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提出宗教自由的王朝，文化及思想控制较宽松

但由于元朝统治者的草原文化传统，对传统汉族文化亦有所保留，文化上“务施实德，不尚虚文”。如元朝是历史上唯一不“避讳”的王朝，“至于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元朝科举的规模和升迁途径都较前代所不如，科举取士制度停废长达80年之久。元朝统治者在文化上采用二元民族法律思想，形成了中国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提出宗教自由的王朝，文化及思想控制较为宽松。儒家思想文化被视为一种宗教，虽构成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础，但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是与佛教、道教互相竞争融合渗透。元朝统治者基本贯彻了“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事”的自由信教政策。

元代宗教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对诸教设立管理机构，对宗教领袖加以封赏，任用有才能的教徒为官，减免赋税并赐田。譬如藏传佛教的高僧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领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吐蕃地区的行政事务，在吐蕃地区实行政教合一。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道教的历代正一天师皆被元廷封为“真人”，命袭掌三山符篆、江南诸路道教事。元代统治者对禅宗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皆为接纳，维护了统一的政治法律实体。元代文化的兼容性、多元性使得元代文化硕果累累，并且冲击了华夷之防。

蒙古族首部用畏吾体蒙古文撰写的历史典籍《蒙古秘史》诞生。《大元一统志》是中国古代史上首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科技也有长足发展。陈垣先生评价：“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元朝统治者既参照唐宋旧制进行法律制定，又沿袭了部分蒙古国的习惯法，具有祖述变通的特点。元朝的统一立法活动在蒙古建国初期，耶律楚材即主张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治理国家。郝经认为：“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希望吸收先进的汉族法律文化，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和秩序，规范新的社会关系，“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缉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元成宗复在大德三年(1299年)命何荣祖更定律令，选定条格三百八十条编为《大德律令》，但未颁行。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其宏纲有三，曰制诏，曰条格，曰断例。”同时期颁布《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朝圣旨条画、律令格例以及司法部门所判案例等资料的分类汇编。《元典章》分《前集》与《新集》，仿照《唐六典》以六部职掌分列法条的体例，《至正条格》于元末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颁布，是元朝最后一部法律。尽管元朝统治者积极统一立法，但面对各民族的发展和法律习惯不尽相同的情况，也遵循“尽收诸国，各依本俗”的立法思想。在法律制定和适用上，注重保护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此外还按信仰及职业设定不同诉讼管辖，具有属人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