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边防军事实力不强，所以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军事训练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人说：“军无练习，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军事训练有密切关系。但东汉立国后，鉴于翟义借都试之日起兵反莽的教训，出于控制地方异己势力作乱，配合当时的军制改革，故于建武六年（30年），明令宣布“无都试之役”。

“都试”一词，在文献中有时称“校阅”，在汉简中称“秋射”。这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也是对军队作战能力的一种考核和检验。在西汉一代，无论中央军或地方军，每年秋季都得举行一次。这种大讲武、大校阅的场面非常隆重壮观。都试的科目，因地而异。在设有楼船的郡国，演习行船水战；北方一些郡国则采取骑兵行射或巡行障塞的形式，有的还行“校猎”，用近于实战的狩猎形式进行演习，以考核士兵的训练程度及材力。

所以，《汉旧仪》说：“岁终都试之时，讲武勒兵，因以校猎，简其材力也。”这种对士兵的考核、军事演习，一般都在郡治举行，由郡守、都尉负责，县令、长、丞、尉皆得参加。但东汉时期，由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主办都试的郡国都尉被罢了，都试主要对象即应征服役的材官、骑士等也被罢了，故都试之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可能。都试的被废除，也就意味着士兵定期进行训练、演习的制度被取消了。一句话，过去那种“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的情况，也成了历史。

军事训练从来就是为一定的战争服务的。它无不坚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的原则出发。面对东汉军队“无都试之役”的情况，当时就有不少人进行评议。如郑太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荀悦也说：“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几尽。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郑、荀二人都明确指出，东汉由于罢都试，“不教民战”，人们“忘战日久”，缺少军事训练，所以“不能为害”，军队战斗力不强。

东汉军队的另一重要之点，就是士兵自身的素质很差。前面讲到，刘秀罢材官、骑士，废除更戍役制后，征兵制已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其兵源主要来自招募，军队通常由募兵所组成。随着招募范围的扩大，人数不断增多，官方往往不暇选择。于是招募来的士兵成分日渐复杂。

其中除农民之外，还有其他各色人员。如：“伤人偷盗者”、“亡命奸臧”、“剩轻剑客”、“商贾惰游子弟”，“弛刑徒”、“杂种蛮夷”等。这各色人员招募到了部队后，使士兵的素质显著下降。首先，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有奶便是娘，而且多有“趁机掠劫”之行。东汉统治者招募士兵，往往靠财物为诱饵；而应募的亡命奸臧者流，亦往往“意在抄掠”，“暴横民间”，“私自润入”，“不恤军事”。再一表现就是军风败坏，不讲戎阵。

史称：“旧时（指东汉）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稀）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撇，则三面并荒扰”。由于临阵招募，对士卒既不简练，不讲戎阵，又不务营佃，不修器械，军纪十分松弛。此种情况，东汉后期尤甚。

由于军队缺乏必要的训练，加之募兵素质差。所以出现“外之士兵不练，内之士兵不精”。“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军队的战斗力明显削弱。查东汉一朝，武官出身于文吏者为数甚多。赵翼说：“东汉功臣多近儒。”不仅东汉初的邓禹、冯异、贾复、耿弃、祭遵等人“好读书”、“通经术”，后来成为将军，到东汉后期的武官，更是文吏出身者居多。

如牟融“少好学，名称州里”而迁为太尉，桓焉以“明经笃行，有名称”，而代王龚为太尉。在有史可查的五十多任太尉中，先文后武者占有很大比例。至于掌握地方军权的太守、令长，也往往多为“四方学士”，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的。

文吏掌兵，有利于皇帝集中军权，统一指挥，防止骄兵悍将，“拥兵专制之虞”。但是，在这些文人学士中，除部分有识之士能匡正时弊外，有相当多的人乃通常只知经学章句，不懂兵要，甚至在观念上轻视军事。如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戴符之礼，息战阵之法，故猾贼纵横，乖此无备。”由于他们主张“武功宜废”，不要武备，故反映在边防问题上也就多被忽视，最终未能形成巩固的边防。

首先一个表现，是边防指导思想保守。刘秀在位时，边防政策上以保境安民为宗旨，重守而不主攻。自明帝以后，边防政策虽有变化，但在“以柔道行之”的方针指引下，边防政策仍较保守。当时，由于“疲驾守境，贪残牧民”。“令长守相，不思立功”，故对边境的防务，并没有落到实处。同时，面对羌胡的进犯，往往推行以“恩信招降”的政策。

如安帝元初元年（114年），“零昌遣兵寇雍城，（庞）参以恩信招诱之”。永和年间，大将军梁商面对匈奴的进犯，也上书顺帝宜以“恩信招降”。但这种政策，并未收到什么效用，有时反而“招致乖叛”，使羌胡犯边愈演愈烈。因为在边防战略上不图进取，故“羌戎溃叛，不由承平。”

其二是边防武装力量单弱。自从“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取消了西汉的戍卒制度后，在边境地区，主要利用弛刑徒或少数民族兵从事防守。当时尽管汉廷在边境驻有度辽营、象林兵、渔阳营等，但基本上也多由招募的弛刑徒或“夷兵”组织起来的，而且这些“营兵”，后备力量薄弱，兵力也不多。特别是允许刑徒携带家属同往边境，很难适应边防战争的需要。由于“边郡守御之兵不精”，边防军事实力不强，所以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三是边防工程建设不力。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从公卿大夫到州牧郡守，“率多怠慢”、“不恤公事”。又他们多是内郡之人，“无守战意”，没有坚守边防的打算，故当时对亭障、烽燧等边防工程的建设不够重视；军事屯田时置时废，屯田点及屯田人数也比西汉少得多。

边郡的“太守令长，畏恶军事”，每有战急，乃“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由于没有巩固的边防，又未能“因俗而治”，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酿成长期边患，使边境地区“岁无宁日”。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的犯边有20余次，羌人犯边近40次，鲜卑犯边达30余次。

至灵帝立，幽、并、凉三州，无岁不被寇抄。这种情况，不仅百姓遭殃，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且战争消耗量很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军费负担。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