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日本“神秘丝印”面纱（篆刻）

文/［日］久米雅雄

日本大阪艺术大学客座教授

西泠印社名誉社员

译/季忠平

复旦大学古籍所副研究员

摘要

本文是有关“神秘丝印”的探索研究，对象是明代随中国出口的生丝一起流入日本的印章。这些印章的印面有长方形、椭圆形、方形、圆形等各种形状，纽形也有狮、虎、龙、龟、骑象人、昆仑人、大黑天、寿星、蛭子（“大黑天”与“蛭子”都是日本神话人物，文中有相关说明）等多种样式，而其印文则既有汉字的，也有非汉字或图形的。不仅有些汉字的印文难以判读，即使是图形的也有不少不易理解。此外，从印文、图形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不少内容重复的情况，这也被认为不符合印章的特点。至于其功能与用途，也众说纷纭，分别有“书镇说”“玩具说”以及“坠子说”等多种说法。

要说到“日本的丝印研究史”，首推江户时代安田箕山的《古铜印汇》（1766年）以及田龙亭的《古铜印谱》（1772年）。不过，当时对于纽形只是用文字来作描述，印谱也不分汉字和非汉字或图形，就那样混杂在一起登载出来。到了明治时期，在横井时冬的《丝印考》（1897年）中，第一次出现了作为学术用语的“丝印”的称呼。三村竹清在其《丝印百纽》（1908年）中，尝试描绘纽图，并根据纽形的区别来对丝印作系统的分类。不过，因为是以纽形为线索所作的分类，所以从印文的角度看，汉字和非汉字或图形的丝印还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同时也没有印文的释文以及对图形的解释。进入昭和时代，金工大师会田富康在战后撰写了《铸金、雕金、锻金》（1975年）等书，用照片的方式对丝印作了介绍，并以深入的考证，首次提出“坠子说”。其后，随着新关钦哉的《丝印之谜》（1979年），富冈美术馆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等的《神秘的丝印》（1993年），大内丰春的《丝印及其周边》（1993年）以及梅舒适的《丝印集英》（2005年）等论著的出版，有关丝印的研究渐渐走向深入。

本文是笔者在整理迄今为止的日本丝印研究成果及问题的基础上，个人对于丝印研究提出的一点管见。文章认为，要揭示丝印的本质，对于汉字印和非汉字印或图形印都应重视，不可偏废。文章对汉字印、非汉字印或图形印以及纽形等各方面作了分析，认为丝印的系统与辽宋元以来的中国（明清）、西域、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文章对丝印的时代性（制作年代及流通年代）、丝印的名称来源、日本丝印的功能用途、锁国时代丝印在日本的发展与演变，以及近年发现的新资料等作了说明，并对本专题今后研究的课题及展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序论

在日本，有被称为“丝印”的印章。日本的《国史大辞典》（1979年）载（荻野三七彦）：“因为是与丝有关系的印章，所以才有了这个名称。15世纪，我国从明代中国进口生丝以织成织物时，每一斤生丝附有一个印章，在到货的时候，检查过斤量，在收据上用这个印章捺印后再交给对方，作为交易的凭证。在这一过程中，印章不交还给原有者，而是由收货人收留，因此过后集中在一起，数量众多，也不再有什么用处。这样的明印是铸铜印，就印形而言都有纽，纽形则包括狮、虎、龙、猿、犬等不乏想象成分的动物，此外也有人物；印面有圆形、方形等各种形状，总之是富有雅趣的物品，被喜爱者赏玩，15世纪后也被用于捺印。”同年，新关钦哉也在《史窗馀话》的《丝印之谜》中提出：“丝印曾被称作干支印或纽印，纽多数作狮子等动物的形象，另外都开有较大的孔洞。这些印章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印面上所刻文字似乎应该是汉字，但无法释读的占了多数。此外，同样的印文屡见不鲜。从这些方面来看，不得不承认丝印似乎不符合印章的特点。丝印为什么在中国没有遗留下来？中国人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无法释读的文字？类似这样的疑问至今无法解答。”

本文的内容，首先是对“丝印的研究史”作综述，指明“丝印研究的成果及问题”，确定适当的“方法论”，利用汉字印及非汉字或图形印作为研究资料，通过讨论“丝印究为何物”“丝印的系统性”“丝印的时代性”“丝印的名称起源”“丝印的功能与作用”“丝印在日本的发展以及其后的演变”等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尝试将对丝印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

（一）江户时代研究史

1．安田箕山《古铜印汇》（图1）

（本文配图均可点击放大高清阅读）

明和三年（1766），京都安田箕山在《古铜印汇》一书中，同时刊载了汉字印和非汉字印两种印章。图1共登载有6枚，印面有长方形、椭圆形、矩形、圆形等多种，包括汉字印和图形印或者记号印。分别著录为“铜印骑马纽·郑氏”“左文铜印狮纽·封”“铜印虎纽·同不害异不伤”“铜印凫纽·龙形”“铜印人物纽”“铜印兽纽·黻形”。但没有登载纽图。

2．田龙亭《古铜印谱》（图2、图3）

明和九年（1772），土佐的田龙亭撰《古铜印谱》，登载了汉字印和非汉字印或图形印。图2上的汉字印，分别为“铜印虎纽·大明”、“铜印獏纽”（印文文字反写，读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关白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丰臣秀吉公印）、“铜印骑马纽·郑氏”（图版文字全文作“延平王名森字成功俗曰国姓爷”）、“铜印虎纽·同不害正异不伤物”“铜印猊纽·不害正不伤物”、“铜印鼻纽·莫”、“铜印人物纽·星”、“铜印豹纽·再拜”，共9枚。图3的非汉字印或图形印，分别为“铜印福禄寿纽”（2种）、“铜印鼻纽·人物”、“铜印狮纽·龙弄玉”、“铜印鼻纽·乌纹”、“铜印鼻纽·庄周梦”，共6枚。印面分别有长方形、圆形、方形等形状，没有纽图（微信公众号：印书房）。

