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两部“制度困局”作者）
引言
长期以来，主流科学家都说“地震不能预报”，而事实上，在大地震的短期或临震预测方面，主流科学家的确无能为力。（但他们的中长期地震预测做得不错，中国地震学家尤其如此。）
从方法论上看，主流科学家（包括主流地震学家和专家）对于地震短临预测的困境源于他们所使用的数理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线性思维模式。
由伽利略、牛顿开创的数理研究方法强调分门别类，层层深入，细致分析，精确计算。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精确的数学模型成为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然而，精致的研究和精细的分工容易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线性思维模式，深入细节的科学家往往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比如，DNA研究人员有可能不知道生命是怎么回事。同样，一门心思探索危险断层物理细节的主流地震学家，往往对地震缺乏整体认识，对地震短临预测一筹莫展。（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176页）
线性思维，是一种直线、单向、单维、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思维沿着一定的线型或类线型轨迹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线性思维制造了如下幽默：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用圆珠笔写不出字来，于是航天局拨专款秘密攻关，搞出“太空笔”。庆祝之余有位官员突生疑问：苏联宇航员在太空中写字用什么笔？精干的特工很快弄回了答案：铅笔！
李尚勇：《笔者亲历：线性思维模式会害死人》
笔者的生死求医经历，可以为主流科学家基于数理研究方法且以“分门别类、层层深入、细致分析、精确计算”为特点的线性思维模式的缺陷作一个极好的注释。
今天，在闯过生死关以后，笔者终于知道，自己在年轻时就埋下了阑尾炎的隐患。
我这人天生与众不同，一般人的阑尾炎发作都是右下腹疼痛，而我却是左上腹疼痛。这让一个个经验老道的内科医生都误入歧途（这包括我的做内科医生的父亲）。20多年来，他们都把我的阑尾炎当成胃病或肠痉挛治疗。因为胃肠道要消炎，阑尾炎也要消炎，所以前些年，针对胃肠道的消炎也治好了阑尾炎。
随着年龄增大，胃肠道消炎药对阑尾炎不起作用了。阑尾炎开始一次次引起左上腹巨痛，几乎每次急性发作都不得不使用“杜冷丁”王牌止痛药，而且，发病的周期从四五年、二三年逐渐缩短到几个月。
近20年来，N多医院的N多医生让我做了一次次检查，除了阑尾，我的腹腔内所有脏器都至少被检查了一次，有些器官（如肝胆脾胰）被检查了N多次，有些检查还是最新的高科技仪器。甚至，医生还“动员”我将没有大结石的胆囊也切除了。但医生们仍然不得要领，没有找到病灶。住院、治疗的“诊断”栏里大多填写着“腹痛待查”，或者是医生主观判断的胃肠痉挛之类的诊断。
2013年，我的左上腹再次巨痛难忍，并再次住进了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又先后两次使用了常规止痛针（止痛效果较差）。由于再也找不到还需要检查的器官（除了阑尾），医生安排次日再次作胃镜检查，说是上次胃镜检查已过了好几年。深夜，遭受着巨痛折磨的我，突然对这些内科医生这些年的诊断产生了怀疑：“我每次都找内科医生，他们都在内科范围内下诊断，会不会误诊？”于是，我终于做出了日后能够“自救”的重要决定：次日去“急诊科”，看看那些“多面手”全科医生怎么下诊断。
第二天清晨，我假装初次就诊，请急诊科医生诊断。他很快排除了“内科”嫌疑，初步诊断为阑尾炎。虽然，随后的“B超”检查已经看不见阑尾状况（因病情拖延，阑尾已被下腹部水肿充气遮挡），但他还是果断地将我转至外科。于是，我那“隐藏20多年”的阑尾炎终于被外科医生逮住了。
