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白生 | 非洲文学的彼岸情结

【作者简介】

赵白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世界生态文化组织主席、世界文学学会会长。曾获北京大学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2016年）、德国弗赖堡大学高级学者奖（FRIAS Senior Fellowship, 2011/ 2013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教学奖（2007年）、哈佛燕京学人奖（Harvard Yenching Fellowship, 1999-2001）、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8年）、赵萝蕤英美文学奖（1997年）等。

专著、编著、译著、合著有：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2013)、《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2012年）、《哈佛读本》（2010年）、《欧美文学论丛·四》（2005年）、《传记文学理论》（2003年）、《肖像》（2000年）、《元首传》（1995年）等，还为中央电视台翻译了120多万字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并担任央视《朗读者》节目两季的评点专家。

非洲文学的彼岸情结

非洲文豪流落异邦，四海为家，可偏偏不来中国，为什么？雾霾乎？语言吗？待遇问题？价值观冲突？本·奥克锐移居英伦，本·杰伦长住法国，库切别恋澳洲，阿切贝、索因卡、恩古几似乎全都情愿老死于星条旗下。

非洲作家的彼岸情结，浓矣!

追根溯源，非洲作家的彼岸情结，不难理解。首先，殖民教育造就了非洲与欧美的文化亲缘性。老一代的非洲作家，要么在非洲本土接受教育，要么负笈欧美，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西方教育的 “特殊产物”。这一点， 阿切贝写得极为明确：

伊巴丹大学学院，1948年11月开门办学。英国殖民统治末期，它算是西非高等教育的新实验。它的教学大纲和学位设置，均以伦敦大学为模板，并由它监管。我的英语教授，全是清一色的欧洲人，来自英国和欧洲的各大学。他们所教的作家，跟他们在本国大学讲授的作家，除了小异一二之外，几乎全部大同：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华兹华斯、科勒律治、济慈、丁尼生、豪斯曼、艾略特、弗罗斯特、乔伊斯、海明威、康拉德。 [1]

看了这么长串的名单，中国读者也许会想当然，这些欧美经典作家跟非洲八竿子打不着，非洲学生读了，一 定会昏昏欲睡。其实，情况似乎相反。这些作家，不少人跟非洲有着不解之缘。莎士比亚刻画过非洲的摩尔人奥赛罗，其情其景，令人撕心裂肺。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也曾冒险于非洲内陆，所到之处，令人毛骨悚然。艾略特的《荒原》多处笔涉非洲，凡所点染，让人泪泉涌动。海明威写过非洲的名山，猎奇心态，跃然纸上。当然，那一批作家里，写非洲最出彩者，也是挂彩最多者，非康拉德莫属。出彩，是因为其描写非洲，笔法刁钻，入木三分。挂彩最多，原因是，他没有把非洲人当人写，至少非洲作家这么看，所以，群起而攻之。无怪乎，康拉德成了权威的 “反面教材”。

针对欧美作家，“反着写”，而非“顺着写”，是非洲作家的拿手好戏。库切写《福》，接续了鲁滨逊的故事，多少有点颠覆笛福的味道。阿切贝声讨康拉德，不遗余力，他的小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众多有血有肉有灵的非洲人。塔耶博·萨理的笔下，“反着写” 的背叛意味更加明显。他借《向北迁移的季节》主人公穆斯塔法之口喊出了：“我不是骗子，奥赛罗是谎言。” [2] “反着写”，表面上看，是 “颠覆”，是 “背饭”，是 “反其道”。实际上，这种写法，不过是揭示了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就像让人看到了一枚钱币的反面。非洲作家反写的灵感，依然来自彼岸的欧美作家，割不断的还是跟欧美的文化亲缘性。

政治迫害，是另一主因，导致作家远离非洲，遁入欧美彼岸。穆法里里上了南非白人政府的黑名单，长期遭受打压，生计维艰，只好一走了之。萨达薇政见卓异，不见容于埃及当局，身陷囹圄。恩古几早被视为肯尼亚政客的眼中钉。几度周旋，他被整入大牢。接三连四，索因卡也因尼日利亚政客们上下其手而锒铛入狱。释放之后，绝望之余，他们别无选择，离开故土，最终一个个栖息于 “希望之乡”—— 新大陆。

