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征服并统治了藏族，但藏族在精神上却征服了蒙古

蒙元帝国大概是世界史上大帝国中最古怪的案例。一方面，凭借快马弯弓的硬实力，蒙古人在最短时间里，建立起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但另一方面，蒙元帝国的软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可以肯定点说就是根本没有。

之所以出现这种一条腿极强，另一条腿极弱的状况，原因在于“蒙古帝国崛起得太快。”其在草原上固有的“强者为尊”的价值观体系，在征服身体的过程中很有帮助，但在征服头脑方面实在乏善可陈。毕竟，征服脑袋不像砍脑袋那么简单。

另外，蒙古人的“文化影响力”至少在蒙古帝国初期几乎零，我们现在所见的蒙古族文化特征，几乎都是其后漫长岁月中，逐渐积累的产物。最浅显的例子便是，蒙古帝国初期（成吉思汗时代）既没有文字，也没有成熟的宗教系统。

铁木真

第一版的蒙古文是嘉泰四年（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人之时，一个畏兀儿人（今维吾尔族先祖）俘虏塔塔统阿创制的。成吉思汗嘉许其忠于国家的行为，又感觉其“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便让其结合畏兀字母创制了一套回鹘体蒙古文。至元六年（1269年），西藏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又结合古藏文字母，为元世祖忽必烈编制一套新蒙古文，并在元朝统治中原期间推广，史称“蒙古新字”或“八思巴文”。

另外，蒙古帝国初期，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高级宗教系统，流行在草原上的依旧是原始祭天、敬神崇拜的萨满教。承托古代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文字和宗教都没有，蒙古帝国想要推广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自然无从谈起。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蒙古帝国的征服者在征服四方的同时，也拜倒在各地被征服者的文化面前。这导致蒙古人有的信仰东正教、有的信仰伊斯兰教、有的信仰佛教，区别仅在于，他们更接近哪个宗教的强势区域。

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帝国凉州王阔端派遣手下大将多达纳波率军循唐蕃古道，取道玉树、昌都、那曲、当雄攻至前藏。这是蒙藏两个民族间第一次交锋，但这种交锋表现出来的是，蒙古人对藏族人的单方面屠杀。

多达纳波的进军路线

公允地说，此时的吐蕃确实不再是当年那个疆域横跨万里，辉煌豪劲令唐朝皇帝不安枕席的吐蕃王朝了。数百年的领主割据，加之林立的教派，将吐蕃疆土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就像一个完美精致的花瓶，碎裂后虽然每一个碎片都极尽华美，但再想重新粘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在屠杀了500多名僧人，损毁了几座寺院后，蒙古人的立威收到了效果，难以形成合力的西藏教派势力，不得不屈服于蒙古人的刀锋，向蒙古人献上图册和户牍表示臣服。

淳祐七年（1247年），西藏代表萨迦派的高僧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赶赴凉州与阔端会盟，史称“凉州会盟”。凉州会盟是蒙藏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萨迦·班智达以《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方式，向全吐蕃宣布了二者的从属关系。自此，广大西藏地区第一次纳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换句话说就是，蒙古人完成了对吐蕃的统治。

随后，他们在藏区设置管理机构、划分十三万户、多次清查户口（括户）、修筑驿站、整理道路、派驻军队、直至直接派兵打击不愿臣服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止贡林洛”和“贡嘎桑布之乱”）。

八思巴

以上政策和事件足以说明，蒙元帝国在吐蕃地区的统治是清晰并强有力的。

但在蒙古人征服藏族的同时，逆向的思想征服也在不断深入和推进之中。

早在凉州会盟期间，萨迦·班智达敏锐地发现，蒙古人对各种宗教系统呈现一种很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各种宗教思想。凉州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都有各自祈祷场所，并且各种信仰之间能够和平的相处。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不难理解，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对很多新事物又都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并不想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封闭。他们对身边出现的各种新资源、新技术都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宗教系统不过其中之一。毕竟，原来自己没有，反倒没那么抵触。

随着萨迦·班智达出手，用藏医和精神疗法治好了阔端的宿疾，他成了凉州的“祭天长老”，并在各种宗教系统中超越萨满教获得优先祈祷权和首座地位。

忽必烈

而后，八思巴和忽必烈的亲密关系，让藏传佛教更上层楼。

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八思巴领总制院事，“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佛教），兼治吐蕃之事。”他在回藏区之前，忽必烈特意颁布了“珍珠诏书”。这份保存在萨迦寺的珍珠诏书中，不但明确了八思巴的领导权，还特意写明了藏传寺院和僧人的特殊地位，即便是元朝钦派的“金字使者”也不得冒犯。

而后当至元七年（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忽必烈又将八思巴的地位由“国师”晋升为“帝师”，赐封号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或称“帝师大宝法王”。

受此二人关系的影响，有元一代蒙古人政权对蕃僧的优待，甚至达到了纵容的地步。凭借蒙古统治者对其的尊崇，蕃僧做出了很多令人发指之事，《元史》屡见不鲜的“当街殴打驸马、咆哮公堂、爆锤州官”都是小意思。

杨琏真迦

身为江南释教总摄的蕃僧杨琏真迦，遍掘南宋诸帝、后、公、侯、卿、相陵墓，“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即便如此，民怨鼎沸的他却一直官运亨通，直到丞相桑哥倒台，他才被牵连入狱。但不久，忽必烈便“贷之死”，“给还其人口、土田”，其子杨暗普晋升为宜政院使。

蒙古人对吐蕃的征服是有预谋、有计划，是必然的，而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反向征服，则更像是个人行为，有不确定性！

以当时蒙元帝国和吐蕃的硬实力对比，这种征服不过是早晚的事，即便没有阔端对西南地区的谋划，换任何一个蒙古首领，吐蕃都无力对抗蒙古帝国。因此，这种征服是一个必然性事件。

反观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精神上的征服，却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基于蒙古人宗教系统的原始，如果蒙古人已固有了一个完备的高级宗教系统，那藏传佛教能否取得成功并不一定。

所以，吐蕃的软实力征服是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计划或实施方案，更多的是凭借藏传高僧的个人魅力，在各个蒙古势力之间游刃，寻机推广自己思想，萨迦·班智达是如此、八思巴是如此、噶玛拔希（噶玛噶举派高僧，第一位转世的活佛）也是如此，唯一区别仅在于萨迦派正确选择了队伍，而噶玛噶举派选错了。

萨迦·班智达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今天蒙古族普遍藏传佛教并不是萨迦·班智达、八思巴和噶玛拔希等几位推广的必然结果。

任何事物都是有反复、有波折的，尤其是将一件事情放在以百年为衡量尺度的漫长历史中。元朝在统治中原不到百年后，草原牧区的藏传佛教迅速衰落，萨满教一度重新回归。

之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会晤，藏传佛教才再次在蒙古王公势力扶持下复起，之后格鲁派又选择了一个蒙古族王公云丹嘉措（俺答汗曾孙）作为四世达赖更加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独大与此不无原因，而在萨班、八思巴的时代，格鲁派还远远没有出现。

所以，纵观中国历史，蒙藏之间的“互相征服”，或称之为“合流”，其实发生了两次。两次的代表性事件，一个是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盟”，另一个是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的“青海之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