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猪鬃：被遗忘的抗战时期最紧俏“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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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行人看来，猪鬃不过是从猪身上拔下来做刷子的毛，很难将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将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相联系。

猪鬃主要指猪脊背部长而硬的鬃毛。猪鬃具有根条均匀、软硬适中、油性大、韧性好、弹性强、耐湿、耐热、耐酸、耐磨擦等特点，并有天然叉梢，吸附性能良好。用它制成的刷子，油漆时挥刷自如，而且能耐高温，用途极其广泛。

而到了战争时期，在军事工业中，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枪、大炮的枪管、炮筒，更是一样也离不开猪鬃。

1 中国的猪鬃全世界最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把猪鬃连同鸭毛（因为轻暖可作飞行员的服装或士兵用的睡袋）列入了战略物资A类，价值与军火一样。鸭毛分量很轻，一吨鸭毛可以做很多军服或睡袋，而且世界各国都有，所以并不紧缺。猪鬃就不同了，全世界唯有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所有参战各国要想给他们的武器刷上油漆，不至于让那些武器裸露着铁体钢身上前线，那就一定要用中国的猪鬃。

从世界猪鬃的主要分布地带看，以区域而言，中国理应为龙头老大。当时中国猪鬃的分布地区，也确实广大。因为养猪是中国农村的重要副业，全国大部分人民肉食亦以猪肉为主，加上自然气候条件因素（北温带以及寒带南部产量最高，品质亦最佳，温带次之，热带量少而质低），养猪区域几乎遍及全国。

中国猪鬃种类分为黑鬃、白鬃、黄鬃及花鬃四种。黑鬃产区最广，但品质不佳。白鬃产区次之，质高价昂，其中四川荣昌、隆昌所产的白鬃品质最高。黄鬃与花鬃分布最少，仅四川、云南及贵州有产。黄鬃系取自野猪，鬃长而硬，弹力强，品质佳，最适宜制刷，故价格高于家猪鬃。花猪是白猪与黑猪混杂交配所生的变种，其鬃弹力很强。

世界其他地区呢？美洲以美国及巴西产量较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波兰与芬兰的黑鬃，以及苏联西北利亚的白鬃（苏联并有黄鬃），均活跃于世界猪鬃市场。大战以后，苏联优良的奥加卡斯（Okatas）、珍尼渥斯（Genevas）及道渥斯（Dowors）等猪鬃均已绝迹，且因宰杀小猪，停止豢养大猪，以致猪鬃长度均比中国的短，故其输出数量大为减少。波兰与芬兰猪鬃产量亦见减少。代之而起者，欧洲为德国，亚洲为印度。但印度猪鬃受气候影响，鬃毛柔软，茎根细薄，钢性大逊，洗漱程度亦欠完善，不适于制成油漆毛刷，难与中国猪鬃争衡。非洲的南非，猪鬃亦有出口，但其整理工作比较粗劣，根本不是中国的竞争对手。

2 全世界“鬃荒”严重，价格猛涨

据档案史料记载，中国猪鬃年产量战前平均为65100公担，由于受战争影响，抗战时期降为38640公担。以省区而言，四川居全国首位，战前平均产量为9000公担，约占全国总产量14%；次为湖南，战前产量为6000公担，约占全国总产量10%；再次为江苏、江西、广东等省。

中国猪鬃产量已如上述，出口量战前战时也有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内销约占了30%，外销约占了70%。根据海关出口记载，我国猪鬃逐年输出量，大致徘徊在4000公吨左右。

抗战最初五年中，虽我国东部海岸全遭日本封锁，然尚能利用西南方面的国际路线，发展对外贸易，我国之猪鬃输出量并没有急剧减少，勉能维持旧状。1937年输出了4045公吨，1938～1940年年均输出3500公吨，1941年尚输出了2740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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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的对外通路几乎完全断绝，国统区仅赖云南与印度之间的空中航线及穿越中国西北新疆到苏联的漫长而艰险的陆路与外界相连，猪鬃输出数量乃直线下降，一蹶不振。

