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介入的中国抗日战争——陶德曼调停

日本自1937年7月7日，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在军事上投入大量兵力，以求速战速决，但因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进展并不十分顺利。为早日结束侵华战争，日本便在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势，企图利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促使国民政府投降并粉饰其侵略的本质。陶德曼调停作为其中最主要的行动，就此粉墨登场。

1937年10月1日，日本四相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对华采用采用软硬兼施，阴阳并举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日本通过德国驻日本大使赫伯特·冯·迪克逊，向德国表示日本可以与中国直接谈判，希望德国或意大利，能从中斡旋，劝告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谈判，以解决所谓的中日冲突。德国政府为同时保持在中国和在日本的利益，使日本从对华战争中脱身以加强对苏联的压力，接受了日本政府关于调停中日战争的要求。并指令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向国民政府传达了德国政府愿意调停的意向，并声称他愿做调停者。

此时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规模不断在扩大，从华北到上海，战火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此国民政府表示希望先了解日本的和谈条件。于是，1937年11月2日，日本开列了所谓中日议和的7项条件：

1. 在内蒙古组织类似外蒙古的自治政府；

2. 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华北政权仍属中国中央政府，但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

3. 上海停战区应扩大，由国际警察管理；

4. 中国停止抗日政策；

5. 共同防共；

6. 降低日货关税；

7.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当面转达这些条件后。蒋介石一方面向陶德曼表示欢迎德国调停，德国为中国的和平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另一方面则表示，假如日本无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方任何要求，国民政府如果接受这些卖国条件，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但日本如果选择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武器。等于是直接拒绝了日本的谈判条件，自此调停暂时停止。

11月下旬，在原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日本又一次请德国斡旋和谈。陶德曼12月2日再次会见蒋介石。此时，布鲁塞尔会议已经毫无结果的尴尬收场，蒋介石借助西方遏制日本的幻想就此化为泡影，同时日军在完全攻占上海之后开始向南京进逼。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表示可以和谈，但德国必须参加谈判的全过程，中国在华北的行政和主权不得改变。此时的德国外交部认为促成中日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将中国的立场制成备忘录，并于12月7日送达广田弘毅。但此时的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已经没有继续用调停来掩饰自己吞并中国的真实目的，日本政府断然否定了原来的谈判条件。为了压迫蒋介石彻底就范，日本政府决定在攻下南京以前不作与中国政府和谈的打算。并于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以后，在《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骤然追加了向中国逼降的四个条件，即：

1.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2.在日本认定的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设立特殊机构；

3.日满华经济合作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

4.中国赔偿日方损失。

以上追加的4条，已不是简简单单的卖国条款，根本就是日本赤裸裸的吞并中国条款。蒋介石获悉后，向陶德曼表示：日本人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中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同时，争取获得更多时间调集后方军队抗击侵略者，国民政府对日本方面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采取拖延策略，要求日方推迟中国答复时间。日本虽然同意把时间推至1938年1月15日，但同时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制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的根本方针》，决定如果中国政府不来求和，那就设法加以摧毁，将扶持建立新的中国政府。

1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声明：“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条件。1月16日，日本通知德国，日本决定放弃由德国帮助进行的中日和谈。同时，日本近卫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支那。与之针锋相对的，国民政府也于18日发表宣言，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同日，日本撤回驻华大使，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也于20日离开东京回国，从此两国关系断绝。19日，德国声明不再调解中日纠纷。至此，陶德曼调停彻底结束。

自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根据与德国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为由，要求德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往来，希特勒在考虑到东亚战场上日强中弱的格局后，最终选择了日本，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自此中德关系进入冰点，这迫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地投向了英美，在英美与日德的冲突中苦苦寻求国家生存之路，八年抗战虽然艰难，但战争的洗礼最终使中华民族得以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