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女权已经过高了”是伪命题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现象，那就是，一提女权很多人就反感。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中国的女性权利状况真的已经到了很好的地步，所以需要用反感来纠正已经“过高”的女权？
当然不是。提女权招人烦，肯定不是因为中国的女权状况已经很好。
女性地位高必然伴随女权意识普及和主流化，表现应该是许多人，包括拥有话语权的人，普遍支持女权而不是相反。
本人曾到北欧某国访问，听闻那里有个女权主义党，表示很新异，翻译却淡淡说：“基本上我们这里的政党都会标榜是女权主义的呀。”所以可知这样的差距说明了什么。
但是，如果女权意识甚不发达，那女权也不致于成为话题。越来越受争议的前提，必然是女权意识的成长和扩散。所以我们正处在一种动态过程中的节点上，此时有前所未有的性别异见。
也就是说，有比以前更多的人，主要是女人开始认同女权并且用女权主义的语言解释生活、批判现实、表达意见；而这让另一些人不以为然和反弹。
当试图深入理解这种对立，就会发现，根源并不在于谁不了解事实。
就事实而言，2016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排名仅99位，这一类的信息是很容易被获取的，但是就我的经验而言，却并不能有效改变一些人“中国女权已经过高了”的执念。
二、女利主义者招致的道德批评，不应让女权主义背锅
实际上，人几乎总是基于不同的利益位置而固守不同的事实。再深究下去，会发现女权主义其实是在替很多不那么女权的女人背锅——她们试图在性别关系的传统规则之中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时，直接触犯了男性的利益，也招致另一些女性的道德批评。这些人，应当被称之为“女利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这些人被指为在向男性提高“要价”，却不做所谓相应的“付出”。这就是“女权让女人只要好处却不承担义务”的说法的真相。“锅”要女权来背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后者确实十分警觉女性的无酬劳动。另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当现实境遇令一些男性失望无力，话语权不强的女权和女人是他们比较容易转嫁归咎的对象。
我赞叹有些女性活得更精明，懂得在人生仅有的这短暂红利期内争取利益最大化，她们的计较很理智很真实。所以，女权主义即便为了争取支持，也不能和这么广泛的女性群体（女利主义者）切割。号召大家无怨履行被派定的性别义务不是女权主义的工作。
至于那些厌烦被女利者拖累的正直自强的女人，可能要警惕一不小心掉进“好女人”陷阱：面对时刻都在觊觎着剥削女性的男权社会，我们或许应该慎重于争相证明自己无所求。
女权主义的实践：个人觉悟之外，寻求公共政策与治理的转变
女权主义的功能不是在此替男人女人裁决利益的平衡点，它的格局之大是很多批评者意识不到的。我的意思是，解绑这种零和游戏式的，交易与相互索取式的性别关系才是真正的出路。
所以，要放下那种“男人理应如此，女人理应那般”的定见，承认性别红利所在，停止宰制他人的贪婪——这样一说好像又是纸上谈兵，因为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放弃特权。
但还有另一条不再诉诸个人觉悟的路径，那就是政策与治理的路径。如果中国女性的收入不再与男性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么她们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与多样性一定会提高。
但纠正收入性别比不断扩张的趋势，却需要市场模式的深刻调整与负责任的反歧视政策，实际上在这一路径上的倡导，才是许多女性权利工作者真正致力之事，虽然文化改造与公众教育也很重要，但不能流于没有问责指向的漫谈。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努力并不为大众所知，甚至当有所成就之时也得不到归功。
总之，要想走出就当下性别争议的困局，还是要回到那句经典断言：妇女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在争取女性权利的路上坚持走下去，女权主义的女性与男性的支持者一定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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