3．源惟良敬撰高芙蓉《芙蓉轩私印谱》（图4）

天明五年（1786），由源惟良氏敬撰的高芙蓉《芙蓉轩私印谱》中，登载了16颗汉字印章。图4是其中的8枚，纽式分别著录为“铜印兽纽”、“铜印象纽”、“铜印狮纽”、“铜印辟邪纽”（2种）、“铜印王面纽”、“铜印磬纽”、“铜印人马纽”。印面有长方形、方形、圆形等，没有释文和纽图。

4．松平定信《集古十种》（1800年，图5）

宽政十二年（1800），松平定信的《集古十种》登载了汉字印章和非汉字或图形印章。图5左上展示的是“丰臣秀吉公印二”，包括印文不明的书翰所印和“关白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一印的古摹本。此二印都是圆形印面。图5右上是刻有“丰臣行长印章”的汉字方印，播磨国龙野中井伯元家藏。图5右下登载的是圆形的“凤蝶”图形烙印，播磨国姬路芥氏所藏古升中烙印。值得注意的是图5左下著录的“下总国大寺乡堀地所得印纽”的人物纽，作为首次登载的纽图，非常珍贵。

5．长谷川延年《博爱堂集古印谱》（图6）

安政四年（1857），长谷川延年的《博爱堂集古印谱》收录了图6所示的圆形、方形汉字印和非汉字或图形印。左边是统称“丰臣太阁秀吉公印”的两枚，分别是一枚“关白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印，一枚“印文难读”印。中上是“小西摄津守行长印”，附记为“并河（中井）氏所藏印·材象牙”“按丰公征韩之日尝明人所赠送云云”。右上是一枚不明文字印，附记为“仝州长尾村小野氏藏印”。中下是一枚刻有一个鸟形象的“柬埔寨国主王鄚书简所用印”，右下是一枚刻有帆船图案的“荷兰人书简所用印”，及一枚刻有“VOC”字母的印章，附记为“仝东印度通商诸器以及书籍等所印”“荷兰刊本，月汐测算卷首所印，家藏”。

本书虽然著录了圆形、方形的汉字印和非汉字印的图形印、荷兰文字印等，但是没有纽图。

（二）明治时代以后的研究史

1．横井时冬《丝印考》

进入明治时代，丝印研究开始受人关注。横井时冬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的《史学会杂志》第14号上发表了《白丝符契考》，其后又在明治三十年（1897）的《考古学杂志》上发表了《丝印考》。本文开头引《国史大辞典》介绍了“丝印”的概要，其中的基本概念可以说就是以横井时冬先生的观点为基础而形成的。出于这样的原因，横井时冬被认为是关于“丝印”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倡导者，有时还被错认或误解为“丝印”的命名者。此外，明治三十七年（1904），山中共古发表了《丝印名称考》一文。

2．三村竹清《丝印百纽》（图7—9）

横井时冬发表《丝印考》后过了11年，也就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村竹清编写《丝印百纽》，第一次普遍用图像来描绘纽形，并尝试按纽式对丝印进行分类。三村竹清尝试通过各种不同的纽式判断印影的所属，笔者对他的研究成果做了整理，这里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9种纽式略作说明。

图7的纽形是人物形象，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各种样式，所钤印的印文方向不一致，但可以看出印文有汉字和非汉字或图形混杂的情况。

图8的纽形是大黑天和骑马人物形象，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椭圆形等，印文同样也有汉字和图形混杂的情形。

图9的纽形是狮子等兽形类纽。印面除了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之外，还有八角形、梯形等形状。同一种纽形的印章，其印文分别有汉字和非汉字或图形。

通过描绘纽图，按纽形的区别给丝印分类，从而作某些推断，这是之前尚未有过的方法，很值得关注。不过遗憾的是，还是没有汉字印的释文（微信公众号：印书房）。

3．吉木文平《印章综说》

吉木文平的《印章综说》一书共分10章，其中“印章的种类”设有“丝印”一项。作者对丝印作了概述，认为是“从足利时代末期到德川时代初期出现的特殊的铸铜印”，将丝印大致分成“人物纽和动物纽”，“印面的形状”则分为方形、圆形、长方形等，印文有“属于吉语印或与众不同的图案印”，并分别介绍了有关其用途的几种说法，即“中国丝绸收据印说”“高丽印模仿说”“从安南方面传来的玩具说”等，还用照片列举了“铸铜印‘丝印’的纽及印面例”和“被称为丰臣秀吉用印的关白印”等5例。

4．会田富康《铸金、雕金、锻金》、《日本古印新考》（图10—14）

在昭和五十年（1975）出版的《铸金、雕金、锻金》一书中，会田富康针对自横井时冬以来所流行的对丝印的解释，撰写了“坠子印及其他”一节，根据下列的理由，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坠子说”：（1）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丝印；（2）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在通商时使用这样的丝印；（3）印文文字不能释读；（4）印面雕刻很浅，而且同一印面中混合了几种不同性质的内容，否定了“印章说”；（5）为了适合佩带而制作小巧（中心对齐类型是主流）；（6）纽上开有贯通的孔洞；（7）可以观察到因手的抚摸而造成的磨损。为了展示资料，作者利用照片介绍了狮子纽、昆仑人纽、二人骑象纽、惠比寿纽、大黑天纽、鯱纽、象纽等。作为金工大师，会田富康也谈到了印的铸造技术，认为印面和印纽是分别铸造的。

昭和五十六年（1981），会田富康又在《日本古印新考》有关“丝印”的一项中，对丝印作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整理出200多种纽形，15种印面形状，约150种印文。如图10所示，纽形中以人物纽、狮子纽、异兽纽数量最多，其次是犬纽、猴子纽、大象纽等。