非洲老辈作家具有浓厚的彼岸情结，新锐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阿迪奇、布拉娃友、柯尔、哈比隆等后起之秀，一旦书成名就，也一窝蜂地离开非洲这块是非之地，侨居大洋彼岸。人才外流，“大脑枯竭”，乃普遍的 “非洲现象”，也是第三世界的通病。然而，具体到作家身上，这种现象未尝不是好事。非洲作家的彼岸性，至少让他们拥有两大优势。

国际吸金，即其一。小到作家的接受国际奖金，大到书籍的全球营销，其作用绝非 “锦上添花” 和 “雪中送炭” 所能涵盖。阿迪奇荣获麦卡瑟 “天才奖”，奖金高达五十万美元。而她的小说，全球销量更是惊人。世界视野，乃其二。只要稍稍涉猎恩古几的近作《全球诗学》，论断之宏阔，令人眼界大开。库切低调成瘾，可是，我们细究一下他的两部评论集《奇异的海岸》和《思想操练》，腹笥之富，让人叹为观止。以色列的奥兹、德国的穆泽尔、俄罗斯的屠格涅夫、捷克的卡夫卡，英国的莱辛、美国的福克纳、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等，当然还有非洲的诸多作家，在他笔下，无不涉笔成趣，落墨即金。

然而，非洲作家的彼岸情结，也有负面效应。具体到作品上，我们发现，小说的主人翁往往带有一种离心的世界性。戈迪默的小说《更待何时》，所描写的人物，最终目的就是想逃离南非，奔赴异域。布拉娃友的《我们需要新名字》，主角还有其朋友一一离开民不聊生的非洲某南部国家，远走他乡。阿迪奇的 《美龟》也是如此。“美龟” 在尼日利亚有特别的含义，是指那些从美国归来的尼日利亚人，颇似中国的 “海龟”。“美龟” 的特殊教育和特殊经历，构成了他们的特殊背景，在尼日利亚人心中有着耀眼的光环，激起了他们对彼岸国度的无限遐想。最近十年，这类作品还有不少，其相似点一目了然：主人公多半身在非洲，心思彼岸。这种离心的世界性，究其实质，仍然不外乎一个中心——以欧美为内核的西方中心。

非洲的世界性为什么是离心的？蘅丽塔·罗斯-英尼思 (Henrietta Rose-Innes) 的短篇小说《毒》似乎提供了理想的答案。小说因获得凯恩奖而广受关注。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讲述了某地的一家化工厂爆炸，一时间毒气弥漫，人们为了活命，纷纷逃亡。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因为它是非洲寓言：它所描述的不仅仅是非洲的自然生态，更是它的政治生态。当一个地方灾难频发，不断地释做出毒素的时候，谁还愿意在那儿久留呢？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非洲作品的主题也离不开彼岸情结。

非洲作品的主题，具有彼岸性。这一特点受到了本·奥克锐的抨击。二O一四年底， 他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黑人作家之所以不能成就伟业，是因为过分关注作品的主题。黑人创作引人瞩目，靠的是主题，而非艺术：

伟大作品的卓越处，在于流淌其间的自由之力。然而，一旦涉及黑人和非洲作家，我们的感知就异化了。他们是否重要，考量的标准倾向于只看主题。我们读福楼拜，看其美；读乔伊斯，看其创新；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看其诗意；读筒·奥斯丁，看其心理描写。可是，读黑人和非洲作家的小说，关注的却是奴隶制度、殖民主义、贫穷、内战、监禁、女性割礼。总之，这些主题恰恰反映了非州和黑人的问题，正符合外部世界对非洲的感知，投其所好。非洲作家吃的是主题饭。[3]

