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和草甘膦到底有什么关系？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前不久发生在美国的一起官司判决：
最近，大洋彼岸的美国一起官司引起国内媒体关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裁决：孟山都公司刻意“隐瞒草甘膦除草剂危害”，致一名美国园丁约翰逊罹患癌症，判决孟山都赔偿2.89亿美元。
孟山都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通过转基因种子实现对草甘膦除草剂的捆绑销售，世界上绝大部分转基因作物都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所以，很多西方媒体又称草甘膦为“转基因伴侣”。
草甘膦是一种广谱除草剂，其除草机制是抑制植物体内EPSPS酶的合成，终导致植物死亡。
1976年美国孟山都公司草甘膦类除草剂——农达问世。
目前美国的转基因作物有90%以上转入了抗草甘膦的基因，全世界则有85%以上的转基因作物是抗草甘膦的。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转基因作物都打了抗草甘膦的“疫苗”，所以喷洒草甘膦除草剂除草时，杂草都会被杀死，而这种转基因作物因为对草甘膦产生了抗性，所以不会被杀死，这样就便于除去杂草。
那么问题来了，有人会说虽然世卫宣布草甘膦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但这只表明了草甘膦的毒性，而与转基因本身的安全性无关。
好吧，我们来解读一下：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就是设计来抵抗草甘膦的：若不是为了方便地使用草甘膦，这种转基因作物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只因有了这种转基因作物，才导致草甘膦的大量使用。
孟山都公司的旗舰产品除草剂配方农达（Roundup），就是以其拥有多项专利的草甘膦为主要除草剂成分的，设计这类转基因作物就是为了与转基因种子捆绑销售农达除草剂，达到谋取最大利益的目的。所以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和草甘膦是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没有这类转基因作物，就不会滥用草甘膦，而如果草甘膦因其毒性而被限制或禁止使用，那么这类转基因作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转基因作物播种前后、发苗和生长期间以至收割前，可以反复多次喷洒草甘膦以除去杂草，甚至在某些发达地区，可以开着飞机大面积喷洒。而农达配方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和其它助剂能确保草甘膦渗透入杂草和作物内部，这样杂草是被杀死了，而作物上的草甘膦根本无法洗脱降解，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草甘膦在作物上大量残留。
结果草甘膦的残留实在太多了，超过了美国政府允许的最大残留量，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将残留限量提高，否则该类转基因作物根本没法种植。美国环保署（EPA）于2013年将大豆草甘膦允许残留量从20ppm提高到了40ppm，同时还提高了许多其它作物和食品的允许残留量。据报道，目前用于食品的转基因大豆中的农达残留量，甚至达到了孟山都过去所认为的“极端”的程度。这再次说明草甘膦与此类转基因作物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由于长期大面积大量喷洒草甘膦，造成杂草抗性也逐步增加，最后形成超级杂草，因而必须使用更大量的草甘膦来除草。这种恶性循环导致草甘膦的使用量在美国增加了二百五十倍，从1974年的四十万公斤增加到2014年的一亿一千三百万公斤。全球的使用量则增加了十倍以上。
也许有人会说非转基因作物也会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可非转作物使用草甘膦时，只能在播种前使用，而播种发苗后再使用草甘膦，只能小心翼翼喷洒在作物周围，避免接触到作物，否则不仅会杀死杂草，连作物也会一并杀死。因此，非转基因作物虽然也会使用草甘膦除草剂，但是在作物上却不会造成残留。国际期刊《食品化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点，经检测，转基因作物上草甘膦残留量惊人，而常规作物和以有机方式种植的作物上基本没有草甘膦残留。
还需要指出的是，针对超级杂草的出现，孟山都公司又设计了新型抗除草剂作物，不仅能抵抗草甘膦，还能抵抗2,4-D、麦草畏等除草剂，这样就可以同时使用多种除草剂，以达到消灭超级杂草的目的。而2,4-D的前身就是越战中臭名昭著的落叶剂橙剂，刚刚在今年继草甘膦之后，被世卫癌症研究机构IARC归类为可能致癌物。与前述同样的道理，这种抗多种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会造成多种除草剂残留，其协同毒性比单一除草剂的毒性更大。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杂草抗性不可避免地逐步增大，除草剂的用量也会同步增加，最终能抵抗多种除草剂的超超级杂草的出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这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技术必然带来除草剂用量大增、残留量大增、杂草抗性大增，形成恶性循环，该种技术的先天缺陷是与世界粮农组织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战略背道而驰的，不应该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世界粮农组织在认识到“有关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构成影响的潜在风险”的同时，还宣布“我们并不需要用转基因生物来解决当前的世界饥饿问题”。
现在的话题又回到了本文开端提到的：美国法院判决的核心问题在于草甘膦的致癌性问题，而崔永元纪录片早在2013年前就指出了这个问题：“转基因伴侣”草甘膦。
央视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在与方舟子的一次口舌之争后走上反转之路。2013年9月8日，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崔永元回应说：“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为了搞清转基因的问题，他辞了央视主持人工作与方舟子斗，并自费远赴美国调查转基因，拍了一部转基因纪录片。
纪录片中，一位叫南茜·斯万森的大学教授，展示了所谓“草甘膦使用量和疾病高相关性”的关系图，南茜·斯万森在接受采访时说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可达0.96以上，并暗示了草甘膦是导致这些疾病的元凶。纪录片多次提到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问题。
时间到了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全世界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卷》正式公布：草甘膦是2A类致癌物。称草甘膦农药可能会引发人类淋巴腺癌和肺癌。这是全世界科学界对草甘膦致癌最权威的科学结论。
2017年起，美国800多名癌症患者开始发起对孟山都的诉讼，称草甘膦除草剂使他们患癌，此后又有数百人以类似理由起诉孟山都，其中就包括这次美国法院判决2.89亿美元的患者约翰逊。判决的主要证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结论等。
谚语有云：“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罢了。
本文结尾要给大家说一句：
每一个伟大都是从嘲笑和质疑开始的，支持崔永元先生！
附：崔永元赴美调查转基因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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