图11是12张纽形照片，列举了大黑天、蛭子、拄杖人、鸡、龙头、狮子、昆仑人、坛上人等。

图12的上面是鯱纽“湖州印”的照片。印面是长方形的，印文左行，为“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下面是可能与之有关的具有同一铭文的六棱“湖州镜”。

图13是12枚印章的印文，混杂有汉字印、非汉字印和图形印。很可惜都没有相关的释文或图形的解释。

图14是对丝印（坠子）使用例的考察。分别介绍了大藏弥右卫门使用印及其所钤印的文书以及圆山应举所用印等实例，很有意义。关白印和朝鲜印（蚯蚓印）不仅提供了印面照片，同时也登载了印纽的照片，可以说是研究史上的一大进步。

像这样对印纽从人物纽到异兽纽进行分类，并提供其照片，还对丝印的渊源与制作技法、使用目的（坠子说）、使用实例等作明确的论述，作为研究者，会田先生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5．荻野三七彦“丝印”《国史大辞典》第一卷

如序言所述，在会田富康发表上述两份著作之间的1979年，荻野三七彦在《国史大辞典》中概括性地介绍了与15世纪明日（明代中国与日本）贸易相关的“丝印”的概念。同时他也说：“虽然可以考虑丰臣秀吉的印章中其平生所用的正圆印就是这种丝印，但是由于印文无法释读，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改变通行的说法。这一枚秀吉的印的纽形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一个遗留的课题，但由于只有印文保存了下来，印章早已佚失，因此现在也无法弄清这一点了。”可以看出，他已预感到了丝印研究的困难以及今后研究的难题。

6．新关钦哉《丝印之谜》（1979年）

《国史大辞典》第一卷所附录的《史窗馀语》中，收录了供职于外务省的新关钦哉所撰写的《丝印之谜》一文。新关钦哉从“在伦敦光一个坠子便卖出了75000美元（1350万日元）”说起，他本人也收集了大量的丝印。对于“丝印”，新关钦哉与之前的会田富康的见解不同，他认为：（1）丝印是中国制造的东西，是随着足利末期与明代中国的贸易来到日本的；（2）丝印的用途是在收取货物时捺印所用，或者是用于证明原产地或产品质量的物品；（3）喜欢使用这类印章的人物有丰臣秀吉、石田光成、前田利长、毛利辉元、蜂须贺至镇等；（4）既非坠子之祖，就应尝试从“丝印”的角度来做考察。

在之后的昭和六十二年（1987），PHP研究所出版了《印章文化史》。在第五章《解开丝印之谜》中，新关先生针对“丝印的起源”“进出口贸易与丝印”“丝印与坠子”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其后又在平成七年（1995）东京堂出版的《东西印章史》第八章《探究丝印之谜》中，对丝印的特点、丝印的用途、丝印与明日贸易的关系、丝印与高丽印的关系等，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关内容收入了下文将介绍的富冈美术馆《神秘的丝印》一书中。

7．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神秘的丝印》（图15—18）

平成五年（1993），在富冈美术馆开馆15年纪念秋展期间，举办了名为“神秘的丝印”的印章展览。卷首所载的致辞称：“本馆所藏市嶋春城的收藏中，包含有约30枚丝印。这些形制小巧的铸铜印，曾经被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许多武将使用，小堀远州和狩野探幽也很喜欢，近年来也为川端龙子所爱用。它的魅力在于，虽然印面的文字和图形难以释读，但以狮子和惠比寿等形象制成的纽形却非常的风雅。这些印章，虽然有人认为是在室町时代的进口贸易中随着生丝进口而输入我国的舶来品，但其实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这一点，因此，这种印章究竟从何而来，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些惹人喜爱的印章，究竟是何时何地被制作出来？为什么有很多相同的印面和纽形？究竟是做成了印章模样的玩具？又或者是坠子？等等，都是这类印章的未解之谜。”这次展览的展品，不仅限于富冈美术馆的收藏品，还包括了德川美术馆、三井文库、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以及其他个人收藏印等499枚丝印，这些丝印按纽形的区别分成了170种来作说明。纽形分类方面，仿照了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村竹清的《丝印百纽》的方式，以下对其概要略作介绍。

图15列举的是骑马人纽、人物纽、寿星纽等纽形的丝印。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形状，印文有汉字的，也有非汉字或图形的。

图16列举的是狮子纽、象纽等纽形的丝印，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印文也是既有汉字的，也有非汉字或图形的。

图17列举的是犬纽、鯱纽、丁纽等纽形的丝印。印面同样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印文同样既有汉字的，也有非汉字或图形的。

尽管印纽通过照片来展示，印影更是采用漂亮的珂罗版印刷，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印文的释文以及对图形内容的解释。不过该书依然可以说是丝印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之一。

出于更全面的考虑，本书收入了新关钦哉的《探究丝印之谜》和大内丰春的《丝印及其周边》等富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这里就从新关先生的《探究丝印之谜》开始，来介绍其研究成果吧。

图18是新关先生为了考察有关“丝印的用途”和“丝印和高丽印”等问题而使用的研究材料，不过只是择要作整理介绍。

图18-1是宇都宫的成高寺作为镇寺之宝而收藏的“天狗”印。这枚铜印上设计了擅长书法的和尚向天狗伸手，天狗作回礼的形象。据说将盖了此印的纸条贴在门口的话，可以避免火灾，而贴在人身上的话，则对于肩酸或跌打损伤之类有很灵的效验。印文有读成“天犬（天狗）”的，也有误读作“秦”的，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

图18-2是一枚“郑氏”印，来自于肥前的平户原藩主松浦家的收藏品中。虽然有人推测其为中国明末人郑成功（1624—1662，其母亲是日本平户人）的私印，但因为同样印文的印章屡见不鲜，所以可能性不大。