真正关注黑人作家和非洲作品的 “外部世界” 是哪些呢？拉美？中亚？中国？显然，这里的 “外部世界”，细究起来，不外乎非洲彼岸之欧美。彼岸读者对非洲的 “期待视野” 是 “奴隶制度、殖民主义、贫穷、内战、监禁、女性割礼”，非洲作品就贴心服务，“投其所好”。可见，非洲文学大打主题牌，背后隐含的还是其彼岸情结。

本·奥克锐对之口诛笔伐，自然在理。可是，奥克锐的雄文，非洲评论家并不买账，冷嘲者，有之；热讽者，更有之。有人甚至干脆写出这样的标题 “非洲作家不需要奥克锐来教训”。奥克锐的问题出在哪里？

细读奥克锐的文章，特别是上述引文，我们看到，他的文学神庙里，供奉的是福楼拜、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丁。他们作品的美、创新、诗意，还有心理描写，我们不可否认，且推崇备至。然而，难道非洲就没有与之匹敌的作家吗？戈迪默、索因卡、阿切贝、库切，这些非洲作家，难道不也在艺术上大翻跟头，各有建树吗？奥克锐的问题就在于，他所顶礼膜拜者，全是西方文坛的神。骨子里，还是彼岸情结在作祟。

非洲作家如此，非洲作品如此，非洲文学的奖项也是如此：彼岸情结，根深蒂固。

文学大奖，说她是春药，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可事实如此，并非 “猥言” 纵听。每年10月，诺奖甫一宣布，记者首先躁动，像吃了药一样， 大肆渲染，语不 “哗众” 死不休。出版者也像吃了药一样， 立马亢奋，加班加印，通宵达日，迫不及待。听到消息，作者受宠若惊，兴奋异常，往往彻夜难眠，更像吃了过量的猛药。

文学大奖的春药效应，世界如此，非洲也概莫能外。奖金的物质鼓励，非洲作家求之若渴；新鲜的精神刺激，非洲作家甘之如饴；广泛的国际认可，非洲作家更是翘首苦待。大奖之功， 不可小觑。非洲本土的奖项，林林总总，也有一些，可似乎总不能激起大的舆论波澜，也难以让非洲作家心底涌起持久的兴奋。就南非而言，屈指数来，其文学奖，荦荦大者，就有 “处女作新秀奖” (First-time Published Author Award) 、“娜丁·戈迪默短篇小说奖” (Nadine Gordimer Short Story Award)、 K. 塞罗·德艺克文学纪念奖” (K. Sello Duiker Memorial Literary Award)、“文学翻译家奖” (Literary Translator Award)、“诗歌奖” (Poetry Award)、“非虚构创作奖 (Creative Non-fiction Award)、“终身成就奖” (Lifetime Achievement Literary Award)。这些奖项，统一冠名 “南非文学奖” (South African Literary Awards- SALA)。当然，南非的文学奖远不止这此。但这些非洲本土的文学奖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影响上无法跟非洲文学的国际奖媲美。

原因何在?

奖金悬殊，是原因吗？诺贝尔奖、布克奖这类国际大奖，奖金固然丰厚，但它们不是非洲文学的专门奖。非洲作家心知肚明，他们可望之，但不可求之。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意外之喜，偶尔也会光顾默默笔耕的非洲作家。诺奖跨越百年，非洲宠儿就有索因卡、戈迪默、马哈福兹、库切。 布克奖对非洲作家似乎不薄， 四十多年来，获奖者达四人次。可是，最近几年，非洲作家冲奖频频，却斩获无多。恩古几逐鹿诺奖，年年有望，岁岁落空。布拉娃友竞争布克奖，呼声甚高，却铩羽而归。阿迪奇的《美龟》，既叫好，又叫座，却无缘英联邦奖，更跟布克奖沾不上边。