1942年仅输出64公吨，1943年亦仅输出272公吨。然事实上减少的程度，或不至于如此严重。因抗战后期走私盛行，偷运猪鬃出境势所难免，以致海关记录大减。1944年时，因实行“驼峰”行动，由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负责航空运输，猪鬃出口渐有起色，几乎达到了2000公吨。

全世界猪鬃供给量年约6000公吨左右，战前我国即占75%以上。战时因交通受阻，中国的猪鬃运不出去。其后果就是参战各国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更加需要猪鬃，来源却少了，便造成全世界“鬃荒”严重，价格猛涨。中国的猪鬃成了紧俏的军用物资。

老报纸上关于中国猪鬃畅销美国纽约的报道

3 世界的军火商盯着中国的猪鬃

美国历来为中国猪鬃的最大市场，中国每年猪鬃的输出量，美国恒占30%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作为同盟国的“民主兵工厂”，对中国的猪鬃需求更大。1936年开始，就成扶摇直上之势，该年输往美国的猪鬃量占中国猪鬃输出总量的40%以上，1939年又增加到50%以上，至1940年更增高至60%以上。当时全美国有四五百家制刷厂，甚至美国每个州的监狱都有自己的制刷厂，这些制刷用的原料几乎都来自中国。

二战中，美国政府不仅把猪鬃列入了战略物资A类，甚至把猪鬃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苏联、英国等同盟国也将猪鬃列为急需的战略物资。1939年，美国政府训令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把重庆出口的猪鬃全部运美，中国政府表示同意。但当时，苏、美、英三国都急需猪鬃，美国人的狮子大开口令英、苏两国眼红。为了分配猪鬃，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分配机构，由三国代表团共同参加，负责交涉如何从中国取得猪鬃，并协商如何分配，“利益均沾”，事情才算了结。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以令美国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中国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路、滇越路等都相继断绝，盟国所需的中国战略物资的出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美国市场“鬃荒”严重。

美国政府随即颁布了“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2英寸以上猪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军需，民间（主要是油漆业）只能使用混合毛刷（其中猪鬃用料，限55%），实行管制；制造混合毛刷也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证明。

从此，美国制刷厂的产量就大大缩减，许多刷厂甚至用旧刷和被油漆胶着的干刷加工后的猪鬃作原料。美国急需猪鬃。这时，美国不惜用飞行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中国航空公司新开辟了中印航线，可以使用美国飞机把驻华美军的军需品和军火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和宜宾。

飞虎队战机

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航线，美国飞机要飞越海拔15000多英尺的喜马拉雅山驼峰，这个高度要比当时飞机通常飞行高度高出一倍，而且往往会碰到狂暴的气流，很容易发生飞行事故。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开始是把军火或军需品运到中国，卸下后空飞回印度。后来因为急需猪鬃，由美国政府指定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中国分局利用空飞机回航时装运出口。

最后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由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负责运输。由此可想，中国的猪鬃对战争是多么的重要。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了用武之地。

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另一方，对猪鬃也是极力搜罗。它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天津、徐州、上海、汉口、广州五大走私据点。一方面，在上海、香港的金融市场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基金，另一方面，大肆向中国大后方走私倾销日货，以日货换取战地输出品，如茶、丝、猪鬃、植物油及牛羊皮等，同美国换取军火及军用物资。

陈纳德

轴心国德国战前就购取和储存中国的重要战略物资了。1936年3月，德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合同，规定在一亿金马克限度内，国民政府可以向德国购买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由国民政府以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作为抵付，借款年息五厘，国民政府先将农矿产品启运交付，然后德国才供给军火及器材。德国通过有军方背景的德商“工业产品商贸公司”（也称合步楼公司）来办理此事。该合同开了中国同外国贷款易货的先河。

抗战时期，德、美、苏、英以上述方式获取了中国大量的战略物资。

飞虎队员奔向战机

4 小小猪鬃对抗战贡献大

对中国来说，首先实战中需要猪鬃，大家有目共睹。重要的是抗战时期，猪鬃出口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1937～1945年9年间，中国出口猪鬃外汇收入达3000万美元。美国在1940年贷给中国的钨砂借款不过2500万美元。1941年，国民政府发行30年还本用以修筑战时中国最重要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的金公债，也不过是1000万美元。可见，靠猪鬃出口所得的外汇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民国时期猪鬃特税印照