图18-3是松平定信的《集古十种》中所收录的宽政八年（1796）在“伊豆国田方郡韮山於古城迹”中发现的八角印。印文不详。

图18-4是三村竹清所编《不秋草堂印谱》中收录的“关白”印。印文的中心是“关白”二字，其四周环列“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八字。

图18-5是德川美术馆收藏的“关白”印章的照片，这是一枚印面直径达5厘米的大号圆形印章。作为能确认印纽形状的“关白”印章，该印弥足珍贵。

图18-6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驮有灯笼状物的大象”纽形的铜印，印文为“丰臣行长印章”。钤印出的印文是反写的文字，这一点很令人费解。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枚无纽的象牙印，印文也是“丰臣行长印章”，捺印出的印文则为正写文字。

图18-7是关白左大臣近卫信尹所使用的丝印，以及庭园大师小堀远州所使用的印章。分别是朝臣和茶道家所用，印文不明。

图18-8是狩野派的创始人狩野探幽所用印章，收藏于三井文库。

图18-9和图18-10是为考察与丝印的关系而搜集的高丽印（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印纽和叠篆印文资料。根据上述材料可以明显看出，丝印与高丽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印章。

8．梅舒适《丝印集英》（图19）

梅舒适是日本篆刻家协会的理事长，也是西泠印社的名誉理事，他于平成十七年（2005）出版了《丝印集英》一书，用珂罗版的印刷展示了他所收藏的66枚丝印，并附有其撰写的《丝印诸说与私考》。梅先生从开始篆刻时便对丝印有兴趣，分别从博多、京都、福井等地搜集丝印。他所收藏的印章分为汉字印章以及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两大类，印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多种，与图18一样，这里只刊登其中较为典型者。上面是汉字印，下面为非汉字或图形印，其中汉字丝印并未附释文。

9．久米雅雄《关于大阪城遗址出土的圆形印章》《千提寺、下音羽的吉利支丹遗物》《亚洲印章史概论》（图20、图21）

作为大阪府教育委员会文化财产保护科的专职人员，久米雅雄曾从事考古发掘调查及国宝、重要文化财产、大阪府指定有形文化财产等美术工艺品的调查，后受聘为大阪艺术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平成九年（1997），久米雅雄发表了名为《关于大阪城遗址出土的圆形印章》的论文，为了探究从大阪城遗迹出土的“大阪夏之阵”（1615年）的烧土层以前的武家屋住宅遗址中被发现的印章（图20上）的历史特点，将江户初期以前的大和古印、禅僧印、画人印、进口贸易印、武将印、罗马字印一起作为材料来进行丝印研究。如图20中，介绍了“关白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常印”等汉字印章，以及“人物”那样的非汉字或图形印章。

两年后的平成十一年（1999），久米雅雄发表了《千提寺、下音羽的吉利支丹遗物》［《大阪府茨木市、箕面市所在彩都（国际文化公园都市）周边地区历史文化综合调查报告书》］一文，在第五节《千提寺、下音羽中吉利支丹遗物的年代判定和历史状况》中，对从丰臣秀吉时期的大阪城遗址中出土的罗马字印章“Dario”作了解读，并认为在同一时期的大阪天满本愿寺遗址中出土的“坐着的女性形象”（图20下）的丝印，显然是耶稣会的“圣母子像”印章（这一认识的可信性，随着其后对高槻市安满磐手杜神社所藏的供奉品“一之马鞍”的坐木的调查而进一步提高）。平成二十年（2008），久米雅雄出版了《亚洲印章史概论》一书，其中第十章《大阪城遗址出土的罗马字印章——高山飞騨守Dario印解读》中，如图20所示刊登了汉字印章以及非汉字或图形印章。图21则是久米雅雄著《日本印章史研究》（2004年）登载的“织丰时代的罗马字印章（样式变迁图）”。

以上是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以来到现在的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

三、日本丝印研究的成果及存在问题

前文选取了日本丝印研究史上主要的研究者，分别是江户时代的安田箕山、田龙亭、高芙蓉、松平定信、长谷川延年，以及明治时代迄今的横井时冬、三村竹清、吉木文平、会田富康、荻野三七彦、新关钦哉、浅井京子、白取幸子、梅舒适、久米雅雄，从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中摘出图版（一部分为久米雅雄选取原图作分类整理后所编），按照时间顺序作了具体介绍。现在将以上成果作简要总结，列举如下：

（一）日本的丝印研究开始于江户时代的18世纪后半叶前后。（《古铜印汇》）

（二）当时只是被称为“古铜印”，还没有“丝印”这个名称。

（三）安田箕山、田龙亭等的丝印谱的编纂方式是将汉字印和非汉字或图像印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的。

（四）虽然都著录了骑马纽、狮纽、虎纽等纽形的名称，但没有纽图，唯一的例外是松平定信的下总国大寺院堀地所得印纽。

（五）虽然安田箕山、田龙亭标注了“郑氏”“封”“同不害异不伤”“莫”“星”“再拜”等释文，但之后除了“丰臣太阁秀吉公印”“小西摄津守行长印”等一部分外，几乎没有附记释文的。

（六）进入明治时代，横井时冬发表了《丝印考》（1897年），山中共古撰写了《丝印名称考》，学界开始普遍使用“丝印”这一名称。

（七）三村竹清将纽形图像作了系统整理，尝试以纽形为标准对丝印作分类（《丝印百纽》）。这是里程碑式的工作，不过，还是缺乏汉字印文的释文，同时，汉字印和非汉字印也还混在一起。

（八）昭和时代以后，会田富康开始刊布丝印纽形的照片，并分成200多种纽形，15种印面形状，约150种印文，将湖州印和湖州镜联系起来，还拿高丽印与之作了比较。基本上否定了“丝印说”，而提出了“坠子说”，同时也注意到了在文书上按印的情况。（《铸金、雕金、锻金》；《日本古印新考》）

