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瞧不上的长城，怎么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这几年，张艺谋导演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拍几部电影，让国外的观众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展示中国文化就得有一些特定的符号，比如大红灯笼、书法、竹林、抹胸……只是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小气了，真正能突出民族形象的是什么？

去年，张导给出了一个答案，《长城》。这部电影请来了好莱坞男星马特·达蒙领衔，刘德华、张涵予、鹿晗、景甜、王俊凯等一票一线明星共同出演，好莱坞顶尖特效制作团队倾力打造，10亿元人民币的鸿篇巨制……

豆瓣评分，4.9.

▲电影《长城》海报

电影中的长城内部机关重重，宛如“陆上航母”，由无影禁军世代镇守。如果长城仅仅作为防御夷狄（电影中为饕餮）入侵的边防工程，那又怎样理解长城在今天被视为中国人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呢？

在2000多年前，“基建狂魔”秦始皇大修长城的时候，几十万农民工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一个农民工妻子还因为丈夫离奇失踪，闹出了一个上演千年、流传甚广的“孟姜女哭长城”谣言。

300多年前，坐稳江山的康熙皇帝对于前朝大修长城的举动嗤之以鼻，“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就这么一句话，长城在康熙皇帝眼里可是国力衰弱的表现，大清朝可不用靠长城解决防御问题。于是，长城在清代就近乎于废墟。

细思极恐，康熙瞧不上眼的长城，怎么就成了我们现代人脑海里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呢？历史上作为防御工事的长城，最终转变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精神象征的过程，恐怕并非一部“国师”的电影就能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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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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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9世纪的欧洲，人们喜欢将中国的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十分欣赏中国文明，他在《风俗论》一书中虽然盛赞中国长城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但也认为作为防御工事的长城已经丧失了本来的功能，只是古老中国悠久历史的一大证明。

▲19世纪八达岭长城摄影与版画的比较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伏尔泰的上述看法也成为中国人自身看待长城的方式，长城与金字塔、罗马石渠一样，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先人遗迹，可作为考古实物留存。在与埃及、罗马、巴比伦等文明古国的对比坐标下，“古老”的长城及它所代表的中国，确立了自身文明古国的地位。

长城在民国初年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含义，它因其古老而受到尊崇，但同样因为“老”，在面对现代社会时亦常常遭遇批评甚至诅咒，褒扬和嘲讽的双重声音此起彼伏。

▲《真相画报》上的长城照片

鲁迅1925年的散文《长城》激烈地显现出了这一矛盾冲突，诗中称长城为“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结合鲁迅及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语境，可以认为这里的长城是在隐喻中国的文化传统。1935年在同样以《长城》为题的一篇诗作中，作者鲁郎称长城虽然标示着古老国家的文明，但现今的荒凉却使人伤心泪下：

唉，长城，你如我衰老的祖国，几时重兴？

长城的伟大犹如古代中国的辉煌，而如今的荒凉则是中国衰微的真实写照，衰老且凄凉的长城在荒野与狂风中挣扎求存，犹如风雨飘摇的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时局中摇摇欲坠。此时长城所蕴含的象征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理解全然不同。

▲《良友》画报中的长城与纽约摩天大楼，1930年

简言之，到了20世纪20、30年代，长城开始获得多种价值内涵，就其本身而言，长城被视为伟大的古物、东方文明的标志，但在现代象征含义下，长城即使散发着昔日的光辉荣耀，却终究被认为是“老而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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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长城被推到了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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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在20世纪获得全新的意义要拜日本所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并开始不断侵扰关内。1933年初，战事已蔓延至长城沿线，日军对长城沿线关隘的进犯极具象征意味，触动着国人的神经。战局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危机意识使“老而无用”的长城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1933年初，山海关失陷，山海关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一直存在着特殊的情感和含义，作为长城起点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失守不仅意味着日本入侵中国内地的开始，也意味着作为防御工事的长城已无法阻挡侵略者的脚步，长城毁坏所带来的废墟景象象征着“家国山河”的破碎。

▲丰子恺《关山月》，1933年

1933年2月17日，日军进犯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兵峰直指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等关隘，著名的“长城抗战”随之展开。在战事初期的喜峰口与罗文峪战役中，宋哲元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与敌人激战数日，一度击退日军攻势，取得了长城抗战初期阶段的重大胜利。

这两次长城保卫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极少数能与日军相持并取得胜利的战役，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提升了士气、振奋了人心。

▲《河山破碎》，《摄影画报》，1933年

二十九军的坚决抵抗和胜利让全国民众看到了希望和曙光，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血肉”与长城的关联也正是此时通过新闻舆论建立和传播的。在报纸和广播的宣传中，新闻里反复强调着前线将士的“牺牲精神”，以及“敌有枪炮，我有血肉”的拼搏气势。

1933年3月的诗作《喜峰口》将在战场上战斗的将士们比喻为“铁血的长城”，呼吁社会青年“投笔从戎”，在另一首名为《守卫我们的长城——献给守卫长城英勇的弟兄们》的作品中，诗人写道：

眼看看中国将沦亡，中国亡了为奴心多痛！起！起！一齐起来救国上前去抵抗！上前去抵抗！血染长城也荣光！

1933年4月的《时事月报》上刊载了一幅梁中铭所绘的插画，描绘了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正要迈开脚步，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脚下正是万里长城，表达了长城本身可以被敌人摧毁，但用“血和肉”做成的长城，则坚不可摧。

▲梁中铭《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1933年

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成为长城象征意义蜕变的关键时刻。

在长城抗战中，人们真切的感受到“砖石的长城”不足以保护民族和国家，唯有身躯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不被敌人摧毁。长城抗战的新闻报道将长城、血肉宽泛地联系在一起，促使“人的长城”、“血肉长城”等观念开始浮现，自此，长城开始与民族、与国家有了更加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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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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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935年中国左翼文化工作者推动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为新的长城观念确定了一个经典化的表达文本，使“长城”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得以确立并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电影半月画报》，1935年第2期

今天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出现的，《风云儿女》是一部关于革命、爱情与抗战的电影，长城的意象贯穿电影始终，既作为情节的一部分参与叙述，又象征着不屈不挠、勇赴前线的万千国人。

▲1935年5月24日《申报》刊登的《风云儿女》广告

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紧紧贴合电影的主题，更是将长城抗战时期出现的“人的长城”、“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等概念纳入其中。早在1934年，同样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苦力歌》中，出现了新长城的意象：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前进！

这座“铁的长城”，到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最终凝结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一经典传唱的文本。长城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涅槃重生，从原本注重历史性和物质性的长城，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层面意味的、新的长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注重舆论宣传工作的国民政府，开足马力发动国家宣传机器，全力动员抗战。长城以及作为国家和民族象征的“长城”形象借助官方媒体和宣传渠道的复制和传播，进一步深入人心。

▲刘良模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数千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36年

《义勇军进行曲》从一部电影的插曲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迅速在国内流行。由于其激昂的曲调和振奋人心的歌词，被认为可以媲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该歌曲也从民间歌咏演出必备曲目上升为官方力推的抗战歌曲。

▲力群《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38年

新的长城观念和话语正是在官方宣传机器的推广下普及全中国，长城中原有的多重象征意义，尤其是历史上的负面价值被体制化的“血肉长城”一一剔除，留下了其中最积极、奋进的一部分。“长城”将“我们”与“中华民族”熔铸成一个整体，“新长城”自此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事物只有在摆脱原先功能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当下珍贵而崇高的象征意义。

从古老而伟大的“砖石”长城到由战士构成的“血肉”长城，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长城”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化，而这一转化也一直延续至今，并不断产生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