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本土鸦片与外来鸦片哪个多？估计大多数人都猜错了

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鸦片之祸的开端。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这种在历史老师口中已成定律的叙述太过强调了鸦片之祸的外来侵略性质，而忽视或者说隐藏了两个重要史实：第一，早在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市场即已成型，雍正皇帝和嘉庆皇帝都曾屡次发布禁令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其二，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百姓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中国本土所产，而进口鸦片所占比例极小。

中国本土较为大量生产鸦片，开始于1830年代。这是由于外国鸦片的涌入以及吸食者越来越多，国人于是自印度引入鸦片自己种植。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1830-1857年间，清廷采取了严禁鸦片的政策，种植鸦片者被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但在1858年，英法俄美日五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又正值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迫于压力之下，清廷开始对进口鸦片收税，这种做法等于认可了进口鸦片合法化，从此之后，本土鸦片种植的禁令也名存实亡，本土鸦片产量随之增多。这种变化在清末的许多史料上都有记载：“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说此时贵州的本土鸦片已经泛滥成灾，到处都有私下倒买倒卖的现象。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

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当时人陈惟彦在开州当官，他游历贵州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可以说，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再也找不到无大量罂粟种植业的省份了。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富庶的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土地用来种植罂粟，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数量早已超过了进口鸦片。据网上给予的数据统计，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据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提交给本国的贸易报告所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

中国鸦片的发展速度惊人，仅过一年即1882年，本土鸦片已经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了。“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

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意想而天开，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愈演越烈。

真正在政策上为土产鸦片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当时虽有许多大臣并不赞成，但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极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国生产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不过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对于这种鸦片财政，清政府做了很多的表面功夫，毕竟同意鸦片种植再怎么说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

这一政策的转变，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具体而言，是国家或者说是朝廷的自强——李鸿章以及其他晚晴大臣们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防军工企业的发展，即是例证。在寻求“国家自强”的伟大目标下，本土鸦片的禁令悄然解封，民众的健康悄然让位于税源的开拓——最为讽刺的是，林则徐未必不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1838年，他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然而，到了1847，他所关心的，已只是如何保护朝廷的财政安全，倘若鼓励国民吸食本土鸦片能防止白银外流，则是善莫大焉。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身上。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省份遂痛感财政收入与支出出现严重脱节。譬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毫无疑问，这是鸦片财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另外，不但是在经费方面，清廷的做法更是引起了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1877——1878年，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一次特大旱灾饥荒，史称“丁戊奇荒”。虽然有关丁戊奇荒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除旱灾意外，当时清政府公开允许种植鸦片（土药），导致农村大量土地种植利润更高的鸦片，而粮食播种面积减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清政府以人民健康的损失来弥补国家利益的理念是完全不可行、行不通也不能行的方法。这种鸦片与鸦片之间的战争，不论是谁输谁赢，最终损害的一定是人民的利益。这其中的巨大的教训需要我们去深刻解读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