抗战时期中国的猪鬃还有特殊的用途，它是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货物的重要物资。抗战期间，中国急需大量的军火，外汇又紧缺，只好用自己的传统出口物资钨、锑、锡、丝、茶、桐油、羊毛、猪鬃等作价偿还，史称“易货偿债”。

自德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合同后，1938～1944年7年中，苏联、美国、英国先后与中国签定了12种贷款协议，三国借款总数达11亿美元。借款最多的是美国，占了56%，苏联居第二位，占23%，英国占了21%。如此巨额借款，均靠出口债权国指定的物品偿还，猪鬃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1942年3月23日，宋子文与美财政部长摩根索签订了中美贷款协定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战略物资的管理。1937年10月，即全面抗战爆发后三个月，国民政府就设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以应付战争的紧急需要。考虑到对外贸易同外汇、对外借款协定的履行以及总的经济动员密切相关，1938年2月，该委员会的工作移交给了财政部下属的对外贸易委员会。整个抗战时期的猪鬃收购运销，均由贸易委员会的富华贸易公司（后为复兴公司）办理。1939年9月，行政院核准公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1940年2月又加以修正，对猪鬃实行统销。不久，又实行统购统销。自1938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对猪鬃等外销物资实行了几乎八个整年的统购统销政策。在此期间，计收购到猪鬃8万多公担，价值法币70.95亿元。猪鬃在对苏、对美、对英的易货、购料、偿债方面，以及完成其他外销任务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5 蒋介石指令以猪鬃换美国人的汽车

抗战初期，中国沿海门户被日军关闭，海运没有了。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粤汉铁路等随即中断，滇缅公路作为大后方进出口物资的唯一通道，显得更为重要了。1939年春，鉴于陆路运输任务加大，需要更多的车辆，蒋介石亲自指令专管滇缅公路的西南运输处，负责收购6000至8000箱猪鬃，和美国人换汽车。

“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上的车队

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宋子文弟弟）起先找当时经营外贸的中央信托局主管孔家大少爷孔令侃。大少爷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派人四处收购猪鬃，但在市面上只收购到少量的猪鬃，根本无法完成蒋介石限定的数量。孔令侃心里明白，要收购到这么大量的猪鬃不能不找猪鬃大王古耕虞。找来古耕虞要求强制供应，古耕虞却不买他的账。后来还是通过贸易委员会理顺了关系，蒋介石指令才得以完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政府派出一名特使来到重庆，就“易货偿债”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值得一提的是，特使离美前，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在重庆会见大名鼎鼎的拥有红色虎牌商标的古青记老板古耕虞。出面与特使谈判的是代表官方的复兴商业公司。该公司与古素有芥蒂，他们不希望古耕虞参与谈判，但既然是特使特邀，也只得作罢。

猪鬃制品

谈判伊始，那位特使首先申明：他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国要3～6英寸的长鬃10000箱，并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保证供应。尽管谈判中已经谈妥了价格、运输等事宜，美国特使仍担心中国政府说话不算数，又另约了古耕虞等几个有名望的大商人，在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的公馆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等古耕虞等人点了头，美国特使才放心地离去。这位特使回国后，写了一本书，题为《小小的猪鬃》。为此，他获得了一枚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当时坚持抗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在重庆时也很关注这些用来“易货偿债”的战略物资，最初关心的是桐油，曾数次接见桐油大王李义斋，后转而关心猪鬃，有意与猪鬃大王古耕虞来往，并多次夸奖他“为抗战立了功”。

猪鬃大王古耕虞

为适应抗战需要，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猪鬃仍然大规模地生产和出口；而猪鬃的出口贸易，对维持国民政府的债权、换取抗战建国的急需物资及外汇等方面，作用不可低估。客观上，中国的猪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时的猪鬃大王古耕虞后来曾感慨地说：“全世界反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期间，从当时中国经济力量来说，我们能在经济上向世界人民作出贡献的，就是这么一些东西了。”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夸口，猪鬃有功于中国的抗战，中国的猪鬃更有功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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