（九）新关钦哉不同意会田富康提出的“坠子说”，认为丝印制作于中国，在足利时代末期，随着与明代中国的贸易输入日本，是在收取货物的时候捺印以证明货物的原产地或品质的印章。战国时代的武将中有不少人喜爱使用，并非坠子之祖。（《印章文化史》、《探究丝印之谜》）

（十）富冈美术馆出版的著作中，有浅井京子、白取幸子两位撰写的《神秘的丝印》一书，其书将市嶋春城收藏、德川美术馆、三井文库、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以及其他个人所藏丝印共499枚，分成了170种。分类沿用三村竹清《丝印百纽》的分类方式，即以纽形区别为标准来作分类，然后附上印文。在提供印纽照片及朱印印文的同时，还刊载了代表当时研究最高成果的新关钦哉的《探究丝印之谜》以及大内丰春的《丝印及其周边》两篇重要论文。即使这样，本书还是明确提出了关于丝印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惹人喜爱的印章，究竟是何时何地被制作出来？为什么有很多的相同的印面和纽形？究竟是做成了印章模样的玩具？又或者是坠子？等等，这些都是这类印章的未解之谜。”

之后，梅舒适出版了《丝印集英》一书，差不多著录了迄今为止大多数丝印的著作。自1997年以来，笔者发表了相关论著，对自大阪城遗址出土的“Dario”罗马字印章作了解读，并对大阪天满本愿寺遗址出土的“圣母子像”印章进行了研究［这两个印章都是与丰臣时期罗马、天主教会有关的吉利支丹（即日本基督徒）印章］，虽然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但还是没有超出丝印研究的范围。在丝印的专题研究方面，正考虑撰写《日本丝印考》来作为开端。

正如此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关于丝印至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采取何种学术的、印学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的线索？做那样的尝试可以揭示什么？以下试对上述问题展开一些思考。

四、丝印研究之管见

以下是有关丝印研究的一管之见，分研究方法、汉字印章与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以及纽形调查所得、丝印系统的渊源、丝印的时代性（制作年代和流行年代）、丝印名称的起源、丝印的功能与用途及其在日本的发展与变化。下面按照以上的次序略作说明。

（一）研究方法

江户时代以后的研究史表明，以往的丝印研究，开始于丝印的搜集和印文的介绍，以及对部分印章的材质、纽形、释文、图形作说明，由明治时代的三村竹清开始将纽形做图像化整理，会田富康开始进一步提供纽形、印面的照片，具有丝印资料集成性质的成果开始逐步积累起来。不过，由于明治时代以来的研究将纽形作为分类的标准，不采用将汉字印与非汉字或图形印分为两类来进行考察，因此形成了将两者混杂在一起不加区分的状况。

丝印中包含了汉字印与非汉字印两大类，这两大类都很重要。特别是汉字印章，对于非汉字的文字印章的考证能提供重要的文字信息。当然，除此以外，对于纯粹是图形的印章的考察并不适用，因为毕竟存在着界限。江户时代以后的“丝印印谱”仍然是汉字印章和非汉字印章混杂在一起，不过，为了推进研究向前发展，笔者在调查了原本之后，将安田箕山的资料（图1）、田龙亭的资料（图2、图3）、高芙蓉的资料（图4）、松平定信的资料（图5）、长谷川延年的资料（图6）等，按汉字印章和非汉字印章做了大致的整理分类后登载出来。明治时代以后的三村竹清等人（图7—14）的研究方法，是以纽形为标准来进行分类，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汉字印章与非汉字印章混杂在一起，富冈美术馆的资料（图15—17）也与之相同。这些都不做加工保持原样予以刊登。不过，梅舒适的资料（图19）是将汉字印章和非汉字印章分类整理，用上下两部分分开登载。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同一纽形的丝印中，既有汉字印章，也有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两者属于同一性质的印章，如同货币的铭文与图像那样不可分割，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要想成功地对丝印作综合研究，必须将汉字印章的考察，与非汉字或图形印章的考察以及纽形的考察的结果结合起来。

（二）汉字印章调查所得

丝印中的汉字印章显然占了多数。对印文内容略作整理，可以看出，“大明”“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与时代和地区有关，“郑氏”“关白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丰臣行长印章”是著名人物及吉语，“封”“再拜”“封信”与密封、通信有关，“同不害异不伤”“同不害正异不伤物”“不害正不伤物”具有平安祈祷、辟邪、护符的作用，“文行忠信”“莫”反映的是道德和伦理观，“星”则可能暗示与宗教或信仰有关。受人关注的是，印文为“大明”“湖州”“郑氏”的，应该是中国印章，而印文是“关白”“丰臣行长印章”等的，显然属日本印章。

（三）非汉字或图形印章调查所得

非汉字或图形印章的数量也很多。其中可以分辨出含有中国元素的“龙”“龙弄玉”“庄周梦”等，带有基督教意味的“圣母子”“十字”等，以及“驹引（驹牵）”这样的日本图形。像“荷兰帆船”“VOC”“柬埔寨国鸟”等印章，虽然不属于丝印，但它们反映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通商以及与柬埔寨国王的外交关系等，对于研究使用丝印的环境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可以推想，当时是一个超越了汉字文化圈的，包括中国、日本、欧洲、印度、柬埔寨等更广范围的国际舞台。

（四）纽形调查所得

纽形也能很好地反映文化的交流圈。纽形多种多样，分别有龙、虎、龟、鯱、马、羊、狮子、昆仑人、骑象人、大黑天、寿星、蛭子等。从这些不同的纽形可以看出不同地域的特色，由此可以了解到亚洲丝印文化圈地域的辽阔。

