一般都能跟你聊一会儿”。

《中国胳膊》简单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对话。这些受访者通常四十岁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八、九十年代时曾用墨水蘸针文下龙虎或“忍”字图案，显得生猛直接。那时文身机器都还没出现。

比如书中有段对话说道：“我这是文的一个兔子拿着一个花岔子，我属兔。为什么文一个花岔子？因为当时这兔子文歪了，八十年代文的，我自己绑了三根针，半小时就文完了。那会家里孩子多没人管你这个。”

老翟曾在另个采访里说，这挺民间、有意思，应该记录下来。“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而且早就有了，只不过没受到关注。这些文身基本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做的，很有时代特征，再往后开始用纹眉机过渡，就不是这种文法了。虽然在技术和含义上不具有俄国监狱文身、美国黑帮文身的复杂程度。”

“我也见过一些手上有精彩图案并且看起来混得不错的老哥，应该都是有故事的人。但也因为能从他们的神情和气质中察觉出点什么，就没敢去拍，毕竟我这也不是一个严格的记录者，不想因此给自己惹上点麻烦，”他补充道。

多数人觉得，老翟与姚澜开的 fRUITYSPACE 地下室，为那些在北京呆了十几年、却发现去处越变越少的人，腾出一块开阔的地方。“一个没那么多臭讲究的地方”。成立已有 10 年、陆续经历北京几个知名场地关门的实验音乐组织“燥眠夜”，现常出没于 fRUITYSPACE 演出，他们也更懂得如何在现有环境中创造条件——地下通道、别人家客厅、公园都能演出。

组织者朱文博觉得与之前比较，现在的城市环境更像个“生态食物链”，小的演出场所的缺失，使得没有经验的音乐人逐步失去上台表演的机会，“你不能指望谁一上来就能演个特别大的，演出是很现场感的事，它是应该允许出错的。”

老翟不认为悲观，“这东西不是说关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各种潮流好像起起落落，一波接一波，但你看下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这儿没了别的地儿肯定会有。北京（这座城市）有这么一个自我调节的能力。”

这种生命力更体现在他一个做了近 10 年、一直更新的音乐电台上。

2009 年初，老翟与长年好友小孙，在自家屋里录制了他们电台节目的第一期，电台叫作“我的精神良药”，为听众分享一些那时较少听得到的 40 年代-70 年代的国外老歌。90 年代北京音乐台的《新音乐杂志》、《老式汽车》、《午夜蓝调》曾是他们在音乐上的启蒙。两人都认同 50、60 年代音乐对各时代音乐都有深远影响。

最早他们在豆瓣传播电台，后来设立网站，积累起一批老粉丝，随后受流媒体冲击，听众流失很多。如今只剩下几千人。但在推广方法上，两人多年不为所动，“说实话，也不太关心这个”。小孙平日里工作在国家图书馆，家里却积累着上万盘唱片收藏。

不变的还有两人对 50、60 年代根源音乐中质朴感的认同，小孙认为这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推陈出新不一定要以年代而定，它可以很老派，同时很质朴。” 这多少跟 fRUITYSPACE 的经营方法有些相似。

这一处位于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13 号的地下室，远离游客区，干扰小；虽正对马路，但没装门牌，足够隐蔽。这是种自然筛选，如果进了门的人呆几秒就难受，便扭头走了，说明他就是不属于这种空间类型的人；如果感受自在，就留下，比如每周都来 2、3 趟的王哥，他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题图及配图来自 fRUITYSPACE，题图上分别为老翟、曹迪与姚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