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子》原典看清华简《治邦之道》的训释，兼与魏栋先生商榷|墨者永在行

　　今日有幸拜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魏栋先生《关于清华简<治邦之道>篇的补释》。在学界一般认为《治邦之道》与墨学思想关系密切，所以作为新墨家一向关注学界对该篇的研究训释，同时对该篇与墨学思想的关系持谨慎态度。魏栋先生对该篇部分文字进行了考证和释义，为阅读和理解清华简《治邦之道》篇提供了非常好的补充和借鉴。基于此，建立在魏栋先生的研究之上，新墨家将提出某些不同的见解，以求魏栋先生及学界师友提出批评指正。

　　“譬之人〈女—如〉草木而正岁时”彼天下之锐士之远在下位而不由（训为被任用）者，愈自固以悲怨之！彼圣士之不由，卑（譬）之犹岁之不时，水旱、雨露之不度，则草木以及百谷曼生，以不成。彼春夏秋冬之相受既顺，水旱、雨露既度，则草木以及百谷茂长繁实，无衋以熟。故卑（譬）之人草木，而正岁时。（简5—7）

　　诚如魏栋先生指出：上引简文的大意与结构十分明确：将“圣士”的被任用与否与“岁时”（即收成）、“草木以及百谷”的生长情况相譬喻。而且，“彼圣士之不由……以不成”，与“彼春夏秋冬之相受既顺……故卑（譬）之人草木，而正岁时”，是相对设辞。前句将“圣士之不由（不被任用）”譬喻为“岁之不时”，是消极设譬，后句则从积极方面设喻，将“圣士之由（被任用）”譬喻为“草木而正岁时”。

　　关于本段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以及魏栋先生关于“譬之人草木”中的“人”字的考释，新墨家表示完全赞同。该段文字所要表达的思想与墨学的《尚贤》《亲士》等篇所表达的思想大体一致，即推崇贤者在位，则可以很好的有利于天下百姓。在墨学的《亲士》篇，墨子指出，“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以及在《尚贤》篇通过尧舜禹汤的事例指出，“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两相对比，《治邦之道》该段文字与墨学尚贤思想都用了正反两种方式来说明贤者在位的重要性。《治邦之道》用的是比喻，而墨学则是用的历史典故，比喻与历史典故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关系。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该段文字，对照墨学思想还是存在某些差异。比如该文指出“彼天下之锐士之远在下位而不由者，愈自固以悲怨之！”这种“在下位而不由，愈自固以悲怨”的态度则非墨家思想中的态度。在墨学《亲士》篇，我们可以看到墨家的基本态度，“君子进不败其志，内（退）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墨家的主张显然不会因为不在位而感到“愈自固而悲怨”。相反，即便在位，如果不能“行义”也会弃之。这一点可以从墨子和高石子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墨子曰）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墨子，耕柱》）所以通过《治邦之道》该段与墨学对比，会发现存在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态度或者说立场，这一点也应当引起重视。

　　“察其信者以自改，则祸敝”毋恶谣，察其信者以自改，则（过）（蔽）。毋以一人之口毁誉，征而察之，则情可知。毋骄大以不恭，和其音气与其颜色以柔之，则众不贱。（简10、11）

　　按照这样的整理，参考魏栋先生的解释，该段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必厌恶谣言，审察其中可信的进而自我改正，那么过错就小了。不必仅依靠一个人的言辞而去诋毁或赞誉，而应当广泛征取意见并察验，那么真实情况就可以清楚明白了。不要骄傲自大无礼，而用和颜悦色的态度来安抚，那么就不会被众人轻贱。与魏栋先生不同的是，我认为，“则众不贱”的“贱”，不必训为“残”也可读通。该篇名为《治邦之道》，应当是针对上位者讲的，其要表达的意思是上位者应当有兼容宽厚的品德，这样的话，就可以少有过失，而不被众人轻贱。为什么是被众人轻贱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相反的角度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骄大不恭”说话时颐指气使自然就被众人轻贱。

　　被众人轻贱，在墨学《所染》篇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轻贱上位者不单是墨学思想，在儒家，孔子也曾有类似主张。《论语》记载，子贡问士：“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对照墨学思想，本段大意与墨学的《修身》篇比较接近：“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是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

　　“古（罟）毋慎甚（勤），度其力以使之，饥滐（渴）、寒暑、劳逸，和于其身。古（故）毋慎甚（勤），服毋慎甚美，食毋慎甚（）故资裕以易足，用是以有余。（简12、13）

　　按照整理，参考魏栋先生释义，本段大意为：古人（上位者）使民谨慎，不过分劳民，而是依据其自身能力状况而使，饥渴、寒暑、劳逸结合，使之符合其身体状况。所以，谨慎用民，不使其过度劳作；衣服不过度追求美丽，饮食不过度追求享受，如此的话，则可以物资生产的丰富而容易满足，虽然不停消耗物资却可以有所节余。与魏栋先生不同，我认为“慎”可以理解成谨慎，慎重的意思。《说文》慎，谨也。而“甚”则是极致，过分的意思。对照墨学，《非乐》篇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所以执政者应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由此在《辞过》篇提出不能“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如此的话，则可以“士民不劳”而“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所以，魏栋先生认为的“身”不宜“勤”，“食”不宜（），很显然，如果是“身不宜勤”，就会与简文“资裕”（即物资充裕）、“用是以有余”的结果相背离。这样的看法并不十分确切。因为，根据简文，不是不“宜”勤，而是不使过分劳动，而能劳逸结合；不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可以“资裕”“有余”。

　　最后关于“谨路室，摄洍（圯）梁”的部分，极其赞同魏栋先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