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父子卖官鬻爵“贪墨滔天”，因此京城士民皆以“钱痨”称之

“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严世蕃熟知中外官员贫富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朝廷和地方大小文武官吏凡选任、升迁，不论贤否是非，唯以所行贿金多少而定高低。贿金多者，不仅官职髙，而且就任的地区富；若某官众人相争，则抬高其价。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御史、给事中五百两、八百两，有增至千两者。吏部之官贿金最重，吏部郎中、主事开价即达三千两，后猛增至一万二三千两。

刑部主事项治元家资巨富，向严世蕃行贿一万三千两白银，得转调吏部勋稽司主事，因其所贿之数与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万三”巧合，故人们乃以“沈官儿”、“沈万三官”呼之，以示讥讽。举人潘鸿业欲得山东临清州知州肥缺，自带白银八百两，又在京城借贷一千五百两，送给严世蕃，遂得此官。翰林院乃道德文章之地，但选授翰林亦需重金。庶吉士陆树声有清望，严世蕃向其索取松江绫子二百匹，许以翰苑之职予之，遭陆树声拒绝，严氏父子对之大恨。中、下级官吏尚且如此，高官大吏价钱之高可想而知。

“严氏当国，谥俱贿致”。“谥号”是对死者的庄严封赐，但也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科举考场同样污秽不堪，散发铜臭。嘉靖四十一年春，进士考庶吉士，有人通过太监以重金向严嵩行贿，严嵩遂将所拟试题泄露给他们，不料被人密告揭发。临考之前，忽传圣谕“今年且罢”，考生一哄而散。廉洁奉公，不向严氏行贿，则会遭到迫害，即使是朝廷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也难保住官位。

顾应祥乃朝中老臣，与严嵩同年，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升任刑部尚书，但因未向严氏父子进献谢礼，严氏父子便授意给事中对其进行弹劾。然而吹毛求疵也未找到他的过失，严嵩便以他有“鼻瘿”，不宜在皇帝身边供职为由，把他调去南京。从到任到离职，顾应祥只做了一百天的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吴山，皇帝欲召之入阁，但他戆直不附严氏，严嵩便密进谗言，使之终未入阁。吏部主管文官选任，兵部主管武官选任，若使卖官鬻爵畅通无阻，必须控制吏部和兵部。

严嵩当国，“以吏兵二曹为外府，稍不当意，或诛或斥，二曹事之，如掾吏之对官长，主奉行文书而已”。吏部尚书李本（曾以大学士兼管吏部）、吴鹏、欧阳必进等承其颐指，去取惟令，不敢牴牾；兵部尚书许论“委身严氏，贿遗狼藉，其典本兵，一听世蕃指挥画诺而已”。甚至吏、兵二部选官，呈奉簿记，任严氏父子填发，因此人们将吏部文选郎中万、兵部职方郎中方祥称为严氏的“文武管家”。由此严氏笼络一世，苞苴馈遗，阿附结党者，皆得美差；疏远自持，不出其门者，摒除罢黜以尽。

向罪臣索贿。只要向严氏行贿，“无功可受赏，有罪可不诛”，法纪荡然。有的人虽是严氏同党，但犯罪后，为了保住权势也需向其行贿。宁夏总兵仇鸾、福建巡抚阮鹗、宣大总督杨顺等封疆大吏、边疆将帅都曾这样做过，仇鸾竟至行贿数万。至于一般官员犯法，向其行贿以求逃避制裁者更是大有人在。有的自知遭其诬陷，但为了侥幸活命，还得向其行贿，而结果往往是严氏父子既收其钱财，又害其性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三边总督曾铣和江南总督张经。

曾铣及夏言妻父苏纲被逮后，严氏父子向苏纲之子勒索白银一万二千两和庄房一处；张经被逮后，向其行贿五千两，但他们都没有保住性命，落得人财两空。侵吞军饷。边饷军费是严氏父子窃取钱财的主要目标之一，贪污数额惊人。户部所发粮饷，“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嵩（严嵩）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军岁饷百万，“强半赂嵩”，致使内库所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严氏所积“可支数年”。

总之，卖官鬻爵，无孔不入。御史邹应龙“政以贿成，官以赂授”的弹劾准确地概括了严氏父子的为政之道。内外文武大小官吏岁时馈送，名为“问安”；武将克扣银两，多者巨万，少者数千，纳于严氏父子，名为“买命”；每遇大选、急选、推升、行取，皆遍索重贿，择地捡官，名为“漏缺”；行贿得官之后，即搜索官库，剥削小民，金帛珍玩，送至严府，名为“谢礼”。由是“士风大坏，边事日非，帑藏空虚，闾阎凋瘁，贻国家祸害，迄今数岁未复”。严氏父子“贪墨滔天”，因此京城士民皆以“钱痨”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