（五）丝印系统的渊源

那么，这些拥有亚洲各地特色的“丝印”，究竟源于何处？以下尝试追溯其系统源流。

正如拙著《日本印章史研究》一书中所叙述的那样，在日本印章史上，自古以来的主流是“孤纽”和“莟纽”，中古以来是“花押”的时代，从室町时代开始到通过遣明船进行明日贸易（1404年）以前，可称为“丝印以前史”，未见有丝印。直到天文十六年（1547）以前，从日本输出的物品有刀剑、硫黄、铜等，而输入日本的则有铜钱、生丝、丝织品等，在禅僧印、画家印、武将印中，很难看出丝印的谱系来，因此，丝印不可能起源于日本。

朝鲜有所谓的高丽印，根据来自于会田富康的图14以及来自于新关钦哉的图18-10来看，无论是纽形还是印文，都不会是丝印的渊源所自。

丝印中，有大量“郑氏”“封信”“同不害异不伤”“莫”等汉字印章，此外，在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中，也能见到像“龙弄玉”“庄周梦”印等描绘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或故事的印章。丝印会不会是发源于中国呢？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印章史重新作考察。

查阅中国印章，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材料。翻开杨广泰编选的《宋元古印辑存》，便能见到上面登载着与富冈美术馆图录所登载的“TS合字印”人物纽（图17右下）相似的人物纽。相关的著录为“印文：失；质地：铜；质量：20克”。在孙慰祖所著的《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一书的彩色图版4中，列举了同一类的两例人物纽，分别著录为“夹”（辽,印面长方形）、“李”（辽,印面八角形）。在同样为孙慰祖所著的《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中，对“辽代私印”的人物纽（契丹字“夹”铜印，上海博物馆藏）作了介绍（图22左上），这一人物纽与富冈美术馆图录所登载的“TS合字印”人物纽（图22左下）非常相似。

《唐宋元私印押印集存》所附彩色图版12中，刊登了一枚与梅舒适所藏的“兔形印”（图19左下）非常相像的，也称为“男女兄妹纽”的铜印。《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中，也登载了一枚著录为“元，八思巴字‘福’印，上海博物馆藏”（图22右上）的印章，其纽形与梅舒适氏所藏的“兔形印”（图22右下）相似。由以上这些材料，可知丝印的渊源，可追溯至辽宋元时期，丝印不只有汉字印章，也有非汉字或图形印章，涉及元素不仅来自中国，还覆盖中亚到西亚，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地。到了明代，虽然政权有所更迭，但其历史文化的本质与组成却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的局面还继续存在着。这一点对于解开中国印章与“神秘丝印”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基本可以肯定，丝印的源头，应该是辽宋元以来具有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传统的中国印章。汉字丝印和非汉字或图形丝印的特点，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六）丝印的时代性：制作年代和流行年代

那么，怎样才能判定丝印的时代性呢？对于其时代性，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分别作考察，即铸造或者说是制作年代和流行年代（使用年代）。关于流行年代，特别要注意区别对待“丝印在当时社会具有实际功用”还是“纯粹出于兴趣而被看作珍贵的收藏对象”两种不同的情况。正如本文开头所介绍的《国史大辞典》上有关“丝印”的定义那样，人们一般都认为丝印的年代为“15世纪，从中国的明朝随着生丝而输入”，但是如果从丝印的渊源进行考察，便可以发现其年代相当于宋日（宋代中国与日本）贸易以后至明日贸易期间。

自从平安时代的时平清盛（1118—1181）为了牟利，整理濑户内海航道，修筑大轮田泊港口，承认自由贸易以来，宋日之间的贸易随着渡宋船的增加以及金、硫黄、刀剑、漆器等产品的输出，输入了大量织物、香料、陶器、书籍、铜钱等。

明日贸易是通过室町时代的勘合船（指持有明朝政府向日本颁发贸易许可证“勘合符”的遣明使船）所进行的贸易。1401年，足利义满（1358—1408）开始派遣遣明使。1404年，由明使带来所谓的“勘合符”，此后，凡是幕府正式派遣的船只都携带勘合符而航行，因此与之相关的贸易也被称作“勘合贸易”。应仁之乱（1467—1477年）以后，拥护大内氏的博多商人与拥护细川氏的堺商人大量从事于此。1523年后则被大内氏独占其权益，一直到1551年大内氏灭亡。输出品有刀剑、硫黄、铜等，输入品则有铜钱，后来变成生丝以及丝织物等。

16世纪后半叶的安土桃山、江户时代初期，由丰臣秀吉开始后为德川家康所继承的持有朱印状（指异国渡海朱印状，持此可允许出海贸易）的朱印船贸易，迎来了最为兴盛的时期。京都、堺、长崎等地的商人以及西国大名、幕府官员热衷于此，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著名的有暹罗大城的山田长政等）则负责卸载和推销货物。当时出口的是银、铜、硫黄、樟脑等，进口的是生丝、丝织品、绵织品、鹿皮、砂糖等。航行所及则有今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地。然而，随着宽永十六年（1639）“锁国完成”，这样的贸易也走到了尽头。1604年，以堺、京都、长崎以及后来江户、大阪的商人为主，创立了名为“丝割符”的生丝进口制度（将进口的生丝定好价格统一收购，然后再分配给每个商人）。到了1655年，“丝割符”制度被废止，改为直接交易，1685年又再度实施“丝割符”制度，前后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由此可见，从15世纪开始到17世纪，是丝印的兴盛期，特别是自丰臣秀吉时代到德川家康时代达到高潮，也就是说，自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叶是其全盛时期。自德川家光（1604—1651）的宽永锁国以后，与其原始的性质相比，丝印虽然渐渐有所改变，但还是继续存在使用着。