为了能够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说服内科医生，我在外科保守治疗（输液消炎）5天后，又去做了“B超”检查，最终确认是阑尾炎（下腹部水肿充气消失后，阑尾的炎症表现显露出来）。
出院时，外科医生告诉我，等几个月身体恢复适合做手术时，做一个“择期手术”，将阑尾切除，以绝后患。
可是，当年我的《人口困局》一书正在编辑修改过程中，而出版社又催得紧，所以计划中的阑尾手术始终没有做成。
2014年1月，该书出版上市，我也决定春节后做手术。但阑尾炎没有给我时间，它在正月初四提前复发。因为左上腹巨痛前朋友请我吃过“火锅”，所以我误以为这次腹痛是胃痛，于是，深夜仍然去了“消化内科”。内科医生照例安排我住院常规检查，尔后输液消炎、打止痛针。
由于近些年反复发病，用了许多抗生素，体内细菌产生了抗药性，常规抗生素已经不起作用，所以常规输液消炎并没有减轻我的腹痛。在治疗没有效果且备受疼痛折磨几小时后，我意识到这不是胃痛，而是阑尾炎复发了。于是，我与内科医生沟通，讲述了我的病史，希望他们能够请外科医生会诊。开始，内科医生置之不理，后来，我告诉他们“右下腹已经出现‘反跳痛’”（“反跳痛”是阑尾炎的典型症状），他们方才请来外科医生。但遗憾的是，这位外科医生听完我的病史后，仅做了初步检查，便否定了我的意见（怀疑）。于是，我仍然留在“消化内科”忍受那难忍的疼痛，内科医生为此又给我打了止痛针。
当晚午夜过后，止痛针药性消失后不久，我的左上腹巨痛突然“转移”到了右下腹。这时，距离我发病腹痛已经2、3天了。我知道，我的阑尾炎已经确定无疑，且病情已经加重。我立即请来内科值班医生，甚至也惊动了内科主任。我告诉他们我腹痛“转移”的情况，并请他们赶快找外科医生来再次会诊。
这次，来会诊的是外科主任，他听我说完曾经被医生无数次误判的病史后，只做了简单检查便基本认定了我的阑尾炎“诊断”。由此，我终于“死里逃生”。
若我完全没有医学知识，继续让内科医生按照他们的“线性思维模式”治疗下去，其结果就是阑尾穿孔导致腹膜炎。更要命的是，我这被误诊的腹膜炎在内科医生那里极有可能得不到及时的“对症治疗”（前面提到过，他们使用的常规抗生素对我已经不起作用），很快就会危及生命。事实上，当我的腹腔被手术医生打开后，他们看到，我的阑尾已经穿孔，脓液已经流入腹腔。
20多年来，因分科而导致的“线性思维”及其思维惯性一直误导着为我治病的内科医生（包括我找过的所有省市县的内科医生，也包括我的做内科医生的父亲），他们从来就没有往阑尾炎方向思考过，因为，那通常是外科的领域。
我“死里逃生”的转折点，出现在我用“非线性思维”转请急诊科医生诊断，而急诊科医生没有先入为主的“范围”，不用“线性思维模式”，他们从病理到临床都基于“普遍联系”的非线性系统思维模式。
笔者从来没有想到，不同的思维模式竟然会决定自己的生与死。
对于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来说，不也是这样吗？
从根本上说，地震研究最终需要运用数理研究方法去弄清楚地震物理机制和危险断层的活动规律，但是这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动辄数百年。在此之前，机械地运用“分门别类、精确计算”的数理研究方法，往往引导主流地震学家走入短期和临震预测的误区。
这种“线性思维”及其思维惯性一直误导着主流科学家，使他们始终在短期和临震预测领域无所作为。他们也由此而宣称“地震不能预报”。
与“主流预测”的线性思维方式不同，“非主流预测”采用非线性思维方式，绕开了主流预测的“雷区”（地震物理机制和危险断层自组织临界状态的非线性突变），从地震前兆异常入手，尽力解读前兆异常信息，从而预测地震。
非线性思维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出发，采用相互联系、立体、系统、甚至模糊的思维方式。
非线性思维强调整体与联系，但不苛求深入。“非主流预测”通过监测“经验性”地震前兆异常，依靠积累预测经验，进行“经验性地震预测”，从而实现了大地震的短期和临震预测预报。1975—1976年，中国科学家、地震专家与地方政府合作，利用“经验预测”成功实现了5个6.7~7.8级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减灾实效。
（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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