然而，二O一四年，非洲作家并非颗粒无收。莫桑比克作家米阿·库拓 (Mia Couto)折桂，荣获牛斯达德国际文学奖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ure)，奖金高达五万美元。该奖素有 “美国诺贝尔” 之称，因获奖作家最后获诺奖概率甚高。索马里作家迪里耶·奥思曼 (Diriye Osman) 一鸣惊人，摘得 “波辣里处女作奖” (Polari First Book Prize)。这是非洲作家第一次获此殊荣。 不过，奖金只有区区一千英镑。此奖专门鼓励描写某类特殊人群，即LGBT (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ansgender)。世间若有最佳文学搞笑奖，我想，“性爱描写糟糕奖” 应当之无愧。这个奖的全名是 “《文学评论》小说中性爱描写槽糕奖” (Literary Review Bad Sex in Fiction Award)。布克奖得主本·奥克锐指点江山，粪士文坛群贤，俨然文坛霸主，却被戴上这项 “桂冠”，谁能想到？但看看这个奖的历史，我们就恍然大悟，莞尔一笑。入围作家有J. K. 罗琳和村上春树，获奖作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诺曼·梅勒和汤姆·沃尔夫。大牌云集，我们就知道，评委们看来是 “谁红跟谁急”， 所以，我们不妨 “美其名曰” “佛头着粪奖”。好事者不禁会问，这个奖，奖金几何？评委或许会说，即使有，谁愿来领?

话说回来，获奖增加曝光率，提高知名度，推动销售量，刺激阅读欲，这才是作家梦寐以求的。以迪里耶·奥思曼为例。获奖前， 此公籍籍无名，一旦获奖，BBC、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每日电讯 (Daily Telegraph) 等各大媒体，或访之，或评之，往往见好猛夸，锦上添花，使尽 “造星” 之能事。

可见，欧美奖项的光环效应，才是非洲作家所看重的。以凯恩奖为例。此奖的国际运作，颇有登高一呼、万众仰慕的功效。它在牛津大学颁奖，然后各类活动，为期一周， 诸如读书会、签售活动和新闻发布。奖金无比丰厚，区区一部短篇小说，获奖金额高达一万英镑，颇有千字千金的意味。难怪西方各大媒体径直冠之以 “非洲的布克奖”。说它是 “非洲的布克奖”，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该奖只奖给非洲作家，所以是 “非洲的”，而其命名者麦克·哈里斯·凯恩勋爵 (Sir Michael Harris Caine) 曾任布克集团的掌门人。

凯恩奖的本意是给非洲文学施肥。没有想到的是，有时所起的作用居然是 “催肥”。这个副作用，非洲作家伊克海德· R. 伊克赫罗阿 (Ikhide R. Ikheloa) 论之甚详：

许多作家按其想象，曲意逢迎，以投合西方读者，讨好凯恩奖评委。“非洲创作” 奖的设立，或许造成了不必要的副作用：它滋养了一批作家，为了荣耀而把非洲刻板化了。2011年入围的作品，除了中规中矩，平庸平淡之外，乏善可陈，因为那些故事多半缺乏匠心，毫无悬念。[4]

“投合西方读者，讨好凯恩奖评委”，这是一个很重的 “指控”。是不是所有的获奖作家都这么做，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一个外来的西方大奖， 其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不言而喻。这也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催生了非洲作家的彼岸情结：以西方人的口味为口味，以彼岸的审美情趣为创作鹄的。

结尾处，讲个小掌故。年轻时，库切投靠西方无门，想来中国，并向中国使馆递交了申请。他的理由是，到中国教英文，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申请一投，石沉大海。

非洲文豪来不了中国，没有中国情结，难道仅仅归罪于使馆这个小衙门吗？

参考文献

[1] Chinua Achebe, Home and Exil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ty Press, 2000, pp. 21-22.

[2] Tayeb Salih,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Trans. Denys Johnson-Davies, London: Heinemann, 1969, p. 95.

[3] Ben Okri, "A Mental Tyranny Is Keeping Black Writers From Greatness", The Guardian, December 27, 2014.

[4] Ikhide R. Ikheloa, " The 2011 Caine Prize: How Not to Write about Africa", Next Magzine, May 20, 2011.

（本文选自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跨文化对话》第35辑，2016年第1期，第257-262页。）

转载自“外国文学文艺研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