上述观点，由丝印上所铸的王朝名以及人物名等材料基本可以证实。如图2的铜印虎纽“大明”表明的是王朝名，图2的铜印骑马纽“郑氏”、图5的“丰臣行长印章”等，显示的是当时的执政者或有名的人物。另外，当时爱用丝印的人物，分别有图14的大藏弥卫门，图18的近卫信尹、小堀远州、狩野探幽，这些都是活跃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人物。

不过，图14中的圆山应举是一位生活在享保至宽政时期的人物，其时距离丝印兴盛期已过去了约100年。这一时期的丝印，如安田箕山的《古铜印汇》以及田龙亭的《古铜印谱》中所命名的那样，被称为“古铜印”。与当时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铜印”不同，“古铜印”已完全脱离实际的社会活动，只是被当成了珍贵的收藏对象而已。虽然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实际功能的丝印”，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收藏对象的丝印”，最终都会“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同一范畴”，但是，分清它们的差异，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态度与见识。应该注意的是，16世纪后半叶以来，特别是17世纪前半叶“锁国完成”以后，在日本改变了功用的丝印，具有了更多的新内涵。

（七）丝印名称的起源

丝印名称的起源究竟如何？正如在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中所看到的那样，现在被称为“丝印”的这种物品，在江户时代的安田箕山《古铜印汇》、田龙亭《古铜印谱》中，都被命名为“古铜印”，源惟良敬撰高芙蓉《芙蓉轩私印谱》称之为“铜印”，“丝印”这样的名称，在当时还难以见到。到了明治时代以后，横井时冬《丝印考》、山中共古《丝印名称考》、三村竹清《丝印百纽》等著作中开始出现“丝印”的名称，因此，将“丝印”这一名称误解为由明治时代以后的学者、研究者所命名的新名称，也是情有可原的。

如同大内丰春先生在《丝印及其周边》中指出的那样，丝印名称起源于明治时代的说法是错误的。翻开日置昌一所著《“话”之大事典１》一书的“丝印之始”部分，可以看到如下解说：“从明朝进口生丝作为织物的原料时，开始在每一斤丝上添加一个铜印作为交易的凭证，因为其形状和字体都非常风雅，其后也多被用作文具。”其后又引用江户川柳的“有丝印的桌子的一侧有猫在午睡”作了进一步的介绍。由此可知，在天保年间（1839—1844年），“丝印”这一名称，已经在普通百姓间被广为使用。由于这位川柳所描写的是“桌子上面放着丝印”，因此可以看出丝印已失去了原来用以验证的功能，而被视同文具放置于身边的事实。“丝印”并不是明治之后才被命名，而是早在江户时代便已存在，同时还可以看出，“丝印”这一名称实际上是一个反映了其在生丝进口过程中所具有的原有功能的名称。

（八）丝印的功能与用途及其在日本的发展与变化

下面想要说明的是，日本丝印的功能与用途及其在日本的变迁等方面的相关要点：

1.由于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丝印”这样的名称，因此，这种铸造印本来与“生丝”的进口有关，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是广为人知。

2.根据印文作“大明”“湖州真石家”等字样的丝印，可以推断，丝印曾作为明代生丝中品质最好“湖丝”的产地湖州的品牌标志。

3.可以在《资治通鉴》等书中见到的“同不害异不伤”“不害正不伤物”等字样的印文，很可能是祈祷贸易过程中的航海者及货物安全的护符印。

4.印文为“封”“再拜”“封信”“符”等的丝印，应该是在具体的书信、勘合符、丝割符等上面所使用的印章。

5.“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文行忠信”“莫”之类的印文与吉祥语、伦理道德以及禁忌有关系。

6.“圣母子像”“十字”等印章应该是基督教的宗教印，而“星”印或“由海蛇座的七星组成的南方星宿”印，也可以认为属于宗教印。

7.“关白”印章（羽柴秀吉的关白任命在1585年，其太政大臣的任命以及赐姓丰臣则在1586年）、“丰臣（小西）行长”印章（行长为堺地区的豪商小西隆佐之子，是秀吉的心腹，也是吉利支丹大名之一）、“郑氏”印等为姓名印章的一种，不过由于这一类的丝印往往有多颗印文相同者同时存世，所以可以推断这些印章并不是当时人一般使用的印章，而是“关白”“丰臣（小西）行长”“郑氏”等人对于其心腹之人“论功行赏”时所一起赏赐之物（与当时丰臣秀吉等赏赐金银时的情形一样）。

8.在日本，有被尊信为可以带来福佑的“七福神”。纽形中的“大黑天”，是印度的印度教中的西瓦神（Mahaa-kaala）化身与日本的大国主神的结合产物；而“寿星”，则是道教之神，即由南极星化身的南极老人（日本的白须明神）；“蛭子”是指生活在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之间的“大渔追福”之神。这些都是与保佑商业繁盛及五谷丰登有密切关系的神祇。此外还有“昆仑人”等，都深刻反映出当时亚洲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思想、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交流与传播。中国的“龙弄玉”印，与“求雨”有关，而日本的“驹引（驹牵）”印，应该是与江户时代出现的“绘钱”（指日本民间为祈求钱财而制作的铜钱形物）中的“驹引钱”（祈求财源广进的民间信仰）出于同样想法的产物。

