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这样评价他。连梁启超都说他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他就是张居正。
和历史上其他及其有才的人一样,据说张居正五岁就能识字,七岁能知道六经大致的意思,十二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十三岁就参加了乡试。在封建时期的古代,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没人能中得举人。而张居正十六岁就考中了举人。1574年(嘉靖二十六年),这一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就考中了进士。
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之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明朝初年的时候,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除了丞相,设置了内阁,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在张居正刚刚成为首辅的时候,明神宗朱翊钧还年幼,很多事情都不能自己拿主意,朝廷里面的一切军政大事都是由张居正裁决。
张居正刚刚进入内阁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明朝流民四散,国库也时长亏空,而且北方鞑靼举兵中原,造成了“庚戌之变”。男方土司争权夺利,“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这是外患,再说说内忧。
内阁的内部政治斗争一天比一天严重,自从严嵩倒台之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事情的很多事情: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蒙冤获罪的朝臣恢复官职。这一系列的举措,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同,为张居正后来开展大量的工作做好了铺垫。
在政治方面。1570年,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当时还是首辅的拱因为经常的口无遮拦惹得万历的生母李太后的不满,再加上秉笔太监冯宝对高拱也不满,经常向李太后进谗言,最终,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将高拱发配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张居正这个首辅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做了很多的事情。
1573年(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奏书中有以下两条:
1 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2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推行考成法,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成效,张居正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张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严格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一律裁撤。同时,张居正有广泛增添人才,题跋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
军事上,张居正用戚继光镇守蓟门,李成梁镇守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在经济方面,张居正清查赋税,实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在首辅任职的这十年,做了的事情还有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就连顺治都遮掩评价张居正:“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赵先生认为,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在我国封建社火后期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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