9.有关丝印的功能与用途在日本的变化，下面利用一些近年新发现的材料作几点补充。

图23是从平成三年（1991）发掘的大阪府阪南市所在饭之峰畑遗址出土的狮子纽铜制丝印，印文作“莫”，与16世纪后半叶的禁忌有关。

图24上是大阪府高槻市所在安满磐手杜神社的“一之马鞍（青贝水平鞍）”和坐木下的年代和雕印。图24下是大阪市《天满本愿寺遗址发掘调查报告》作为“坐女像”介绍的丝印（印面直径2.4厘米—2.6厘米，高1.8厘米，长方形板状的底座上带有扁平的纽，上面有直径约３毫米的孔），所附印文虽然有白文和朱文的区别，但应该是同一个印的印面与钤印。说到高槻，自元龟三年（1572）以来，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吉利支丹大名高山右近作为高槻城主的领地，直到天正十三年（1585）转封为明石城主，这里一直是其活动的中心区域。高山右近先后服事过荒木村重、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天正十五年（1587），高山右近因丰臣秀吉颁发“传教士驱逐令”而被除封。到了庆长十九年（1614），又因江户幕府德川秀忠的禁教法令而被流放到马尼拉，第二年因病去世。带着高槻磐手杜神社所收藏的庆长十三年（1608）“圣母子像”雕印（白文）的“一之马鞍”的奉献物资料，是当时大名级隐藏的吉利支丹遗物，因而被认为是珍贵的雕印。“圣母子像”为供奉者是吉利支丹这一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图25是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供奉西国叁拾叁所纳经》上捺印的大阪府和泉市卷尾山大悲殿“佛法僧宝”印章和施福寺执事的“莫”字印章。阪南市出土的狮子纽印钤印出同样的“莫”字，只不过上下颠倒了，这恐怕只是与纽的前后方向相关。这可能是古老罕见的丝印被赏玩，并作为执事印而被使用的例子，毕竟“莫”字能让人想起宗教方面的禁忌。

五、结语：今后的课题与展望

《日本丝印考》这一课题，叙述了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丝印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及有待解决的问题，介绍了笔者关于丝印研究的一些认识，即将汉字印章和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以及纽形等诸要素结合起来作综合考察。据此可以具体了解丝印在日本的系统、时代性、名称起源、功能与用途以及丝印文化在日本的发展与演变。自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可以算第一阶段。江户时代初期从1639年“锁国完成”开始到幕府时代末年向美国、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开埠为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幕府时代末期开始到明治时代以后可以称第三阶段。随着从勘合贸易、朱印船贸易的时代向锁国时代的发展，丝印也逐渐演变成为具有日本意味的物品。丝印的使用，包括姓名印与赏赐品，贸易印和通信符，为人身生命与物品的安全祈祷的护符、吉语印、宗教印等，无不与日常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或被作为与“七福神”有关的祈求财富的器物，或被作为书镇使用，甚至作为坠子的原型。

根据大英博物馆刊行的《Netsuke》（2014年）所载，坠子开始出现，应该是18世纪以后。早期的制作者，如京都的正直、冈友，大阪的根来宗俅等，在当时制作了以“福禄寿”“龙与玉”“象与人”等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丝印刻意制成纽形与印文相一致的样子。19世纪时，涌现出了如大阪的大原光广（1810—1875）、怀玉斋正次（1813—1892）、春江斋潮月（1826—1892）等制作大师，留下了“打哈欠的达摩”“横卧的山羊”“瀑布下的文觉上人”等著名的作品。不过，坠子是没有印面的，即使坠子可能源自丝印，但要说坠子就是丝印，那是很难成立的。

至于今后的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有必要根据纽形来作详细的分类及编年工作。图22所示孙慰祖先生著录的元代八思巴文字“福”印，与梅舒适先生所藏的“兔形印”，虽然有着同样的“男女兄妹纽”，但精致程度完全不同，梅氏的藏品应该更晚，因此，纽形分类的精度也有待提高。（2）印文中的“不明文字”以及图形中意义不明的“图形”有待作出解读或解释。（3）《古铜印汇》、《古铜印谱》都附有释文，而《芙蓉轩私印谱》以后反倒都没有解说，今后，想必不会再有不附上详细释文的了吧。对已作出解释的满足与骄傲，不知不觉被那些未解的文字和图形消解了。今后，应该自觉为求得确切的理解与成果而持续努力。

最后，衷心祝愿印学能够日益发展。

参考文献

［1］［日］荻野三七彦：“丝印”，《国史大辞典》第一卷，日本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

［2］［日］新关钦哉：《丝印之谜》，《史窗馀话》，日本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

［3］［日］安田箕山：《古铜印汇》，1766年版（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水田纪久先生旧藏本写）。

［4］［日］田龙亭：《古铜印谱》，1772年版（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水田纪久先生旧藏本写）。

［5］［日］源惟良敬撰高芙蓉：《芙蓉轩私印谱》，1786年版。

［6］［日］松平定信：《集古十种》，1800年版。

［7］［日］长谷川延年：《博爱堂集古印谱》，1857年版。

［8］［日］横井时冬：《丝印考》，《考古学杂志》，1897年。

［9］［日］山中共古：《丝印名称考》，《集古会志》，19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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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日置昌一：《丝印之始》，《“话”之大事典1》，日本万里阁195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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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会田富康：《铸金、雕金、锻金》，日本理工学社1975年版。

［14］［日］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日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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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大内丰春：《丝印及其周边》，《神秘的丝印》，日本富冈美术馆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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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久米雅雄：《千提寺、下音羽的吉利支丹遗物》，《大阪府茨木市、箕面市所在彩都（国际文化公园都市）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综合调查报告书》，1999年。

［23］［日］久米雅雄：《日本印章史研究》，日本雄山阁2004年版。

［24］［日］久米雅雄：《亚洲印章史概论》，日本锡安印章文化研究所2008年版。

［25］杨广泰：《宋元古印辑存》，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26］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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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千田康治：《安满磐手杜神社所传马具调查》，《高槻市文化财2014年年报》。

［29］［日］田中早苗：《大阪府阪南市所在饭之峰畑遗址出土的狮子纽铜印》，2016年。

［30］［日］高円宫妃久子：《坠子：方寸之间的日本传统工艺》，《大阪艺术大学平成20年度讲义录》，2009年版。

［31］［日］东京国立博物馆编：《坠子：高円宫收藏》，2011年版。

［32］Noriko Tsuchiya, Netsuke,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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